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队列实际行为特性的混合交通流建模及分析

为探讨自主汽车队列实际行为特性对交通流的影响,针对混入前车跟驰(PF)汽车队列的混合交通流,考虑队列实际行为特性并按照其实际控制策略进行建模,基于元胞自动机方法建立了混合交通流模型。仿真分析表明:队列车头时距、队列渗透率、队列规模、控制增益等队列特征对混合交通流呈现出耦合及非线性的影响特性,不同队列特征下的混合交通流时空特征差异显著;减小队列车头时距或增加队列渗透率对提升道路的通行能力总体是有利的;队列规模及控制增益对交通流量的一致性影响规律不明显,都需要结合其他队列特征进行具体分析。

王阳明为赋取径探赜

明代中期前七子倡导辞赋复古,王阳明与七子虽处同时,但他不以复古自蔽,除法庄子、屈原、汉大赋外,兼学王勃、杜牧、苏轼等人。细论之,他的取径要在法庄、屈,这为其赋注入了旷达、骚怨精神。他效汉大赋的铺陈,以增强其赋的气势。唐宋则取王勃之辞彩,杜牧之盛衰悲慨,苏轼之矛盾消解方式。王氏取径的原因,既有时代的影响,又有他个人交游的促进,更离不开他自身的性格和遭际。

梅贻琦“从游论”的教育思想与当代启示

"从游而学"的教学形式在我国源远流长。梅贻琦主持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发展"从游而学"的思想,并赋予了新的含义,即著名的"从游论"。"从游论"揭示了大学教学活动主客体双方平等民主的合作关系以及和谐活跃、宽松自由校园文化的独特价值,并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效益。这些都为当前构建和谐民主的高校育人环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法先王与中国传统治道范式的构建

法先王是中国传统社会权威治道范式。它向往三代的王道理想,崇尚血缘伦理的王权秩序,尊经崇古而又面向现实。法先王以对逝去的历史的理想化诉求为核心构建治道范式,以确立哲学境界层面上的社会理想来表征自己的范式效应,以超越性的意义整合显现其独特价值,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

法古与师心:金末文坛的赵、李之争

针对金中后期文坛的尖新浮靡风气,赵秉文、李纯甫等起而救之,但途径不同。赵重师法古人,李重师心自用,进而引起风格之争,李纯甫推崇的奇崛险怪一路在金末得到相对凸显。彼此的论争,客观上促进了金末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也为元好问总结金源文学得失提供了借鉴经验。

把儒教放在更广阔的视野里来观察——序李申著《中国儒教论》

把儒教放在更广阔的视野(如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人类学等多方面)来考察,儒教的宗教信仰核心为“敬天法祖”。宗教的西者的地位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儒教享有君主制下独占的特权,神权皇权高度统一。

傅山“四宁四勿”书学思想新见

傅山的“四宁四勿”书学思想自提出以来就遭到误读和批判,原因是人们把明代书法的两种存在方式混为一谈;明代书法的两种存在方式是:以阅读为目的、宜近距离观赏的案头书和以装饰为目的、宜远距离观赏的悬壁书;“四宁四勿”是傅山在对明代悬壁书法兴衰的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悬壁书创作的理论原则和技法体系。

谈谈中国古代的录囚制度

录囚制度源远流长,代有传承损益。其功能有三:一曰平反冤狱;一曰清理滞狱;一曰赦降放遣。世易时移,沧海桑田,录囚制度仍可为改善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龟镜。

论20世纪中国艺术家散文

艺术家散文尽管与作家散文、学者散文和报人散文等样式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但它仍然有其自身的独特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取法于自然 ,而后反观世俗人生 ;二是更具有个性风采和自由精神 ;三是注重性灵和感悟的表达方法。作者还对 2

苦难与道义的博弈——论宋代南渡时期贬谪诗人的创作

宋代南渡时期贬谪的诗人多、时间长,岭南风物在诗歌中得到充分的表现,诗人对岭南风物表现得既亲近又对抗。贬谪诗人普遍以前辈贬谪之人尤其是苏轼作为生活楷模,是由诗人浓厚的人文情怀与正常情感难以抒发导致。南渡贬谪诗人除了表现亲情、友情、思归、佞佛、信道等正常的情感,还刻意回避悲观情绪,甚至表现出豪情。这一方面与其接受苏轼等前辈的生活态度有关,一方面又与诗人作为道义上的胜利者的心理有关。贬谪生活对诗人的创作观念与诗歌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对苏轼、屈原的体认与借鉴上。

