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交通系统的特征——以秦汉文物资料为中心

中国古代交通系统具有首先服务于政治和军事的特征。交通条件的皇帝专有和皇权优先制度,交通秩序维护的"贱避贵"原则,交通建设的国家控制方式,以及交通管理的军事化特征等,都有突出的历史表现。在中国帝制时代,交通规划、交通建设和交通管理都体现出比较成熟的水准,然而经济民生能够予以利用的可能性是相对有限的。

东北夷传说的再发现——由人类学发掘颛顼史迹

中国上古或"传说时代"可以文化划分为四大"板块",这四大板块完全能够涵盖东西南北"四方"的主要原居民以及他们的文化内涵与特质。其中北方的狄人集群,情形十分复杂,他们只有相似的文化形态和松散的文化联系,因而寻求重要传说人物———颛顼的大致族属便显得十分重要。颛顼的原生地是东方偏北的东夷延展区,是以鸟为祖灵的东夷传说祖先神。

中国五帝史研究综述

这里说的五帝时代,指的是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生活的时代。这段历史是中国历史的源头,从汉代到今天一直备受人们重视。西汉司马迁的《五帝本纪》、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南宋罗泌的《路史》,是中国封建时期五帝时代研究的重要成果。20世纪初,中国史学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中国封建时代的五帝研究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层累的古史观",认为司马迁所记载的这段历史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是商周到秦汉时期的学者如积薪般累积起来的,是伪造的,不可靠的。"古史辨派"打破了人们对五帝时代历史的传统认识,中国学者在废墟的基础上开始了艰难的五帝史重建工作,至今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在这一百年里,五帝史研究在历史学、考古学、神话学、环境科学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为科学的五帝史系统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天人三策》思想及价值新探

《天人三策》既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重要材料,也是研究汉武帝思想的重要材料。《天人三策》揭示了汉武帝在执政初期的一些思想轨迹和心路历程,他后来在执政方面的很多政策都可以在这几篇策问中找到其思想滥觞。汉武帝在这3篇策问中提出了几个重大问题:关于世道盛衰的问题;关于"帝王之道"的问题;关于天人古今的问题。董仲舒在这几个问题上的策对都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他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对汉武帝本人的施政方针以及汉代以后的政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光照日月、德化四表的上古帝王尧

尧是中华民族上古帝王之一。传说尧出生、受封于河北唐县,即位后也曾以此地为政治活动中心。尧有圣德,他无私禅让,识人善任,与民休戚,是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贤君之一。

试论倭国遣隋使朝见炀帝的地点

有隋一代,因隋炀帝多次外出巡游,故周边国家和地区遣使来华时的朝见地点因其居留的地点不同而变化。但是因隋炀帝多在新年前后居留东京(东都洛阳),故607、608、609年三次倭国遣隋使朝见隋炀帝的地点均为东京,而非京师(长安)。事实上,炀帝即位不久,政治、文化乃至国际交流的中心已自京师长安移至东都洛阳。

《孙子兵法》中的儒家思想

《孙子兵法》是古典兵学的一部杰出代表作品,被人们尊为"谈兵之祖",孙子在谈军事战略与战术的时候,无不渗透着儒家的那种人文关怀的仁爱思想与民本思想。

三皇五帝解读

根据古籍记载研究,三皇及其顺序应该是伏羲、燧人、神农。伏羲是渔猎时代的代名词,燧人主要是由于钻木取火、击燧取火而得名,神农是早期农业的代名词。五帝当以《史记》所载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较为合理,它们都不是原名,而是代表部族、邦国的名称,把邦国名称人格化,成为世袭领袖的名称。五帝之名是人名、是世袭首领名、是部族、邦国名,也是一个时代之名。《纬书集成》中的《易纬稽览图》和《春秋命历序》把五帝视为若干世的时代名称,或者说是一个族团、一个邦国的名称,是比较合理的。五帝分别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对应,可考虑:黄帝时代文化为庙底沟类型文化、大河村类型文化;颛顼时代文化为中原龙山文化早期、庙底沟二期文化;帝喾、尧舜时代文化为中原龙山文化中晚期。黄帝的年代当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年代范围之内。

古书考辨的示范:顾颉刚《尧典》著作时代研究再探讨

《尧典》著作时代考辨是顾颉刚古书考辨的核心组成部分。经过长时期的深入研究,顾颉刚在《尧典著作时代考》中提出:“今本《尧典》作于汉武帝时”。顾颉刚之所以能够建立此说,不仅在于其受到了王充、王柏、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钱玄同等人关于《尧典》看法的启发,更在于其以“史料审定之法”对《尧典》进行了系统考辨。而通过对《尧典》著作时代的考辨,顾颉刚不仅初步实现了以《尧典》为首篇的《尚书》由经典到古文献汇编的转变,还建立了《尚书》著作时代考辨的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