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复仇观念的民俗表现

元杂剧作为元代的文学代表,表现出丰富多样的复仇观念,这些观念与民俗中的鬼神信仰和鬼灵崇拜、语言民俗中对誓言的重视、丧悼民俗中的鬼魂依凭等密切相关。受民俗传统的影响,元杂剧复仇观念体现出明显的俗文化性。

两宋宫廷杂剧与民间杂剧的对立与互动

在宋代杂剧研究领域,人们很少从文人曲与民间戏的角度,分析宋代宫廷杂剧与民间杂剧的内容倾向、表演形态、审美趣味的对立状态与互动倾向。从服务对象、演出内容、演出场地、表现形式、演出风格、欣赏趣味等方面来看,宋代杂剧分为宫廷杂剧和民间杂剧。宫廷杂剧为宫廷统治者服务,它讲究演出的仪式性、演出内容的颂扬性、欣赏趣味的多维性。民间杂剧包括士大夫杂剧和平民杂剧。士大夫杂剧具有家宴性质,用于家庭娱乐与招待宾客,讲究清雅、机趣,独重女音“浅斟低唱”的欣赏趣味;平民杂剧讲究热闹性,注重科诨效果。宫廷杂剧与民间杂剧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宫廷杂剧艺人与民间杂剧艺人可以相互沟通,宫廷杂剧和民间杂剧在内容上还相互影响。宫廷杂剧、民间杂剧影响了后世的戏剧格局——元明清宫廷戏剧、士大夫堂会、民间戏剧。

民俗文化圈与元杂剧中民俗趋同现象

元杂剧中民俗元素出现频率较高的往往是各个民族认同的文化;反之,出现率低。元杂剧所反映的民俗文化有很大相似性,具备多民族共同的审美接受心理,这是与元代多民族杂处、多元文化并存的现实环境相适应的,为了争取更广的观众群体的民俗文化认同而采取的策略。这种增强民俗认同的策略就是在体现个性民俗的同时,不忘彰显共性民俗文化,充分考虑民族的、地域的民俗文化圈因素。

在民俗学与元杂剧的连接处——评彭栓红《元杂剧中的民俗文化研究》

古代戏曲与民俗关系研究领域,彭栓红《元杂剧中的民俗文化研究》推出又一硕果。该著视野宏阔,是民俗学研究理论方法在一个时代代表性文体领域中的成功实践,后出转精,迄今可以说尚无出其右者。该著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吸收、综合并创造性地进行多学科的探讨,借助民族视角更细致、深化了多民族民俗的差异及特色。该著努力将杂剧剧本中所呈现的演员、剧目、表演习俗、演出地点等,与元代戏台、考古实物结合,试图还原元杂剧演剧实况,进行“文化考古”;该著还注意到民俗文化变迁对元杂剧创作的微妙影响,并对元杂剧大量运用民俗元素的成因,从时代特征、底层审美心理和民俗趋同角度予以思考。

论“诙谐书生”形象的生成、传播与文化构因

民间文艺中的文人形象常庄谐并重,且谐胜于庄。从宋杂剧的"酸"剧、"哮"剧,到元杂剧中的"风魔书生",再到明清小说笔记中各类"酸腐文人",诙谐书生形象一脉相承。此类形象最初只是缘于某个文人的滑稽个性,在唐代民间文艺中突破了现实形象的限定,被赋予诙谐、滑稽的艺术性格,至宋金时期确立了形象类型。单元化的短剧形态推动杂剧的诙谐片段和戏剧方式融入其他民间文艺类型中,形成了一个借助口传戏剧向书面文学发展的传播路径。这一形象的生成体现了人们对喜乐生活和精神愉悦的追求,也折射出民间文艺创作功能性与形象类型化相碰撞所产生的艺术创造力,由民间文化进入文人书写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形象品格,成为兼具审美意趣和文化价值的形象类型。

乞儿驱傩与宋杂剧——韩城“北宋杂剧图”壁画读解

2009年陕西韩城出土的北宋晚期平民墓葬壁画"杂剧演出图",文化内涵极其丰富,表现为公元9世纪后半叶晚唐"乞儿驱傩"和"散乐打单杖鼓"的遗俗。据此,可以从表演艺术角度连接"前戏曲"与宋元杂剧成熟阶段的演进轨迹,并据以上溯中原地区周秦汉唐的傩俗、葬仪、散乐百戏,乃至优伶中乐优与俳优的区分。

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金杂剧研究

辽金时期,宋杂剧北上。杂剧在金朝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无疑会受到北方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金杂剧在北方地域风俗、民情、文化等影响下,吸收融合当地伎艺、音乐、曲调等艺术精华为己所用,滋养壮大了自身,题材内容扩大,叙事、抒情性增强,风格刚健豪迈,并逐渐形成四宫调曲牌联套的音乐结构,金杂剧因之成为北曲杂剧演进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