试论“熙丰变礼”及其思想史意义

北宋神宗朝"熙丰变礼"是唐宋礼制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在"追法三代"的政治思想推动下,同时出于国家治理的务实需求,当时执政者在熙宁年间通过编修南郊等式,以法令的形式将礼仪的过程标准化、规范化;元丰时期,又设专门机构,以经学为本,以义起礼,讨论历代沿革以考得失,编修郊庙礼文并付诸实行。从礼制史的角度看,这是将礼的经典性、权威性和实用性进行统一的一次尝试;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则是以详定礼文的形式,将经学学术和治理实践相结合,超越汉唐格局,追求高远的政治人文理想,是当时变法改制的重要精神底色。

董仲舒的奉天法古

奉天法古是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重要内容。奉天法古的根本是奉天,奉天是说天子受命于天,当以天意为其行动准则,而《春秋》就是天意的体现,王道则是《春秋》的中心,这是从天意的高度,对王道的合法性作出论证。奉天法古有王权绝对化的一面,也有儒家王道政治的内容。

“师其人”与“明其理”:韩柳古文取法前代艺术的方式

韩愈和柳宗元的古文创作,都善于取法前代艺术,但二人取法方式多有不同。韩愈善于"师其人",在深得前代作者之家法的过程中,入而能出,自成面目;柳宗元则善于把握前代文章长期形成的艺术传统,究明文理,在此基础上,发挥个人创造。这两种不同的师古之道,与韩柳二人儒道思考方式的差异有密切联系,为韩柳文章带来极为不同的风貌,对于深入认识中国文章学的师古思想,很有启发意义。

古代文章“法古”思潮下的创变取向

古代文章一禀宗经法古之宗旨,但基于中国文化本身蕴涵的创新通变基因,历代文章家致力于文法创新。唐宋时期,主要着眼于文辞创新,韩愈明确提出"师其意不师其辞",要求创作时"惟陈言之务去";针对自铸伟辞所导致的艰深奥涩流弊,黄庭坚提出融化前人陈言的"点铁成金"之法。明清时期,文法理论由文辞创新转入篇章行文之法的求变,明代秦汉派对秦汉文章创作内在规律有所关注,唐宋派则师法偏重篇章布置之法的唐宋古文,唐顺之"本色论"从"心源"上寻求文法来源,在破除死法的同时也隐藏着师心自任的危险;清代则多以识量破死法,在熟稔古法的基础上,以异识卓见融古法于自我,在创作时实现我与法之间的融通无碍。

我国刑事判例拘束力的恰当定位

刑事判例拘束力的定位是困扰我国刑事判例制度建构的一个主要问题。文章拟通过对国外刑事判例拘束力现状和我国刑事判例法渊地位的分析,探讨我国刑事判例拘束力的合理定位,以期有益于我国刑事判例制度的建构。

西汉中期修辞举隅——以《盐铁论》为例

《盐铁论》体现了西汉中期丰富的修辞案例和修辞策略。辩论双方均在多处使用诉诸人品和类比的修辞手段,而?正名??阴阳?和?法古?等概念既被儒生用来提出修辞发明,也被大夫用来反诘儒生。双方熟练地从百家思想概念提出自己的修辞发明,体现了西汉中期各家学说的汇通和融合。

“法先王”与法律传统

:先王观念在中国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法先王”的实质是过份强调法律传统的继承性而忽视其变异性 ,它对我国法律传统的形成产生过一定积极作用 。

“从游”教育传统下的古代书院师生关系及启示

"从游"文化是在春秋战国历史大变革的背景下,伴随着士人阶层的形成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教育传统。"从游"的主要价值在于弟子们通常以主动求学为动力,追随教师,不离左右,与老师朝夕相处中感润教师的德惠,濡染观摩之效不为而成。古代书院继承了这种文化传统,师生在共同生活中形成了以道相交、合志同方,师严弟恭、以爱相济,教学相长、亦师亦友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师生关系的文化渊源及其特征,在此基础上继承和汲取积极因素,对于重建师生和谐关系具有一定的启示。

学陶渊明十说

南北朝以来,文人多方面地效法陶渊明。择取雅号,投合其情趣;喜爱一物,逼似其嗜好;粪土王侯,继承其精神;从业农桑,发扬其传统;恣意游遨,摆出其姿式;关心民瘼,具有其胸怀;写田园诗,呼应其创作;亦步亦趋,模仿其诗体;才高者,祖述其诗风;中巧者,化用其章句。学陶已成为一个综合概念,成为一种复杂现象。

梅贻琦与传统师道

我国传统师道在尊师之道、为师之道和求师之道三个方面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塑造了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著名教育家的梅贻琦熟谙传统文化,留学异域名校,对传统师道进行了创造性的再造和阐发。他从学校管理的角度提出了尊重教师"大师论",提倡教授治校,为尊师之道提供了制度保障。他吸收儒家典籍的智慧,提出"善诱"与"善喻"两个"启发式"教学模式,为为师之道指明了路径。他提出了与师同游的"从游论",发掘了传统教育重视情感和意志教育的优势,革新了现代教育偏于知识教育一隅的弊病,拓展了从师之道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