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安伦钢琴作品中的新民间创作(new folkloristics)原则

黄安伦是中国当代杰出作曲家，长期定居在加拿大，他的创作自然离不开中国民间创作和国际艺术相融合的风格，中国传统乐器与西方音乐文化的碰撞，大大提升了现如今以民间创作素材为背景的钢琴曲发展空间。本文以新的研究视角阐述了中国著名作曲家黄安伦作品的民间作曲关系。以研究观察有着民间艺术起源的钢琴作品为基础，对作曲家与民间创作对话的种类、创作方法基础和新民间创作语体特征进行系统的整理。

区域民俗与地方艺术:造型类民俗艺术研究的几个问题

民俗艺术是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的文化物象,是民众现实生产生活的重要部分。研究民俗艺术必须要关注其所处的外在环境,必须要用发展的眼光观察民俗艺术及其参与且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生态,必须关注艺术形式本体及其所发生关系的民众的生产日常生活,必须关注创造并传承民俗艺术的民间艺人。要通过个案研究进而关注该类艺术形式自身嬗变的文化逻辑及现实影响力的实现,特别是在当下社会文化意义重塑过程中的生存智慧与发展脉络。

文艺民俗学:近三十年交叉研究走向

1980年代中期,"文艺民俗学"以关注文艺学与民俗学的交叉研究跻身为文艺研究新方法理论之一。近三十年"文艺民俗学"理论阐释和研究实践表现为两种学术取向与研究路径:一种为侧重发挥民俗学方法理论在文学文本研究中的工具性,分析作品风格、勾稽民俗史料等;一种则是以"人的文化存在"、"文学即人学"等为理论支点,关注从文学发生学角度挖掘其内部民俗学机制的存在进行深层关系研究。文章以此为考察对象,侧重阐释第二种文艺民俗学理论生成动因,对其交叉研究的路径、成果以及不足进行系统析评。

中国历史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纲

历史民俗学是中国民俗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关于民俗事象的历史研究与历史社会民俗事象、民俗记述及民俗评论的研究,通常包含民俗史、民俗学史、文献民俗志三方面。它与历史社会学与历史人类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具有自己的学术特点。历史民俗学概念最早出现在日本民俗学界,钟敬文是中国历史民俗学的倡导者与建设者。历史民俗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范围、学科特征与研究方法,是一门正在生长的新型学科,它在中国民俗学研究中有着独特的学术意义。

民俗书写的权力与权力实践

长期以来,民俗学者一直在从事单向度的民俗书写,忽视了当地人参与民俗书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且视之为理所当然,对此等状况缺乏应有的反思。正规的学科训练和所拥有的理论素养,给予了民俗学者的话语霸权和独白式书写的合法性,而民间和上层两种知识体系的二元对立,成为书写权力结构构筑的基础。民俗之"民"既是俗的主体,也应该是民俗书写的主体。书写权力回归民间,搭建民主、平等、公正的民俗书写平台,出产交流的、对话的、共享的民俗志,是推动民俗学学科步入新时代的革命性举措。

从“一国民俗学”到“世界民俗学”

现代民俗学中所讲的“民俗”概念从学术实践来看是一种民俗学学术共同体内部相互协商基础上的集合概念,这一协商同时也是一个学术建构的过程,是一个包括重新界定和学术批评双重内涵的过程。同时,这种学术建构也决定了其可以在新的学术背景下被重新建构。现代民俗学预设了民俗学的研究应该是“一国民俗学”,日本学术界在自己的学术脉络中提出“世界民俗学”,因应了全球化影响下民俗生活与民俗研究学术的发展,是民俗学的增量事业。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以“世界民俗学”为目标的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需要新的学术伦理,如此才有望建立一门超越“霸权”的世界民俗学。

转向现代性的民俗学的几个关键词

转向现代性的民俗学,本质是将民俗学视域从“过去的”转向“现在的”。这一转变既是社会转型带来的生活革命需要有说服力的学术解释的现实需求,又是民俗学在面临学科困境时的自我救赎之途。面向现代性的民俗学,需要对“传统”“城市化”“互联网技术”“全球化”“日常生活”等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学术关键词进行重新解读,并以此重新确定现代民俗学的总体性问题意识。同时,转向现代性的民俗学可以从根本上扭转以往民俗学过度强调“遗留物”的局面,从而在最为现实的层面真正做到拥抱日常生活,并给出专业而深刻的解释。

