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过程”视域中基层形式主义的行为本质与发生机理——基于G村村规民约建设的经验分析

实现对基层形式主义的靶向治理,必须在理论上深刻把握其行为本质与发生机理。既有研究大多从静态形式与内容、结构与行动的二分出发,较少看到形式与内容的动态转化和结构与行动的动态互动。文章运用“结构-过程”分析框架,以G村村规民约建设为案例,检视基层形式主义的行为本质,分析引致基层形式主义的发生过程和结构。研究发现:基层形式主义的行为本质是片面的形式追求,过度追求可视性较强、成本较低的治理形式,对可视性弱、成本较高的形式消极敷衍;基层形式主义的发生,是行动者经过成本效益的理性计算,从而程序虚化“走过场”、制度空转“摆样子”、话术精炼“做文章”;引致基层形式主义的结构性原因,是科层治理挤占了简约治理的自主空间,使基层治理形式可视性弱化并抬高了治理形式的落实成本。长远来看,根治基层形式主义需要在科层治理与简约治理之间发展出更为精细的协同互动机制。

民间习惯司法适用的经验省思——基于青海省的实践

民间习惯的司法适用是政治性很强的业务工作,也是业务性很强的政治工作。基于青海省的实践表明,民间习惯的司法适用在司法事实认定、司法调解以及司法判决等工作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同时在“制度层面”和“人的因素”上面临一定的问题。在“制度层面”上,民间习惯的司法适用缺乏健全的配套措施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在“人的因素”上,基层司法人员缺乏主动适用民间习惯的意识与能力。为更好完善民间习惯的司法适用条件,应从“制度层面”强化以司法解释、指导意见和指导性案例为主要内容的制度供给,同时从地方层面积极拓宽司法制度的建设路径;而在“人的因素”上要切实提高司法人员适用民间习惯的意识与能力,包括强化司法为民理念和重视民族地区基层司法专门队伍建设。对于多民族地区特殊的司法环境而言,还应当赋予民间习惯的司法适用以彰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基于数据挖掘的丽江纳西族民间验方主治疾病及用药规律分析

目的:对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纳西族药用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的挖掘、整理与保护研究”项目调查所得的丽江纳西族民间验方进行整理与分析,为传承和保护纳西族医药提供相关资料。方法:对验方的组成药材进行基原鉴定,对药材的地方用名、别名予以规范和统一。将民间验方按照病证归属分类整理,采用频数统计、关联分析等方法,分析验方的药物频次、主治疾病及常见疾病的用药规律。结果:鉴定972味药材的基原,对734味药材进行了药名规范,整理纳西族比较有特色的药材27种。2019首验方中共使用了855味药材,主治疾病涉及16个大类,验方数量排名前三位的依次为脏腑病及相关病、外感病、中毒及意外伤害病。治疗温疫病、脾系病的验方中主要使用中药或者与中药同名但基原有差异的地产药材,治疗创伤病的验方中多用地产药材。结论:通过药材基原鉴定、药名规范化和数据挖掘,整理了纳西族民间验方中比较有特色的药材品种、用药有地域特色的疾病,总结了验方治疗常见病的用药特点和规律。

“民间法”研究的边界及其方法拓展

法社会学的“活法”为“民间法”研究提供了对象,但“民间法”研究更需要纳入规范分析法学的框架内。以裁判规则构造为核心关注的“民间法”研究,实现了“民间法”和规范法学之间的逻辑关联。但此项研究存在着重重理论困局,外部观察者的视角使其无法捕捉“民间法”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真实运作。从学科边界拓展的视角,法社会学视野中的“民间法”研究应当进行更为彻底的社会分析,实现“民间法”研究视角由外部观察者研究到多元、综合的反身性视角转型,从而理解法律观念型构社会世界的复杂性。

村规民约赋能和美乡村建设:优势、困境与路径

村规民约既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制度。村规民约对完善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培育乡村公共精神,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自治、德治、法治融合共生的和美乡村建设秩序,有效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显著优势。村规民约与特定的地域环境、风俗习性、文化传统等密切相关,这使得村规民约赋能和美乡村建设可能存在契约困境、信任困境、程序困境、内容困境、执行困境。为更好地发挥村规民约赋能和美乡村建设的功能优势,需要以价值认同为前提要件、以因地制宜为关键基础、以党建引领为核心要义、以刚柔并济为重要抓手,不断推动和美乡村建设迈向高质量发展。

