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万古新:元好问五言诗的审美取向

元好问是金元政权更迭时期最为耀眼的一位作家,其诗歌主要以沉郁苍凉的七言丧乱诗著称。与其丧乱诗相较,元好问的五言诗审美风格又有明显不同。其五言诗在审美取向上更为清新质朴,崇尚自然,主要体现为诗歌内容上对山水田园的亲近、诗歌风格上强调天然淳朴的性情,以及诗歌境界上流露出的达观淡泊。元好问这种追求质朴浑成的五言诗审美取向,为唐以后的五言诗史作出新的审美贡献。

论崔国辅绝句对乐府诗的吸收与改写

“崔国辅体”是晚唐诗人韩偓创作“香奁”体诗时所模拟的一种言情诗体,实为盛唐诗人崔国辅创作的五言绝句。“崔国辅体”的形式来自南朝齐梁时代的吴歌中的《子夜歌》和西曲中的《襄阳曲》等乐府体式,其诗意与情感不仅吸收吴歌西曲中的情爱内容,还化用了《诗》《骚》和汉乐府中男女相思题材。由“崔国辅体”可见吴歌西曲这样的南朝乐府短章向五言绝句转进的痕迹,可进一步验证“绝句出于乐府”说之可信。植根于南朝民歌的“崔国辅体”五言绝句,具有自然婉转而含蓄精致的特征。

传统的再造:《唐诗六言画谱》的诗歌与图像

《唐诗六言画谱》是明万历年间诗、书、画三者精妙配合的画谱,共收录六言诗58首,18首无配图。画谱所录六言诗大部分为伪作,或改换唐人诗题、作者;或据五七言改写;或自创。编刊者选录8首署名李白的诗歌以及较多的中晚唐诗,力图在保持唐诗风貌的基础上,呼应晚明扬李抑杜、宗尚中晚唐诗风的特色。《唐诗六言画谱》以图配文,诗与画大部分是全景式画面的一一对应,着重细节呈现,还使诗人入画,试图呈现诗人创作整体情境,展现画家对诗画转译的新理解。《唐诗六言画谱》的新变化源自期待读者群体从“士”扩大为“四方鉴赏者”的拓展,刊刻者希望为读者群体提供印证式的阅读体验,使其享有解密式的阅读快感。相对于因“卧游”观念风行的旅游绘本,画谱提供了更为纯粹的艺术世界。

论林景熙七言律诗的诗歌艺术——就数字入诗研究

数字入诗是诗歌艺术的重要方面。在林景熙存世的85首七言律诗中,包含数字的诗歌数量高达76首,可见其数字运用之多。林诗不但数字运用甚多,且手法纯熟。其入诗的数字不仅有如“一”“二”等自然数字,还大量存在如“千”“几”“独”等包含数字意义的特殊数字。林景熙七律中的数字运用除了频率高这一特点外,还具有组合多样性、位置丰富性等典型性特征。诗中数字的存在对于诗歌事物的描写、场面的描绘及情感的抒发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李白歌行“叙情长篇”对七言歌行抒情艺术的发展

清代王闿运谓“李白始为叙情长篇”,比较准确地概括了李白七言歌行的艺术成就。“叙情长篇”指向一批具体的歌行作品,以叙述诗人经历、抒发主体情志为特征,显示出自觉的主体抒情意识。李白七言歌行突破齐梁以来的赋题之法,充分吸收楚骚精神与汉魏古辞的叙述艺术,并与南朝文人诗歌的情思流转相结合,将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这是对七言歌行抒情艺术的重要发展。李白以“叙情长篇”创作赠答歌行,突破了盛唐酬赠歌行以一事一物为兴、篇末致意的模式,从抒情强度和内容深度上,呈现出诗歌史上歌行赠答风气的新变。

