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万古新:元好问五言诗的审美取向

元好问是金元政权更迭时期最为耀眼的一位作家,其诗歌主要以沉郁苍凉的七言丧乱诗著称。与其丧乱诗相较,元好问的五言诗审美风格又有明显不同。其五言诗在审美取向上更为清新质朴,崇尚自然,主要体现为诗歌内容上对山水田园的亲近、诗歌风格上强调天然淳朴的性情,以及诗歌境界上流露出的达观淡泊。元好问这种追求质朴浑成的五言诗审美取向,为唐以后的五言诗史作出新的审美贡献。

论崔国辅绝句对乐府诗的吸收与改写

“崔国辅体”是晚唐诗人韩偓创作“香奁”体诗时所模拟的一种言情诗体,实为盛唐诗人崔国辅创作的五言绝句。“崔国辅体”的形式来自南朝齐梁时代的吴歌中的《子夜歌》和西曲中的《襄阳曲》等乐府体式,其诗意与情感不仅吸收吴歌西曲中的情爱内容,还化用了《诗》《骚》和汉乐府中男女相思题材。由“崔国辅体”可见吴歌西曲这样的南朝乐府短章向五言绝句转进的痕迹,可进一步验证“绝句出于乐府”说之可信。植根于南朝民歌的“崔国辅体”五言绝句,具有自然婉转而含蓄精致的特征。

传统的再造:《唐诗六言画谱》的诗歌与图像

《唐诗六言画谱》是明万历年间诗、书、画三者精妙配合的画谱,共收录六言诗58首,18首无配图。画谱所录六言诗大部分为伪作,或改换唐人诗题、作者;或据五七言改写;或自创。编刊者选录8首署名李白的诗歌以及较多的中晚唐诗,力图在保持唐诗风貌的基础上,呼应晚明扬李抑杜、宗尚中晚唐诗风的特色。《唐诗六言画谱》以图配文,诗与画大部分是全景式画面的一一对应,着重细节呈现,还使诗人入画,试图呈现诗人创作整体情境,展现画家对诗画转译的新理解。《唐诗六言画谱》的新变化源自期待读者群体从“士”扩大为“四方鉴赏者”的拓展,刊刻者希望为读者群体提供印证式的阅读体验,使其享有解密式的阅读快感。相对于因“卧游”观念风行的旅游绘本,画谱提供了更为纯粹的艺术世界。

论林景熙七言律诗的诗歌艺术——就数字入诗研究

数字入诗是诗歌艺术的重要方面。在林景熙存世的85首七言律诗中,包含数字的诗歌数量高达76首,可见其数字运用之多。林诗不但数字运用甚多,且手法纯熟。其入诗的数字不仅有如“一”“二”等自然数字,还大量存在如“千”“几”“独”等包含数字意义的特殊数字。林景熙七律中的数字运用除了频率高这一特点外,还具有组合多样性、位置丰富性等典型性特征。诗中数字的存在对于诗歌事物的描写、场面的描绘及情感的抒发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李白歌行“叙情长篇”对七言歌行抒情艺术的发展

清代王闿运谓“李白始为叙情长篇”,比较准确地概括了李白七言歌行的艺术成就。“叙情长篇”指向一批具体的歌行作品,以叙述诗人经历、抒发主体情志为特征,显示出自觉的主体抒情意识。李白七言歌行突破齐梁以来的赋题之法,充分吸收楚骚精神与汉魏古辞的叙述艺术,并与南朝文人诗歌的情思流转相结合,将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这是对七言歌行抒情艺术的重要发展。李白以“叙情长篇”创作赠答歌行,突破了盛唐酬赠歌行以一事一物为兴、篇末致意的模式,从抒情强度和内容深度上,呈现出诗歌史上歌行赠答风气的新变。

隐形的“声调谱”:王士禛七古声韵探微

王渔洋作为清代古诗声调学的核心人物,却既无“声调论”专书,又未精心编制“声调谱”。考察渔洋在古体诗创作实践中对声调的组织安排,发掘其古体诗文本特别是七古文本背后隐藏的“声调谱”,有助于确证其在古诗声调学中的地位。三平调是渔洋七古最典型的句调格式,此外渔洋七古还综合运用多种句调格式,体现了极强的多样性。韵作为古诗声调的重要表达形式与古诗声调系统的关键要素,在渔洋七古中也得到巧妙运用。