地方立法中的法律文化本土资源

现代法治建设中,国家立法与民间规则构成相辅相成的统一体,地方立法尤其需要吸纳民间规则等法律文化本土资源。本文通过民间规则之特征的比较研究,互动关系之构建的缘由探讨,以及内化融合之路径的制度设计,分析中国地方立法与民间规则的相互关联,以体现本土法律文化的独有价值以及在当代立法、执法、司法中的实际效应。

法律、民生与民间规则——兼论两岸交流制度中民间规则的作用

法律是社会交往和社会需要的产物,因之,法律也是主体交往中日常生活的公共产品。它不仅作用于人们日常的物质生活,而且也作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更重要的是,法律作为正式制度,还缔造着人们的制度生活。但法律的规定并不是完全自足的,一方面,需要关注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民间规则的作用,另一方面,当法律规定有所遗漏,或者法律规定对公民的日常生活不能调整、规范时,民间规则对救济法律的不足,就可能会派上用场。甚至即使法律对相关社会关系有所规定,在实践中也免不了法律和民间规范相互交叠地发挥作用。基于这种认识,在两岸有关民生的交流中,应当把民间规则纳入保障两岸民生、促进两岸往来的重要社会因素中。

清末民初民事习惯调查的勃兴与民间规范的式微

从清末开始的变法改制,结束了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法与民间规范浑然一体的时代。在清末民初西方化语境中日渐勃兴的民商事习惯调查,由于法律对民众生活全方位的规制、"调查"方式本身的局限及立法者对习惯吸纳过程中的改造等原因,造成了民间规范的式微,最终形成了"国(国家法)进民(民间规范)退"的大格局。在法典化成为主流的今天,立法者必须注意调适国家法与民间习惯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法律的生命力或持久性,在于能有选择地吸收拥有广泛民情基础且合乎时代需要的风习。

村规民约何以转化为实质秩序:建构机制与效能——基于18省份36个优秀村规民约的整体性分析

村规民约需要通过国家建构,在一定的条件和机制下才能转换为乡村社会的实质运转秩序。以全国18个省份的36个村规民约建构的整体性考察入手,在分析国家建构村规民约的行动逻辑及其效果的基础上,探究转化的条件机制。文本层面建构的村规民约,仍处于“嵌入”而未达到“融入”乡村社会的效果,国家建构的规则要转化为运转的乡村秩序,就必须实现国家主导性政治势能与社会主体性社会动能的良性互动,直接运用的政治势能与间接激活的社会动能需要有机结合。强化教育濡化机制、健全多主体协商机制、探索“以小博大”的奖惩机制,应当成为村规民约“深度建构”阶段的重点行动方向。

乡规民约何时出现——一个关于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

学界对乡规民约的研究已经连篇累牍,但关于成文化的乡规民约何时出现仍颇有争议,大多学者倾向于认为北宋时期出现的《吕氏乡约》为最早的乡规民约,也有学者认为东汉已然出现早期的乡规民约,以1974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中出土的一枚汉景帝初年的《中舨共侍约》的木牍为文本,在分析西汉乡村农业生产水平和方式的基础上,对最早出现的乡规民约提出新的解读,认为成文化的乡规民约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应用于河南民歌的智能作曲方法

为了智能创作结构化的河南民歌的旋律,提出一种基于主题发展和模糊推理的旋律创作的形式化方法。首先,分析河南民歌的旋律规则特征,设计音符繁殖方法,生成主题乐句,以获取种子材料。然后,根据河南民歌乐句之间的模糊规则,采用模糊控制的方法,管理乐句关系的走向,以生成多个发展乐句。最终生成了完整的河南民歌的旋律。实验结果表明,与已有规则类的作曲方法相比,所提方法生成的旋律在美感、结构、调式等方面得到了提升,更符合艺术层面的特性。