隐形的“声调谱”:王士禛七古声韵探微

王渔洋作为清代古诗声调学的核心人物,却既无“声调论”专书,又未精心编制“声调谱”。考察渔洋在古体诗创作实践中对声调的组织安排,发掘其古体诗文本特别是七古文本背后隐藏的“声调谱”,有助于确证其在古诗声调学中的地位。三平调是渔洋七古最典型的句调格式,此外渔洋七古还综合运用多种句调格式,体现了极强的多样性。韵作为古诗声调的重要表达形式与古诗声调系统的关键要素,在渔洋七古中也得到巧妙运用。

近四十年来彭玉麟研究述评

彭玉麟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清朝“中兴四大名臣”,有关他的文献整理和资料编撰自光绪年间起,主要是为整理其生前著述、官方修传和私家传记等,但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针对彭玉麟的学术研究一度陷入沉寂,直至改革开放后,才日趋活跃。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竞相鉴用新理论新方法,并开展跨领域研究,借以拓宽学术视野。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明显激增,但也存在《彭玉麟集》增补录工作进展缓慢、彭玉麟与晚清水师关系研究不足等缺憾。

清人“三四拗救”说对唐近体诗律的误读

明代平仄格谱与“二四六分明”口诀的出现奠定了明清近体诗律体系的基础,也将唐近体诗常用句式“平平仄平仄”排除在标准句律样式之外。为此,清代学者提出“四拗三救”与“三拗四救”两种方案以重建“平平仄平仄”及其衍生句式在唐近体诗中的合法性。然而,通过史论考辨与量化分析发现,清人“三四拗救”说存在理论上的局限。《全唐诗》中“平平仄平仄”的节奏以“2+3”为主,在削弱第四字节律地位、改变音节长短的同时延续了汉语诗歌平仄相间的审美追求,体现了句律节奏受语法结构与韵律传统的双重影响。“二四六分明”的归纳与“三四拗救”的补缀反映了明清学者在致力于建构统一诗学规范下对唐近体诗律的误读、规约与再造。

小学语文常用读物的字种与字量研究——“三、百、千”“四书”、古诗80首等六种读物的用字

通过字种的统计、比较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在今天仍作识字教材存在一定的问题 ,《四书》也是一样。《千家诗》《古诗词诵读精华》、古诗 80首、古诗 70首等诗歌读物的高频字字种有较大的集中性 ,为我们今天选取识字字种和以古诗文编选教材提供依据和参考。

壮族《嘹歌》的文化内涵——壮族“嘹歌”文化研究之五

《嘹歌》是著名的壮族传统长篇古歌,内容丰富,文化内涵深厚,是“歌化”生活与“诗性”思维的集中表现,反映了壮族通过唱歌促进“两种生产”的价值观,追求“依歌择配”美好生活的婚姻观,反映厌兵事乱世和思安居乐业的社会观,展现“那文化”形态及其岁时观念,透过《嘹歌》可窥视壮族传统歌谣艺术从《越人歌》到《刘三姐》歌式的发展。

敦煌诗中的别字异文研究——论五代西北方音的精见二系合流

罗常培指出,早在五代时期精、见二系就开始合流,但后来的研究对罗的观点均持否定态度。对敦煌诗中的别字异文作穷尽的考察,可以发现二系合流有八例。五代后敦煌等西北地区丧失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出入口的功能,从而导致历史文献的断层,这应是二系合流未见文献证据的原因之所在。

试论清代台湾举人之诗歌

清代台湾因科举考试的实施出现了300多名举人,这些举人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这使他们在台湾文学活动中得以大显身手,其诗歌创作便是例证。台湾举人的诗歌创作就其时间而言大体上可以分为康(熙)雍(正)时期、乾(隆)嘉(庆)时期、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时期。台湾举人的诗歌创作就其内容而言是多方面的,有白描式的写实,有应景式的酬唱,也有文献式的记载等。台湾举人之诗歌与内地士人的诗歌不尽相同,自有其特色,体现为母题情结、民俗意识与方言现象。台湾举人之诗歌创作不仅促进了台湾文学的发展,而且还推动了中华文化的繁荣。