论哈代小说的历史文化底蕴

19世纪英国小说家哈代赞扬和向往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精神 ,他的这一思想倾向鲜明地表现在他的小说中游苔莎和淑等重要人物形象的身上。他的小说的故事背景和情节进展与英国古老的历史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他的小说对基督教文化中传统的贞操观念持批判否定态度。他把民俗文化与他的小说的内容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民俗文化现象常常影响到人物的命运甚至生死。

钟敬文留日研究:东方文化史与民俗学

日本早稻田大学培养了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钟敬文与日本学者西村真次、松本信广、松村武雄、竹内好、实藤惠秀和增田涉等结成师生关系或学术友好,通过发表著述和开展学术对话,促进了中日现代人文科学的发展。这是一笔历史遗产,它在一二战之间的和平时期发生,在中、日与周围亚洲国家的绵长文化交流史中建设,从日本文化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和文学等多学科成果中吸收理论与方法,同时参照西方先进学说,开展跨学科研究;它将方法论与社会功能结合,使学术国际化的过程对参与其中的学者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起作用,对理论创建与学术社团的社会运动都起作用,也对携带爱国主义与摆脱狭隘的民族优越感都起作用,让一种富有现代文化史理解意义上的文化认同得到加强。尽管到1936年,中日学者已在狼烟中读书和批评战争了,但我们仍能从他们当年的学术活动的融入性思维、平等的概念和多元方法的研究中,找到今天所关注的跨文化研究的本质。

反思、自省与朝向生活——2019年中国民俗学

2019年中国民俗学研究以反思70年发展为中轴,以关怀当下民俗学朝向日常生活为核心。民俗学在理论创新、服务社会、跨界合作等方面卓有成效,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及现代转换等领域的研究彰显其应用价值;民俗学研究体现出反思性、自省性和创新性等特征,不仅有利于民俗学学科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于促进中国民俗学派的建设不无裨益。

罟罟新考

"罟罟"是元代蒙古妇女的高冠头饰,词源来自中古蒙古语"乳"(k9kül),最初指女性的"发辫",而非高冠。最初"罟罟"与"孛黑塔"并非互训。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考察,k9kül也被用于指代男性发辫、马冠毛、鸟顶冠及植物的冠,皆因其"状若乳"的特点。相关田野调查发现,作为女性头饰的"罟罟"具有更深层隐喻性,即"育龄女性"的象征意义。元代蒙古人认为"罟罟"冠具有神圣性,同时体现出其丰富的民俗寓意。

刘锡诚:民俗学理论家与探索者

刘锡诚先生从事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研宄凡四十余年,作为理论家和探索者,近年在原始艺术和文化模式的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其《中国原始艺术》和《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等著作在理论探索、实证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均有重要的意义。

文艺民俗叙事刍议

民俗叙事是民俗学和叙事学的交叉研究对象,是中国叙事学构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文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维度。但"民俗叙事"术语本身的歧义,以及学术运用的失范,给相关研究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在文艺民俗学视野下,以文艺民俗叙事替代民俗叙事界定小说叙事文本中的民俗文化现象更为贴切。文艺民俗叙事侧重叙事"故事"层面的研究,旨在对各类文艺民俗叙事文本做出合乎情理的民俗阐释与叙事阐释。文艺民俗叙事研究对于小说史和文化史有着独特的意义,它是中国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新的维度。

作为“记忆之场”的族谱及其民俗学价值

作为中国宗族组织的重要标识物,族谱具有法国历史学家诺拉所谓的“记忆之场”的文化特征。它承载着一个家族乃至国家的文化记忆。从历史发展来看,族谱记录宗族谱系和人员名单的现实功能逐渐衰退,记忆功能日趋增强,其内容也并非完全是真实客观的历史记录,而是带有记忆性文本的特征。今后,民俗学对于族谱的研究可从四个方面入手加以推进:一是将其中的远古祖先叙事视为古代神话传说的活态传承方式,研究其体现在不同异文中的讲述策略;二是研究不同姓氏或支派的族谱和国家正史之间的互文关系,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礼俗互动、大传统与小传统相互交织的文化传承机制;三是透过修谱行为以及族谱中的世系图和行第排列观察中国家族的组织方式与秩序结构;四是研究族谱在不同地域和民族中的传播及其在地化特征。