民俗体育“陀螺”的创新

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陀螺进行创新,内容包括:①场地:改变旋放区、攻击区划法,把二者合二为一;②器材:增加1根绳长0.5～1.5m的陀鞭;③技战术:改变传统的“砸”、“吊”、“捅”为“碰”、“撞”,增加“抽”的技术;④竞赛规则:改原规则“攻方计分、守方不计分”为“攻、守方都计分”等。结果表明:①比赛总时间增加了近1倍;②队员比赛净时间是原来的3倍多;③运动密度由原来的24.45%增加到43.59%;④运动强度由87.52次/分增加到116.83次/分。

民间社会的“私了”——以西部民族地区为视域

"私了"作为民间社会的解纷实践理性,源于民间对正义的自我解读以及作为解纷资源的可及性。在西部民族地区,"私了"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私了"被视作无可争议的民间理性而被交往共同体或利益共同体支持,"私了"的结果契合民间正义且与国家法无根本冲突而为官方容忍;另一种是因"私了"的程序与结果规避国家法,稽越了民间社会对正义应有的自治底线,而对国家法造成颠覆的情形。对"私了"问题的研究志趣在于肯定其价值合理性的同时,使其理性层面的价值不纠缠于理论争论与描述中,而是通过规范法学的技术,使"私了"这类民间规则从"经验合法性"上升至"规范合法性",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软性融通提供智识贡献。

英租威海卫的外来法、本土法与民间法

在民法典呼之欲出的今天,无需民法典却并不妨碍其现代化步伐的威海卫深陷对于“民法典情结”中的中国法学来说不啻构成一个颇为不利的历史反例。应当认真对待的是:普通法的地方法制经验是否或应当如何具有普适性?中国化是外来法“在中国”的基本方式。而如何中国化,则涉及本土法和民间法的有关问题。英租威海卫的中国法律及习惯是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被发明出来的,对于这种被称之为“中国法律及习惯”的赝品,与其用本土法不如用“民间法”加以概括或许更具解释力,亦更能在法理上反映外来政权、外来法与本土社会、本土法之间的历史关系。

法官如何对待民间规范?——“顶盆过继案”的法理解读

从法文化的视角看,民间规范具有一定的法律属性。而从法律方法论的视角看,它仅仅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准法律属性或前法律属性。是否拥有法律属性,尚需法官按照法治的原则和法律方法论的标准来决定。法官必须遵循制定法用尽原则和规则稳定性、体系融贯性、社会一致性等方法论标准,以此来确定是否需要通过司法裁判的方式将某一民间规范纳入到国家法之中。

试论国家司法审判中的民间规则影响——以河北沧州市青县典型案例为分析个案

民间规则具有较为特殊的生长环境,而青县的社会环境契合了这种发展条件,并孕育了各种形式的民间规则,从发生在青县的两则案例来看,民间规则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不同类型,分别为"辅助型民间规则"、"调和型民间规则"以及"调整型民间规则"。而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规则对司法审判的影响,既存在着共性,也存在着自身的倾向性与独特性。

关系社会的民间规则与纠纷解决——以彩礼纠纷为例

随着当下中国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社会转型,制度变迁与文化变迁重塑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关系结构面临着更新与再生,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纠纷解决过程中国家正式规则与民间规则的互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彩礼纠纷体现出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权力网络的利益化,规则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考察对于基层司法研究如何"引俗入法"具有重要意义。

少数民族婚姻家庭的现状与思考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少数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婚姻习俗和婚姻家庭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的婚姻习俗和婚姻家庭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仍然保留有原来的传统和习俗;另一方面又吸收了许多外民族的东西。研究和正视各民族婚姻家庭的变迁、现状和发展趋势,对于民族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婚姻家庭制度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建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民俗文化特征初探

中国民俗文化有着自己鲜明的基本特征:它具有以伦理为中心的社会准则,直观直觉的传统思维方式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鄂温克、鄂伦春与达斡尔民歌之比较研究

对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的民歌从生存环境与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题材内容、民歌体裁、歌词格律与旋律形态四个方面进行研究。运用赵宋光先生的音乐形态学分析方法,重点从歌词格律、旋律形态两方面对三个民族民歌进行比较研究,进而揭示其独特的形态学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