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弦歌》看六朝民间信仰的复杂性

《神弦歌》是六朝时期建康地区民间祭祀杂神的乐曲。察其所祭之神,既有被视为巫信仰的自然神灵,又有道教众神;视其祭祀仪式,既沿袭巫祭“迎神—祭神—送神”的模式,又模仿道教斋醮仪式。这反映了《神弦歌》巫与道相交融的特点,也体现了民间信仰的复杂性。这一特点的产生主要有创作群体和文化交融两方面的原因,凸显了建康地区文化信仰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

中国神话仪式叙事的演变

中国神话仪式叙事经历了由巫术仪式叙事到祭礼仪式叙事、民俗仪式叙事的三个发展阶段,这是中国社会理性化程度日益提升的结果。中国神话巫术仪式叙事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开启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促进了中国歌乐舞合一的艺术形式的形成与发展,直接催生了道教的形成。中国神话祭礼仪式叙事贯穿整个封建时代,对于中华礼仪制度的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随着官方的礼仪不断融入民间生活,神话的仪式叙事逐渐演变为能与现代生活相契合的民俗仪式叙事,人民大众成为神话民俗仪式叙事的主体,对中国节日民俗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太平广记》鸡故事及其文化内涵研究

宋代李昉所编的《太平广记》记载了大量与鸡相关的故事,按故事情节和内容可分为鸡征兆、鸡辟邪、鸡作祟三类。多彩的鸡故事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图腾崇拜文化,蕴含着民俗文化。鸡还与巫文化息息相关,是鸡禳术与鸡卜术的重要参与者。《太平广记》中所记载的鸡故事展现了完整的中国鸡文化内涵。

《夷坚志》与南宋江南密宗信仰

密宗作大乘佛教的一个派别传入中国 ,经过一个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 ,在唐代开元年间鼎盛一时 ,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青睐。许多学者认为 :由于密宗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 ,它在开元之后不久 ,很快就夭折了。其实 ,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密宗并没有因为武宗灭佛而消亡 ,它在民间依然拥有大量的信徒 ,时至宋代依然如此 ,特别是在江南则更为兴盛 ,洪迈《夷坚志》

先秦时期信阳民歌文化探微

透过先秦典籍、出土文物、活着的民歌和立体的民俗,可以窥视先秦时期信阳民歌在其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下的文化形态。信阳民歌巫风交错的意象和率真无羁的性情得到了顽强固守。

“民间信仰”的重新界说

在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中,应将"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区别使用,尽量使用"民间信仰"这一学术术语而不要采用具有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封建迷信"一词,应主要采用"民间信仰"来概括现代社会中的民间仪式活动但又不要否认其中可能存在的巫术遗留或巫术倾向。"民间信仰"可以重新界定为:与制度型宗教相对应的一种宗教类型,由广大民众(包括城市和农村民众)基于对某种超自然力量(祖先、神、鬼及风水、阴阳、命运等神秘力量)的信奉而进行的祭祀、崇拜、占卜、禁咒、灵魂附体等各种形式的仪式活动,这种仪式活动可以发生在家庭、祠堂、登记或未登记的宗教场所内。在"民间信仰"这个大概念基础上应提炼出更具分析性和指导性的"小"概念。只有经历一个类型学比较研究阶段,才能最终完成认清中国民间信仰的真实图景之宏愿。

宋代民间“人祭”之风与密宗的尸身法术

在分析宋代民间杀人祭鬼的材料的基础上,以文献间互证的方法论述杀人祭鬼与密宗信仰的关系,说明“人祭”这种古老的野蛮信仰在宋代确实再度兴起。

论宋代民间淫祠

宋代民间淫祠泛滥成灾 ,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公害。民间淫祠泛滥与民间巫风盛行之间 ,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此外 ,由于宋代商业活动的兴盛 ,许多地方性的俗神迅速地向四面辐射 ;而两宋政权在对外关系方面的软弱无力 ,使得民众寄希望于神灵。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 ,对民间淫祠的打击几乎一直与两宋政权相始终。由于难以尽述的种种压力与需求 。

渗透在天水伏羲庙纸人灸病习俗中的巫术观念

巫术信仰是中国民俗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巫术文化与民俗文化密不可分。可以说巫术借助民俗广为扩大,而民俗因为有了巫术的影响,其观念更加深化和巩固。天水伏羲庙伏羲祭祀活动中的纸人灸病习俗中所使用的神树、纸人、蘸上鲜血的护身物等,无不折射出巫术的观点,是巫术的三种基本原则综合渗透的表现。然而透过表象的巫术这层面纱,看到的却是古老民俗和当今所提倡的主流思潮的契合——生物协同观、心理疗法以及早期的医药观念。

梅山教与道教的关系——兼论道教的扩展研究

对梅山教及其与道教的关系的认识,需要区分不同历史阶段来具体探讨。在唐代晚期之前,在古梅山地区流行的,主要是略受道教、佛教和儒家影响的巫术。唐代晚期开始,梅山地区巫术信仰受道教的影响加大,逐渐转变为民间宗教,作为法教的梅山教于是形成。北宋章惇"开梅山"之后,梅山文化与汉文化的接触和交流,规模扩大,程度加深,梅山教开始偏离自己的本来面目,逐渐变得道教化。在道教越来越深、越来越重的影响下,梅山教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最晚在清代道光年间,它已成为道教正一派的一个地方支派。梅山教传播地域广,涉及南方诸多少数民族,以它作为典型研究法教与道教的关系,可以扩展道教研究,更加真切全面地认识道教,认识地域性传统文化,更加系统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巫术与宋代民间节俗