论李白各体山水诗的艺术渊源及其对传统的发展

相对王维、孟浩然山水诗的成就主要在五言,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七言写山水也很少,李白在安史之乱前就已广泛采用五古、五律、五绝、七绝、七言歌行等体裁来表现山水主题,并且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从体裁入手考察其山水诗,可以说李白是盛唐诗人中在山水诗创作方面用力最勤、开掘最广、变创最多的诗人。李白各体山水诗都有其独特的渊源与风格特点,在承与变、承与创之间有不同的表现。而总的特点有二:一是充分地表现个性,二是从各自的体裁特点出发,共同体现对音乐性的追求。二者构成李白山水诗不同于盛唐诸家的独特个性,而且对后世山水诗艺术影响深远。

渐江及其诗画中的精神品格

明末清初,新安画派始有面貌,渐江作为这一画派的旗帜,以其"敢言天地是吾师"的画学思想,不仅带动徽州一地绘画繁荣,亦影响了有清以降中国文人画的美学取向。渐江及其诗、画中所呈现出的"遗民"风骨、学人品格、超脱情怀和标立新貌的精神品格,虽逾三百多年历史,却依然闪耀着璀璨的光辉。

宋代六言绝句的绘画美和建筑美

六言绝句在节奏、声律方面缺乏音乐美,因此作为一种补偿,写作六言绝句的诗人便在形式上强化其绘画美和建筑美,尤其是宋代诗人更自觉地意识到这种"有意味的形式"的审美特征,即"清绝可画"和"事偶尤精"。六言绝句的绘画美来自颜色字、叠字(包括联绵字)、方位词、意象并置等具有绘画性质的词汇和构词方式。与五七言绝句相比,六言绝句更适合共时性的并列呈现、静态描绘,宜于传达粗略的总体印象,刻划客观的画面。六言绝句的建筑美来自精巧用典和工整对仗的结合,尤其是"多重工对",在语言上表现为形、音、义和语法、修辞等复杂因素的均衡对称。

陶渊明四言诗与《诗经》的传承关系

文章从四言形式这一角度分析了陶渊明与《诗经》之间的关系,提出:在陶渊明以前,诗人们以《诗经》为摹本创作四言诗,往往出现两种情况——不是“太离”就是“太肖”。而陶渊明学习《诗经》可谓“不即不离”、形神兼备,从而得出结论:陶渊明对《诗经》的四言诗是全面的继承,陶诗与《诗经》之间是渊源关系。

论中国古代文学体裁的诗意性与诗意思维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对各文学体裁特征的研究 ,应该说是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的。但从思维的角度分析文体特征的文章尚不多见。本文拟从诗意思维的符号、语境、载体等方面 ,探讨中国文学体裁的诗意性特征。

支遁的五言诗创作及其诗史意义

支遁是东晋重要的高僧,不仅在玄、佛思想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其诗歌创作对东晋士人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支遁继承魏晋五言诗的艺术传统,重视丰蔚的修辞,在东晋前中期四言体玄言诗占主流,诗歌整体处于低潮的背景下,其诗歌创作对东晋中后期士族的诗歌创作风气、五言体的观念,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诗歌的艺术及其影响来讲,支遁都可以说是东晋重要的诗人。但是囿于其僧人的身份,支遁的诗歌创作及其诗史意义,当前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仍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地研究。

刘长卿“五言长城”新解

刘长卿曾自称为"五言长城"。"五言长城"究竟指什么,历来说法不一。一般人认为指五言中的长篇,也有人认为指五言中的短篇,即五言近体。实际上,"五言长城"应该理解为刘长卿对它的偏爱、实际创作数量的众多以及对其五言诗价值和艺术成就的倚重。

汉代今文《诗》学兴衰探微

有汉一代,今文经《诗》学昌盛,齐、鲁、韩三家均立博士。时代的需要及三家《诗》学自身的特点是其兴盛的主要原因。然而,官办经学繁荣的背后潜藏着深刻的学术危机,日益繁琐的师法家法严重束缚了其自身的发展,《鲁诗》的抱残守缺、《齐诗》的阴阳灾异、《韩诗》的“引《诗》证事”“微言大义”是三家《诗》衰微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