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和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吗?——论对马克思经典思想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曲解

本文尝试解决一个长期以来流传甚广、迄今为止仍然在普遍流传且一直尚未解决的难题,即对马克思一个重要的经典思想的一个原则性错解。这一错解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对马克思重要经典思想的误解,而且在实践中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这一误解就是,认为马克思把法和法律看成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产物。这一误解会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法制不过是权力和意志的附庸、工具和手段,然而马克思认为,无论说法律是权力的表现(霍布斯),还是说法律是意志的表现(黑格尔),都是错误的,本质上,法律既与权力无关,也与意志无关,而只与生产力和生产的经济条件有关,经济条件与生产力构成一种可以用自然科学精确性指明的平衡关系,而法和法律对生产力和经济条件在此平衡的基础上有一种不平衡关系。一般而言,政制具有权力任性的可能,可能会使这种不平衡走向极端并引发社会革命,而法制则有可能把这种不平衡保持在一个适度的平衡内。用马克思的话说,政制只是法制的一种形式,表现为强力和即时的特点,但法制则具有长效和稳定的特点,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有更长远的规划,因此也就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需要建立和健全法制建设。

涉外法制的回归与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涉外法制建设,使“涉外法制”再次回到我国法律制度建设的视野。当今涉外法制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涉外法制,都属于国内法的范围、属于国内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但内容和功能有所变化。作为涉外法治的基础,当今涉外法制超越当初注重“招商引资”、双轨制立法模式,更注重调整国际关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促进国际法治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回归与超越是国际格局变化、中国法治建设发展的结果。

涉外法治下我国南极立法的思考

涉外法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部分。南极法是涉外法治应关注的领域。从“涉外因素”的视角看,南极法具有涉外性;从涉外法治的本质看,南极法符合涉外法治具有的特性,它是一国处理涉外事务,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的法治保障。涉外立法是涉外法治系统工程推进的前提,对国家形象建设有重要意义,这决定了我国应加快推进南极法的出台。具体立法时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考虑国际条约的适用,同时应侧重制定“实施性”的南极法。

对华战略竞争下的美国国会涉台立法及对策思考

近年来美国国会持续以日益激进的姿态干涉台湾问题,在提案总数、修正案与法案以及专项对台法案数量、提案议题、立法进度、成法数量等涉台立法方面,呈现出一系列历史罕见的重大变化。分析美国会涉台立法提案发起的时间、议题和内容,可见其持续以立法手段干涉台湾问题的关键诱因是对华战略竞争,而新冠疫情冲击和乌克兰危机升级,则是促使美国会发起数量更多、危害性更大的涉台提案的“双引擎”。当前美国会空前负面的角色,不仅损害中方核心利益、加剧中美在台海对抗态势,而且危及地区和平稳定、冲击全球治理发展与国际秩序走向。为维护国家利益,中方应从学理与政策层面加强对美国会涉台立法研究,思考应对之策。

经济特区涉台事务立法变通:逻辑证成、功能定位与应然路径

经济特区立法变通权的合理行使将有效提升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法治保障水平。经济特区立法变通权应用于涉台事务,是因应对台开放的特定时代背景、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制度落实的切入点以及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需要。从立法变通的授权范围、技术支持维度以及社会基础层面考察均具有充分可行性。经济特区立法变通权将发挥制度示范、规范对接以及风险规制的独特作用,为妥善解决涉台问题提供法理支持。为有效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及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适当拓展立法变通权的被授权主体、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监督、确立变通性立法审查标准、借鉴粤港澳区域法治经验,是经济特区涉台事务立法变通的应然路径。

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对养老立法问题的思考

我国老龄化问题加剧,传统养老模式已不能满足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在养老服务立法方面,虽已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法律框架,但尚存在一定局限性。因此,需结合域内外养老立法经验,聚焦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探析构建老龄化法律体系的可行路径。