宋代民间节俗包含了大量巫术的因素,主要分为祈求、驱鬼、辟邪、祛病、祭祀五种形态,并贯穿了求生拒死、趋吉避凶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宋人的生命意识、生存意愿、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

东晋南朝之际道教对民间巫道的批判──以天师道和古灵宝经为中心

在中国道教近两千年的发展中，道教与民间巫道一直处在既相倚存又相矛盾和冲突的境地。国内外学术界以往的研究较多地强调二者的相互联系。道教其实自创立伊始即有同民间巫道的激烈矛盾和冲突。这一点尤为突出地表现在东晋南朝之际道教对民间巫道的批判，一方面反映了道教本身在这一时期的深刻变革，同时也突出了道教作为一种正规宗教的特质。

人类学视野下的汉族民间巫术研究——以宁夏南部汉族的“送病消灾”巫术为例

巫术作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一些乡村社会中仍然普遍存在,并且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普遍存在于宁夏南部乡村社会的"送病消灾"就是如此,它是当地乡村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以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来看,这种民间巫术是人鬼之间、人神之间沟通的主要渠道,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以制胜巫术征服自然的浪漫幻想——“煮海宝”故事解析

“煮海宝”是我国民间流传的一个特殊的故事类型。故事负载着我国民众古老的巫术观念以及希冀战胜人间各种灾祸的超自然想象。其艺术构思反映着我国民众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与矛盾、人与社会的关系与矛盾的双重思考。故事中的幻想,寄托着历代社会民众对美好人生的祈盼,也是他们对世俗社会种种不平的一种假托式抗争。人与自然的斗争和人与社会的抗争是“煮海”故事生成与流变的生活根基。

隐喻的力量——论民间巫术信仰的重要象征形式

“隐喻”,是将本来的意义隐蔽在某种标志物后面或者经过某种比喻,曲折地反映某种信义的象征。正是由于隐喻的力量,使得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种根本性的意指功能,赋予了巫术神秘幽邃及顽强的生命力。

以《诗经》隐含之巫术解析洮岷“花儿”中的欲爱事象

初民的交感巫术原理是通过男女交媾可以促进万物繁殖,以使农作物与人类子息共荣。先秦《诗经.国风》中就有多首诗反映仲春之月,会合男女、祭祀高禖及祓禊求子的风俗,其中渗透了初民的交感巫术原理;时至近代,洮岷地区"花儿"歌词中所反映的欲爱内容及"花儿会"上男女青年的狂欢事项,仍与交感巫术遥相呼应。

《楚辞》 植物的民俗文化透视

屈原深厚的“植物情结”是原始氏族社会的自然崇拜及其长期演变形成的楚地民间风俗在屈原作品中的自然折射与传承,因此,《楚辞》好比是古代楚地文化的一面镜子,其中所描绘的繁茂的植物世界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探究楚民俗文化打开了另一扇门。本文以《楚辞》中的植物作为研究对象,探寻《楚辞》植物与巫术仪式、民间信仰、衣食住行、婚恋习俗与岁时节令等方面的文化关系,探究其民俗活动中植物的生物习性和文化内涵及其文化生成的原因,揭示其在民俗文化学上的价值与意义。

魏晋时期的尚巫之风

在魏晋时期政治动乱 ,人民生活痛苦的特定历史条件下 ,作为一种非宗教形态的民间信仰 ,巫术① 广泛地存在于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在民间社会中 ,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着深远的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 ,魏晋时期的巫术出现了巫术民俗化、礼仪化和宗教化的趋势 。

秦汉时期民间信仰与社会救助

秦汉时期的民间信仰与社会救助呈现出良性互动的态势,并在灾害救助、民间慈善活动中得以较充分的体现。一方面,秦汉时期民间信仰中的社祭、腊祭,以及一些禁忌,可引起民众对自然灾害的重视,对灾前预防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灾害发生后,民众借巫术祈雨除旱,亦反映出人们与之抗争的态度与决心。另外,秦汉时期民间信仰中与人为善、周穷救急等理念,构成了传统慈善文化的重要基石。与埋骨求雨巫术相关的"入土为安"的民间信仰,由司察人过等引发的对灶神祭祀的民间习俗,以及对共同祖先进行祭祀所促成的族内互助,都有力地推动了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成为社会救助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土家族地区的民间巫术道教化研究——以湖北恩施东桩村为例

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文化丰富多彩,促进了各民族间相互交流与融合。特别是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越来越深,民间少数民族文化呈现汉化倾向。有些土家族地区渐渐丧失了本民族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巫术形式也在汉化过程中显现出新的特点。土家族地区的民间巫术吸收并逐渐运用汉族道教仪式。土家巫术的道教化极为明显,在各种巫术仪式活动中取而代之以道教的传统。土家族民间信仰体系逐渐发生变化,与汉族信仰体系兼收并蓄。道教思想逐渐深入土家族民间生活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