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治理的主体特征与模式选择——以农村移风易俗为例

移风易俗作为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抓手,是保障乡村振兴行稳致远的一场持久攻坚战。乡村风俗礼仪异化、习俗变低俗的现象,是乡村文化空间治理失灵、资本转换方式扭曲、公序良俗式微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彻底整治农村陈规陋习,需要国家、社会和市场多种主体力量的协同合作与联合行动。从村民参与性和主体力量多元性的视角,可以将乡村文化治理划分为动员型模式、自治型模式、协同型模式和整合型模式四种类型,每种模式具有不同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和比较优势。

田野关系是理论与方法的双重工具

他文化学者之间、他文化学者与本地学者之间、学者与被调查民众之间关系的组合和合作 ,构成了田野关系。田野关系既是理论 ,也是方法。它被用来搜集、描述和解释民俗志资料 ,它规定了学者把自己纳入研究对象的整个民俗文化网中的行为模式。田野关系使田野工作变为田野研究 。

彝族史诗《梅葛》的民俗文化场研究

彝族史诗《梅葛》是纪实性的创世史诗,是彝族毕摩口传的经典,它的展演和传承都与其特定的民俗文化密切相关。作为口传的纪实性创世史诗,它的活态性就表现在它始终与当地彝族的生产生活习俗融合在一起。它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地把彝族人民的知识经验累积其中,同时,又在各种重要的民俗活动场合来反复展演,以其神圣的权威性来强化习俗的规范性,从而维护族群共同的权益,使社会生活得以正常运行,增强民族的文化认同。彝族史诗《梅葛》流传地区,无论其生产生活民俗还是岁时节日及民间信仰,都具有浓郁的原始宗教的氛围,都是《梅葛》不同内容的民俗文化场。

演艺类文化遗产民俗型传承场域的当代建构——以安徽省蚌埠市冯嘴子村民俗活动传承花鼓灯为例

在农耕文化背景下,演艺类文化遗产经历了"咒语多变成颂歌"的演替历程,并藉民俗仪式出场路向得以长足的发展,民俗型表演场域即成为演艺类文化遗产自由衍生、自然传承的基本空间。因此,建构当代民俗型传承场域是演艺类文化遗产源头性、原生性、整体性和共享性的保护策略,对其自然传衍影响深远。花鼓灯在婚庆、节庆、祭祀等民俗仪式活动中自由发展状况便是显例。

从故宫博物院“活起来”谈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的发展

如何研发好图书馆的文创产品,达到推广阅读的目的,需要借鉴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的成功经验,从而促进图书馆文创产品的研发、设计及推广。

靖州四十八寨赶歌场习俗调查——以岩湾歌场为样本

靖州四十八寨赶歌场生态环境优越,传承历史久远,传承谱系清晰,参与民族多,参与人数多,四语通用,四腔同唱,时空结构合理,是各寨居民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是苗侗汉各族居民交流沟通、增进友谊的重要方式,也是青年男女玩山恋爱的重要机会,是湘黔二省毗邻四县极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其重要的多层面价值,搜集、整理、挖掘四十八寨赶歌场的宝贵资料,探讨其有效保护、原真传承和创意开发方式,迫在眉睫。

美国婚俗与服饰文化演变的田野调查--以拉斯维加斯为例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主流传统婚俗多源于欧洲,随着美国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婚俗与婚礼服饰也产生了多元化的趋势。有“婚礼之城”称号的拉斯维加斯有着美国最常见的各种婚礼形式,通过对当地婚礼形式与习俗的考察,揭示了美国人民文化生活以及精神追求的变化。

文脉赓续与民族复兴:传统体育文化的基因传递与文化自觉——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文化自信论的分析