全球视野与人文关怀:2020年中国民俗学

2020年中国民俗学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背景下艰难前行,在国际视野中观照普通人的生活日常,彰显出民俗学者的学术敏感度以及学科的人文关怀。中国民俗学与时俱进,拓展学术领域,丰富多元研究方法,从多个角度探索纾解民俗学危机的路径,在基础理论、民间文学和礼俗互动等方面的研究呈现出“百花争艳”的景象;把握时代脉搏,回应国家建设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防治疫情灾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均展现出学科研究服务社会的宗旨。

民间文学体裁研究的明清遗产——民俗学人文学科建设模式讨论之一

我国民俗学拥有丰富的民间文学体裁学遗产,这个遗产是明清时期形成的。明清民间文学体裁具有上中下三层文学交叉发展的综合特征,又能凝聚民间社会力量,雅俗共赏,能量极大,曾引起当时知识界的广泛关注。他们还参与创作和从事理论评论,这使民间文学体裁的命名、分类和社会评价方式都开始产生了变化,不过这种变化承担着社会功能。到了"五四"时期,对民间文学体裁的关注变成了文化运动,并促成向民俗学学科建设的方向转变。我们今天研究民间文学体裁史的目标在于指出它对于民俗学建设的两个意义,一是从文学三层观转向文化三层观,有助于中国民俗学找到自己的理论方向,建成一门研究社会文化的科学;二是使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其中,民间文艺学的文本研究要依靠体裁学,民间文艺学的文化研究则要在民俗学的框架下进行,两者共同构成民俗学人文科学的建设模式。

《荆楚岁时记》的文献故事类型

《荆楚岁时记》是我国岁时历史文献及其文献故事的代表作，从民俗学的角度，对此书中一向很少被研究的文献故事开展研究，是民俗学者的新尝试。为此，要对原著中的文献故事进行识别，将文献故事放到历史文献的上下文中，将两者共同描述文化现象进行考察，也将两者共同解释的文化含义进行归纳，然后再故事文本的分类分解，再行故事类型的编制。编制故事类型是一种基础性工作，它能促使对这类历史名著的文献研究和故事研究贴近，使之符合中国历史文献的特点，同时也能开拓中国故事研究的新领域。

影视民俗与中国文化认同

中国民俗在第五代导演和海外华人导演的影片愈发流行的浪潮中已经显现为重要的媒介因素。这些影片不仅为揭示中国与中国人在新时代的变化提供了信息性和象征性的叙述,而且也为中国人与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的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民俗研究所关注的是民俗学者拍摄的纪录片或有关某些民俗活动的影片,使用的是"民俗电影"这样的术语。电影研究所感兴趣的是民俗在影片中的特定使用方法。尚待界定和研究的是那些只存在于影片中而不一定存在于实践的被创造的民俗。界定"影视民俗"为此类影片中的民俗或类似民俗。这些影视民俗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对中国人与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的建构与重建有着重大影响。

现代民俗学如何可能

民俗学以往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方法,在现代语境下有诸多局限。中国民俗学需要顺应时代发展洪流,对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影响及其所导致的当代民俗新变,进行新的理论和方法建设,这是民俗学当下学科转型的迫切任务。科技时代和信息社会民众生活方式的巨变,呼唤现代民俗学的诞生。现代民俗学不是一个学科领域,而是针对现代性问题进行研究,进而推动学科的发展。对充满现代性的都市社会以及其中新生群体的研究是探索现代民俗学的可能路径之一。

民或俗? 二分法的代价

在"民"或"俗"之间做出一种选择,这对民俗学者来说可能是个奇怪的问题。究竟是侧重对"民"的研究,还是将"俗"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根本上来讲,"民"和"俗"两者本身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民俗学学科内部的这两种观点的分界是真实存在的,并对民俗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客观的角度分析,必须在"民"或"俗"之间做出一个选择,想要否定或杜绝这样的二分法是没有益处的,事实上,两种方式各有其意义,旨在将民俗学引向不同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