国际航空碳抵消与减排机制的中国立法回应

国际航空碳抵消与减排机制(CORSIA)旨在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航空业的碳减排,由于在航空产业、能源结构和环境政策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对该机制持有不同观点,造成分歧的根源是不同国家在平衡气候治理和航空业发展上的抉择不同。对中国而言,CORSIA的公平性存在严重缺陷,这将严重阻碍航空强国发展战略的推进,亟须通过立法予以应对。在立法逻辑上,中国应以实现气候正义为基本理念,统筹国际规则与国内规则,并通过“走出去”与“引进来”的系统论方法构建与CORSIA相关的涉外法律体系。在立法路径上,中国应对CORSIA的制度建构应循序渐进展开。短期应聚焦航空业内部的碳排放制度探索;中期应注重航空业碳排放管理与国家碳市场秩序之间的调适与协调;长期应实现气候治理、民航运输管理及涉外保障等法律制度内容的体系化。

体育法治人才培养的时代论据与基本路径

培养体育法治人才是体育强国战略背景下人才培养的必然举措,是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人才培养的必然方向,也是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然而在“重体育教育,轻体育法制”的社会观与“重传统法学,轻新型法学”的学科观的影响下,我国高等院校尚未对培养体育领域的法治人才给予足够的重视。高校应根据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找准法治人才培养与体育事业需求的结合点,致力于为体育法治化输送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涉外领域的类型化法治人才,以增进体育领域的人才培养和体育法治实践需求的匹配度。

我国饮酒现状及相关问题

近年来,中国的酒消耗量及相关危害增加明显,自2002,中国的啤酒产量成为全球第一。成人人均饮酒量为每年5·4L纯酒精。根据一项WHO资助的研究,15a以上男性、女性三个月饮酒率分别为63·8%和18·3%,整体三个月饮酒者比例为43·5%。饮酒主要表现为急性酒中毒相关的问题,包括暴力、犯罪、经济问题、家庭问题等。饮酒相关的远期问题主要表现为躯体精神问题,公共卫生问题以及社会问题。目前,我国颁布了有关法律、管理条例,以降低酒相关危害,但目前还没有针对酒滥用的预防项目与计划等,这是今后需要急切解决的问题。

中国商会立法刍议:从契约的视角

商会是商人(企业)为降低市场活动中各种交易成本而建立的自治组织,其经济本质是一种“关系型契约”。据此,中国商会立法应该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型,确立复合型的商会设立模式和一元化的商会外部管理机制;中国商会立法应该为商会自治规范和内部惩罚机制的建立提供有效依据,并充分关注商会职能履行程序和内部成员权利救济问题。总之,中国商会立法应该围绕商会自治的主题,彻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身份性立法”模式而转向“契约性立法”模式,即废除现存商会的各种差别待遇,以“平等契约观”为指导来构建商会法律制度。

地役权制度的立法价值与模式选择

相邻关系与地役权的关系宿生争论,有以所谓相邻权取代地役权的,有以地役权取代相邻权者,二者关系究竟如何,在我国目前物权立法紧迫之际必须做出回答。笔者在考察了二者的基本含义和功能的基础上,指出二者的区别体现在基本保障和更高追求上,而且地役权还具有排除或者改变相邻关系适用、满足人们获得对土地利用形式多样化和稳定化的要求,具有独立而充分的立法空间和重要立法价值,理应在明确其名称和立法模式的前提下,在我国未来物权法中加以规定。

中外政策性金融立法比较研究

国外政府和立法当局普遍注重政策性金融的专门立法建设,有相应独立完善和系统的法律、法规,不仅在机构成立伊始就有法可依,而且还与时俱进地及时调整修改有关法律。相比之下,我国的政策性金融专门立法受内外因素的制约而严重滞后,并导致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之间无序竞争等一系列不良后果。所以,必须借鉴国外在政策性金融立法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惯例,结合中国国情,尽快构筑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金融立法机制。

《民法典》编纂催生2.0版《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长期以来,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规范依附于民事实体法,现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不触及现有立法存量的情况下应作增量规定。鉴于《民法总则》以及即将审议的各分编剔除了法律适用规范,对现行各类法律适用规范重新进行整合已势在必然。综合考虑现阶段的立法基础、立法成本、立法效率,以现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基础,对现行各类法律适用规范进行系统化、集成化的编纂,打造2.0版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功效,因而是立法机关最有可能的选项,也是现阶段国际私法学界亟需研究的应用性问题。

