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轨铸钱说质疑——兼论前凉货币环境及“凉造新泉”铸造时代

史书有关张轨在河西恢复五铢钱行用一事,是自然经济完全占统治地位时期的一件大事。但将张轨恢复五 铢钱行用一事附会为张轨铸造了钱币,进而又与出土古钱“凉造新泉”相联系,则是臆测。张轨毋需铸钱,因为张轨 时期的河西存在着相当的货币经济环境。张轨只是通过措施将五铢钱的潜在信用发掘了出来,让它由静止转向流通。 至于“凉造新泉”,则可能是北凉沮渠蒙逊所铸。

杨万里的当下意义和宋代文学研究

杨万里是南宋著名大诗人。研究杨万里具有当下意义,主要表现在"新"、"活"、"诚"三方面,他留下的文化遗产有积极的现实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深入研究杨万里,将为南宋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发展提供新的认识。在这一点上,钱钟书先生的意见给我们很大启示。

论《南部新书》对于整理唐代小说文献的价值

《南部新书》是北宋初钱易编撰成的一部小说选集,其内容和文字绝大部分来源于唐代的小说、杂史、杂传以及正史等书籍,该书对于整理唐代小说文献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通过此书可发现一些失传的唐代小说佚文,一些仅有节录本传世的小说可在此书中找到一些较完整的文字。在唐代小说以及《太平广记》等书的文字的校勘方面,《南部新书》

钱钟书的宋诗观

钱钟书是集学者、才人于一身,融古今中外为一体而又兼善各类著述体裁的一代宗师。钱先生师友中交游最密、酬唱最多的学者皆学宋,濡染相熏,使他偏嗜宋诗。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谈艺录》,就有相当篇幅论述宋代诗人及作品,提出许多超越前贤的创见。而《槐聚诗存》的特色和风格更是与宋诗一脉相承。在此基础上,钱先生以其诗学思想为理论依据,从艺术价值与艺术创新的角度,对宋诗进行了精细的梳理和筛选,编辑成《宋诗选注》,使钱学的思想精髓呈现给读者。由此可见,钱先生对于宋诗的掌握与喜爱以及对于宋诗独特风格和价值的肯定。

晚唐五代入蜀士人及其在前蜀立国中的作用

在安史之乱后的移民高潮中,大批士人流寓入蜀,他们入蜀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避乱,他们仕蜀的心态亦颇复杂:或虽勉强出仕但心怀大唐,或则主动投靠王建以博取功名。不管其初衷如何,他们凝聚于王建周围,为其出谋划策,撰写章奏,协助其处理政务,使之一步步走向强大,从而为前蜀开国立下功勋。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订误

李心传所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是宋代著名笔记小说,涉及制度、人物、财赋诸多方面,为研究宋史之重要史书。编写精良,但亦存瑕疵。其于记载同签书枢密院条,存在失误。结合宋代史书,尝为订误。

宋代汴洛语音奉母音值为[f]例证

周祖谟先生的《宋代汴洛语音考》是研究宋代语音的嚆矢,提出奉母与非母音值无异,但这是推论,周先生及后来的研究者均未举出例证。我们在邵雍的《前定易数》发现了五例别字异文,从而为周先生的推论提供了佐证,即奉母已清化,与非母音值同,为[f]。

新旧《五代史》关于吴越钱氏家族记载的异同

新旧五代史均成书于北宋时期,是记载五代十国历史的基本文献,但两史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它们之间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成书历程、编纂体例、史料择取、叙事风格等方面,而且体现在它们内在的思想观念上。这里通过对钱氏吴越国的不同记载,以探究新旧《五代史》所体现作者的不同思想内涵。

前蜀宫廷队舞《折红莲》考论

前蜀宫廷队舞《折红莲》在继承前代采莲舞的同时亦有新变,道具装饰华丽精巧、舞台构思新颖独妙、场面气势盛大恢弘、技术设备先进高超、致词长歌等程式设计,为宋代队舞《采莲舞》的定型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前蜀后主王衍喜舟戏、崇道教,尤好宏大奢华的聚会及演出,故创制了带有道教情韵的大型队舞《折红莲》,此舞或代表了前蜀乐舞的最高成就。《折红莲》在后蜀宫廷曾多次演出,经雅化后,与《回鹘》队舞等一起,随入宋的官员及乐工传至北宋宫廷,推动了宋代宫廷乐舞的发展。

《四库全书总目》中“前七子”概念使用探微

使用“七子”一词,指称“前七子”者只有7则,指称“后七子”者共37则,统称“前后七子”或明代复古文人者有28则。《四库全书总目》延续了明代后期文人使用“七子”特指“后七子”的做法,“前七子”概念在《四库全书总目》编纂时并不成熟。第三,《四库全书总目》视野下的弘正复古文人在文学风格上或宗李,或宗何,李梦阳、何景明作为“前七子”的核心成员,两者文学风格存在差异,宗属派系亦很明晰,说明“前七子”流派盟主、流派统系、流派风格有分化现象,内在凝聚力、向心力均不足,不是一个稳定的文学流派。《四库全书总目》更多使用“李、何之派”等概念称呼弘正复古文人,在“前七子”概念形成过程中处于过渡阶段,而不是定型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