秦司乐官署“外乐”的设置及职能——以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乐人讲”践更外乐为中心的讨论

外乐对自由民乐人的组织和管理,与外乐采用践更的服役形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年律令·史律》中的杜主祠乐人以践更的服役形式而与大祝所形成的“属”的关系,既反映了同样是自由民乐人的杜主祠乐人与践更服役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同时也揭示了大祝在自由民乐人所从事的乐事活动中所负有的组织和管理职责,这就为了解外乐所职掌的乐事活动的特点和性质创造了条件。有关外乐的设置及其与其他司乐官署关系的问题,不但需要以秦咸阳宫为地理坐标的内、外方位视阈来考察,还需要从渭北宫城与渭南郊庙礼仪中心的内、外用乐需求的角度出发来审视。外乐是职掌渭南郊庙礼仪用乐的司乐官署。

基于个案分析的民间音乐家角色功能研究

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各种传承与传播活动中,民间音乐家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但学界关于民间音乐家角色功能的研究相对缺乏。文章以两种不同类型民间音乐家为研究对象,认为虽然二者在社会事务的分工上有所区别,但在民间文化向“公共文化”转变过程中,其社会记忆和音乐技能在传统音乐传承与传播方面起到了同样的促进作用。作为礼俗活动的氛围制造者和秩序维护者、文化活动的参与者和传播者、民间技艺和历史记忆的传承者,民间音乐家们不仅赋予了角色职能新的价值,也为民间礼乐构建了新的“意义空间”。

对个体表达的深度描绘——以《中国音乐传记》为例

文章介绍在西方民族音乐学领域兴起的个人传记潮流以及它对中国研究者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启示。近期出版的英文论著《中国音乐传记》被作为一个案例来说明这股潮流在中国音乐领域的实践,旨在帮助读者去理解所有那些融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个完整的中国音乐的概念———它应当是一个由所有那些来自不同社会、文化和地域背景的知名或不知名的音乐家们共同构成的一个概念。

正典不拒绝民谣与摇滚——从鲍勃·迪伦获诺奖说起

2016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摇滚歌手和民谣诗人鲍勃·迪伦,令人倍感惊讶,尽管获奖者曾屡被推荐与提名。惊讶的潜在原因主要是迪伦的流行音乐艺术家身份,这与长期以来人们把诺奖与所谓主流严肃文学等同的意识密切相关。其实,以鲍勃·迪伦对当代文化的贡献、高度的成就和影响力而言,他获奖名至实归。就这一现象,本文从诗歌起源及原初特征、文学观念的历史变迁、文学与艺术的密切关系、大众文化的生命力等因素,说明迪伦获奖的积极意义,包括引发理论界关于文学或文学属性、功能及传播方式的思考。

张扬多元音乐文化 倾心双重乐感研究——音乐学家张欢教授述评

近些年来,长期处于多民族学生音乐教学第一线的音乐学家张欢教授,全身心地投入多元音乐文化教学的研究,尤其是率领他的教研团队大规模地开展对双重乐感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成为这方面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在音乐学人才培养和人才的发掘与任用方面,他是一个辛勤的园丁和慧眼识才的伯乐。在组织音乐活动,推动音乐事业发展方面,他又是一个出色的音乐活动家。

焦作乐户行会组织——“郑王会”初考

文章依据作者田野调查实录和古文献资料,对焦作市民间乐户信仰郑王及郑王会做了初步考述,认为郑王即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朱载堉,探讨了朱载堉的出生日期及郑王会的形成与消亡原因。

《二泉映月》的创作源泉与艺术成就

我国杰出的民间音乐家阿炳一生坎坷 ,虽遭生活磨难和种种打击 ,受尽辛酸凌辱 ,但他性格倔强 ,人残志坚 ,视音乐为生命 ,广采博收民间音乐 ,创作了许多具有浓郁民族风格和永久艺术魅力的乐曲。《二泉映月》是阿炳创作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以其委婉流畅的曲调 ,无限深邃的情感 ,深深打动了千百万听众 ,成为世界乐坛的名曲 ,堪称我国民族音乐文化宝库的一颗璀璨明珠。

为他(她)佩戴金色的花环——对杰出民间音乐家价值的再认识

民间音乐是传统音乐的基石,民间音乐家对传统音乐文化贡献巨大。然而,我们对民间音乐家甚至杰出民间音乐大师负载的优秀传统音乐遗产的巨大文化价值尚缺乏必要的认识和正确的估量。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社会生活网络信息化,自然文化生态失衡成为严峻现实的今天,重新认识民间音乐的价值,通过制度或立法为硕果仅存的杰出民间音乐家佩戴上“金色花环”,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从官养到民养:腔种间的博弈——乐籍制度解体后戏曲的区域、地方性选择

本文对乐籍制度解体前后戏曲发展演化特定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进行剖析解读,重在乐籍制度存在之时戏曲的发展规律,乐籍解体之后引发社会反应所采取的措施,从官养与民养、腔种博弈、官戏与土戏理念的对应关系角度进行把握,彰显乐籍制度解体在戏曲界所产生的诸多变化以及区域、地方性选择的意义。

中古乐工围绕平城的流动迁移与聚合地理文化证

中古时期的平城,是拓跋鲜卑人建立的北魏都城所在。北魏在向汉地制度靠拢过程中,从根本上改变了少数民族政权的传统走向,为民族融合与社会发展打下了制度化基础。在中古混乱的局面下,北魏广纳中原乐工于平城,大力推行改革,使自身音乐文化获得了本质性的变化和卓有成效的建设,随着民族频繁交往,胡俗诸乐部咸来会集于平城,为隋唐音乐艺术发展打下制度与文化的基础。

传统的发明与文化的转型:当代土家族乐人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反思

当下土家族传统文化艺术正处于有史以来最为活跃的阶段,各类型艺术品种被不断发明与建构,且远远超过本土乐人接受、实践、推广的速度,在这种"水土不服"的状态下,催生了乐人对于自我文化身份的焦虑与敏感。在"民族边界弱化"的大文化背景下,民间艺人与非遗传承人因身份的差异性,而导致当代土家族传统音乐文化两种完全不同的传承及认知体系。只有不断强化"族性"文化身份认同,加强地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才能保持土家族传统音乐文化良性循环发展。

论“名属教坊”的释义及琵琶女的身份

"名属教坊"的释义,是判断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真实身份绕不开的坎。中晚唐时期,教坊乐伎的情况复杂,教坊规模变动导致的人员聚散,演出的商业化,以及从青楼、家庭、军营与地方州县等地选拔乐人或兼职乐人等因素,都直接影响着教坊的管理。因此,"名属教坊"并不能作为判断琵琶女身份的唯一标准。结合"籍属教坊"、虾蟆陵、市井乐伎等背景,从《〈琵琶行〉并序》全文内容着眼综合分析,琵琶女青楼乐伎的身份有充足的理由,其挂名教坊应更接近于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