近四十年来彭玉麟研究述评

彭玉麟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清朝“中兴四大名臣”,有关他的文献整理和资料编撰自光绪年间起,主要是为整理其生前著述、官方修传和私家传记等,但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针对彭玉麟的学术研究一度陷入沉寂,直至改革开放后,才日趋活跃。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竞相鉴用新理论新方法,并开展跨领域研究,借以拓宽学术视野。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明显激增,但也存在《彭玉麟集》增补录工作进展缓慢、彭玉麟与晚清水师关系研究不足等缺憾。

清人“三四拗救”说对唐近体诗律的误读

明代平仄格谱与“二四六分明”口诀的出现奠定了明清近体诗律体系的基础,也将唐近体诗常用句式“平平仄平仄”排除在标准句律样式之外。为此,清代学者提出“四拗三救”与“三拗四救”两种方案以重建“平平仄平仄”及其衍生句式在唐近体诗中的合法性。然而,通过史论考辨与量化分析发现,清人“三四拗救”说存在理论上的局限。《全唐诗》中“平平仄平仄”的节奏以“2+3”为主,在削弱第四字节律地位、改变音节长短的同时延续了汉语诗歌平仄相间的审美追求,体现了句律节奏受语法结构与韵律传统的双重影响。“二四六分明”的归纳与“三四拗救”的补缀反映了明清学者在致力于建构统一诗学规范下对唐近体诗律的误读、规约与再造。

莫友芝纪乱诗的诗史品格探赜

莫友芝是清道咸年间贵州的诗文大家,他的纪乱诗反映了社会动乱、人民丧亡的社会现实,具有“诗史”品格。莫友芝纪乱诗的“诗史”品格具体表现为诗注互补、诗史互证、忧国忧民和实录时事四方面。莫友芝的“诗史”思想与其人生境遇、师法杜甫以及自身谨于治史精神息息相关,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把握莫友芝的纪乱诗的“诗史”品格,一方面可以对莫友芝诗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更全面的了解,可以借此以深化对宋诗派诗歌理论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了解贵州历史细节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千家诗》署名刘克庄问题与命名方式新探

作为今本《千家诗》的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明代七言《千家诗》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至今无法确定谁是它的最初选编者。七言《千家诗》通常署名为谢枋得,1979年之后出现了刘克庄的署名。刘克庄署名的出现既有深远的历史原因,又与1911年之后红学热有一定关系。伴随着红学研究兴起,出现了曹寅与《千家诗》关系的新认知,形成关于刘克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千家诗》三者复杂关系的一种简单化认识,这种知识谱系中萌生了刘克庄的错误署名。这种错误署名的出现与《分门纂类唐宋千家诗选》命名、称谓不无关联,也与人们对七言《千家诗》命名方式的认识有关。不过就命名方式而言,历史上有不少以“千家”命名的诗歌选本,《千家诗》只是其中之一,二者之间的关联度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高。

论端砚的文化品格——端砚诗、赋研究

端砚作为文房器物,对历代文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历史长河中,端砚引兴文思,文学赋予端砚以文化品格,并在交汇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端砚诗、赋”作品。本文由此开展,重点从“天地之精——端砚诗赋中的生命精神”“巧匠——文质相杂的工艺观”“守拙——端砚特质与端人品行”“比德——流光溢彩的石品与人生德行”等四个方面凸显端砚诗、赋中所蕴含端砚精神及其文化品格。

论岑参七言诗歌在清代的高度接受——以选本和诗话为中心

与明代以前一般把岑参作为边塞诗人不同,清人从体裁角度进一步明确岑参七言诗歌创作在诗坛的地位,认为岑参七言歌行可为“唐人第一”,七律温雅为唐之“正声”,七绝可与王维并举,成就仅次于李杜等大家。岑参边塞诗人形象与“最善七言”风格在文学史生成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显示出文学史生成过程中对其突出成就的筛选与强化。清代诗话更为繁荣且诗歌理论趋于系统化,对边塞诗的深入阐述与大力创作使清代成为文学史中甄选岑参诗歌特质的重要一环。

陶渊明四言诗研究初探

四言诗是中国最古老的诗歌体裁之一,诞生于先秦时代,盛行于西周时期,春秋时期后趋向衰弱,两汉有过短暂的复兴,魏晋后再次繁荣起来,隋唐后逐渐衰弱最终失去痕迹.四言诗繁盛于隋唐之前,发展历程长达上千年,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陶渊明是晋宋之际最为伟大的文学家和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创作了大量的传世诗篇,其中就有四言诗的作品.以陶渊明四言诗为核心,从四言诗的发展历程出发,探讨陶渊明四言诗的主要内容,通过对田园农耕、建功立业、述祖戒子、思念亲友及感慨咏怀几种类型的研究,进一步分析陶渊明四言诗的艺术特色,即在风格、形式、语言和意境等几方面的特点,从总体上把握陶渊明四言诗的特征和贡献,为陶渊明四言诗的相关研究做一定的探索.