论劳动合同法的立法依据和法律定位

劳动合同制度实施中存在的无合同、合同短期化、不规范等问题,严重地侵害了劳动者的权益,影响了劳动关系的和谐。这种劳动关系的现状特别是劳动合同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劳动合同立法的现实依据。劳动合同立法的的理论依据,则在于劳动合同法律所规制的劳动合同关系,是一种具有从属性质的个别劳动关系,劳动合同也是一种从属性的合同。这是一种不对等和不平衡的关系。劳动合同立法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劳资双方的力量相对平衡,以实现劳动合同关系长期化和稳定化。为此,《劳动合同法》的基本定位应该坚持以下原则:以劳动者保护为基本宗旨的《劳动法》应是劳动合同立法的基本的法律依据;劳动合同立法的主旨和出发点是保护劳动者;劳动合同立法的社会功能是追求社会公平,实现劳资两利;对于劳动关系的调整必须强调公权力的介入。

互联网法律规制的若干问题探讨

互联网应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互联网领域的法律问题也改变着法律的世袭领地,创造出了法律的"混血儿"。调整因互联网应用而产生的各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即互联网法,其调整手段涉及公法和私法领域,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兼具特异性范畴和共同性范畴的综合性法律部门。互联网立法既要针对互联网发展的特点,制定互联网领域的单行法,又要在现有的民法、刑法、知识产权法等部门法中增加针对互联网领域的专门条款,以达互联网法律规制的目的。

我国能源管理体制的困境及其立法完善

能源管理体制是能源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也是能源立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和能源立法变革有助于解决我国目前能源管理中职能分散、各自为政、监督缺位、恶性竞争等问题。通过设立能源政策制定与协调机构、宏观管理机构和市场监管机构3个既分工又配合、层层细化的能源管理机构,整合我国的能源管理职能,形成完善的能源管理体系,将是我国能源发展的关键。

新闻立法刍议

本文概述了新闻法制的现实社会背景,在此基础上,就新闻立法进行了一定深度的思考,既肯定现行新闻法规对新闻传播活动有一定的规范作用,但同时指出现行新闻法规不能完全有效地适应当代新闻传播活动,强调建立和完善新闻法制的条件已经成熟,呼吁尽快完善社会主义新闻法制。

农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探析

现行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方面具体法律制度的缺陷,不利于农地使用权的流转和农地使用权的保护,通过对现行法律制度的分析,构想以物权立法来规范农地使用权及其流转,以促使农地使用权能够健康、有序地流转。

全国人大常委会“抽象法命题决定”的性质与适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部分决定带有"抽象法命题"的意味,从而与立法有所通联。"抽象法命题决定"的性质如何以及能否被司法机关适用是需要直面的问题。就其性质而言,决定的主体和程序是判断其是否属于法律的唯一标准,但不属于法律的决定也可能被历部宪法授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制定法令、解释法律、修改法律、补充法律、批准条约的职权所涵盖。就其可适用性而言,司法机关几乎不加甄别地将这类决定视作可适用的规范,但在应然层面上,并非所有决定都可被适用。"抽象法命题决定"之所以勃兴并呈现出法规范的面相,原因包括转型期宪法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不足,立法者持守积极慎重的立法理念,全国人大常委会权力结构的复合性,以及司法条件的局限性。

中国环境立法法典化模式选择及其展开

世界范围内,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法律传统,对环境立法体系化采取了"基本法+单行法"与法典化两种模式。按照建立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目标,"适度法典化"成为中国环境法典编纂的合理选择。"适度法典化"是动态开放的实质性法典编纂,应以理念变革、方法创新为基础,构建以目标价值为核心,以工具价值为技术方法的基本逻辑体系。"适度法典化"模式下的环境法典的体例可采取"总则一分编"结构。总则编采取"提取公因式"方式,规定可以统领全局和普遍适用的立法宗旨、基本原则、管理体例和引领性制度等内容。分则编整合部分现行法律法规,对法典调整的事项进一步详细规定。由此,编纂方法上需要界定"生态环境"基石概念,厘清环境法律关系;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采取"双法源"模式;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以"生态环境"为基石概念,法律关系为体系化工具,构建环境法典框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