从文化基因的视角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因、表达与生存焦虑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基因认知表现在3个方面:自意识的建立和巫术活动中仪式性身体展演是传统体育文化基因的肇始之源;民俗文化场域是传统体育文化记忆与传承的根本,并由此建立文化基因认同;具备中华传统文化基因是其主体特征,文化基因的内核承担着教育教化功能,口传身授是主体社会化实现的手段。其文化表达则在于,拥有自然、祖先和图腾崇拜的文化隐喻,建立了与宗教信仰观念相互交融的文化符号表达体系;映射出"天人合一"的整体哲学认知和"差序格局"的社会伦理关系本位,用身体实践表达族群记忆;在"一体多元"的整体文化模式布局下,彰显了不同文化区域之间文化传统与文化生态关系的复杂性。研究进一步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存焦虑体现在原生环境的变迁,致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基因面临消失和变异的风险;仪式构成的文化特质符号减弱,导致仪式的整合功能下降,致使传统体育的教化、认同功用减弱并趋向边缘化;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理念相悖,需要在顶层设计上寻找间性弥合。

察哈尔蒙古族祭火习俗的由来及传承

除了天、地之外,火是蒙古族最为崇敬的自然现象之一。内蒙古人民认为,火具有涤荡尘垢污秽,驱逐邪魔,使一切东西洁净的神奇效能。祭火习俗源自于古代母系社会萨满教的自然崇拜,是察哈尔等蒙古族最常见的一种民间祭祀活动。祭火的类型主要有家庭祭火、集体祭火、寺庙祭火、婚礼祭火等几种。平民的家庭祭火程序、祭火用品等在不同蒙古族部族间会有差异,但总体上差别不大。绝大多数蒙古族都要在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日举行祭火仪式,通过祭火以期达到他们招财纳福、祈求子女、避祸除灾、净化环境之目的,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场域演化与民俗体育文化再生产--以国家级非遗“跑马排”春节习俗为例

作为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植根于广袤乡村的民俗体育在生成、发展过程中受场域演化影响,呈现丰富的嬗变轨迹。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跑马排”春节习俗不同时期的场域演化与文化再生产进行分析发现:传统时期“跑马排”先后受军事文化和农商文化影响,呈现从军事训练技能到日常娱乐活动再到春节习俗活动的文化再生产轨迹;新中国成立以来,“跑马排”春节习俗也经历了从“传承式民俗”到“开发式民俗”的文化再生产路径。当前在乡村振兴和非遗保护的背景下,此类民俗活动由国家、市场与习俗三重力量互动形成的新场域处于起步阶段,需要从民众需求与民俗发展的可持续性对其文化再生产进一步展开思考。

场域理论视角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再生产研究——以查干湖渔猎文化节为例

查干湖冬捕是流传于吉林省松原市郭尔罗斯县蒙古族中的一项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也是一项传承近千年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文章借助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基于场域理论视角下对查干湖渔猎文化节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起源、发展与传承进行研究。研究认为:查干湖渔猎活动以蒙古族的宗教信仰、祈福信仰以及生产劳作等形式为溯源和文化内核而形成,而后随着社会背景的不断变迁,对其所依附的政治场域、传承场域以及自身的宗教场域进行主动调试,从而维持其文化再生产的客观稳定结构。现在的查干湖冬捕渔猎文化节存在着“形存神离”的倾向,为了将这一民俗文化活动进行传承,应通过提高传承参与主体的责任认同意识,促进传承场域文化自觉的形成,提高宣传带动效应以及将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等措施来保证这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形存神聚”,更好地延续下去。

《生死场》民俗描写的文化内涵新探

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中有许多民俗描写,不仅构成了萧红小说的一大特色,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值得后人不断探析。在婚俗描写中,萧红揭示了封建婚俗的落后及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在有关“生”与“死”的相关民俗描写中,萧红揭示了东北人民生的徒劳与死的卑微;在有关民俗的历史传承性的表现中,萧红揭示了代代相传的民俗对于人性的束缚与思想的禁锢。萧红借民俗描写所揭示的文化内涵,不仅承续着她一贯的启蒙主题,批判国民的愚昧与落后的国民性,也让我们看到了她对女性的关怀及对人的生命与价值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