朝鲜王朝文人李安讷对陶渊明的接受研究

朝鲜中期文人李安讷是当时朝鲜诗坛的“双璧”之一,其诗歌锋芒俊健,有盛唐诗格。李安讷对陶渊明十分推崇,形式方面的接受集中体现在其46首《集<归去来辞>字诗》与《次<归去来辞>韵》之中,而在意象方面则主要体现为对陶渊明“傲吏”“隐士”之德及陶诗经典意象“菊”“酒”“桃源”等的接受,以及对这些意象内涵创造性的发展。李安讷在对陶诗接受与解读的过程中,通过主观认识实现了时代与历史意识的结合。“兼济天下”的抱负与恶劣的政治环境之间的冲突,使李安讷徘徊在进退之间,陶渊明的气节及其恬淡的诗歌世界,为其提供了心灵栖息。

南朝五言诗叠字研究

南朝五言诗中的叠字数量多且分布范围广,具有词义集中、表意丰富、音乐性强等特质,在丰富诗歌表现意蕴、增强诗歌节奏感与声情流畅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汉魏五言诗创作的重要标志,叠字的使用体现出南朝诗人对先秦诗歌、辞赋中词汇与创作手法的继承与发挥,也反映出南朝五言诗由古体向近体发展过程中的古律参差现象。

田雯七言歌行体咏物诗研究

田雯七言歌行体咏物诗从题材内容上可分为三类:一是咏物,体物传神;二是咏物结合议论,表达对某一事物或社会某一问题的看法;三是咏物中抒怀,表达对人生遭际的感慨。艺术特色表现为:长于用赋,铺陈排比;想象奇特,构思精巧;辞藻丰富,典故多样。在神韵说风靡的清初诗坛,其诗独树一帜,给人以独特的审美享受。

曹植与汉魏五言诗研究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汉朝之前,诗的发展形式大体按照先秦诗骚体传统而流传,汉之后,赋、诗新体为汉代以及后世诗歌带来了新的发展之路。而汉魏五言诗的发展在曹植这里显得灼灼生辉,其诗歌创作在价值倾向、思想内容、艺术风格、情感抒发等方面,为后代五言诗的发展拓宽了道路。依据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等文论对曹植的品评,进而展开曹植对于五言诗的继承与发展以及曹植的创作之路、诗歌创作风格与艺术特色内容的论述。

小学语文常用读物的字种与字量研究——“三、百、千”“四书”、古诗80首等六种读物的用字

通过字种的统计、比较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在今天仍作识字教材存在一定的问题 ,《四书》也是一样。《千家诗》《古诗词诵读精华》、古诗 80首、古诗 70首等诗歌读物的高频字字种有较大的集中性 ,为我们今天选取识字字种和以古诗文编选教材提供依据和参考。

壮族《嘹歌》的文化内涵——壮族“嘹歌”文化研究之五

《嘹歌》是著名的壮族传统长篇古歌,内容丰富,文化内涵深厚,是“歌化”生活与“诗性”思维的集中表现,反映了壮族通过唱歌促进“两种生产”的价值观,追求“依歌择配”美好生活的婚姻观,反映厌兵事乱世和思安居乐业的社会观,展现“那文化”形态及其岁时观念,透过《嘹歌》可窥视壮族传统歌谣艺术从《越人歌》到《刘三姐》歌式的发展。

敦煌诗中的别字异文研究——论五代西北方音的精见二系合流

罗常培指出,早在五代时期精、见二系就开始合流,但后来的研究对罗的观点均持否定态度。对敦煌诗中的别字异文作穷尽的考察,可以发现二系合流有八例。五代后敦煌等西北地区丧失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出入口的功能,从而导致历史文献的断层,这应是二系合流未见文献证据的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