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三边总督喻时生平著述考

喻时(1507—1571),明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官嘉靖、隆庆两朝,前后三十余年间,曾任吴江县令、监察御史、山西巡抚、三边总督等职,官至兵部右侍郎。嘉靖后期,喻时临危受命,总督三边军务,功绩卓然,有力地维护了西北边地和平。其宦迹遍及南北,政绩斐然,声名远播,时有“喻青天”之美誉。喻时一生勤于著述,今有《吴皋先生文集》《海上老人别集》及其它散著存世。

中国古代爱情诗翻译选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近两百年以来西方世界翻译和出版了不少中国古代爱情诗。西方编选者以自己的诗学标准对中国诗歌文本进行选择、翻译和阐释,以翻译选本的方式呈现,使其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中国古代爱情诗翻译选本在西方世界的译介、传播和接受涉及如下问题:输入者的时代环境、编选者的情感差异、接受者的美学取向、中西方的伦理歧异以及不同文化系统的性别认同。分析编选者主体对中国古代爱情诗的阐释依据,剖析具体文学文本与文化现象背后的跨文化传播机理,可以为中国文化的跨文化阐释提供镜鉴。

选本编纂与王朔小说的经典化

在王朔小说的经典化过程中,文学选本发挥了重要作用。争鸣小说选本、先锋小说选本、通俗文学选本等当代文学选本收录王朔小说的复杂情况,反映出王朔小说被同时代人理解、接受和归类上的困难程度。王朔及其作品的经典化是当代文学典律构建中的特殊个案,是历史与现实、作家与社会、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学术规范与市场逻辑等多重内外因素形成合力的结果。

清初尺牍选本中的文人困境书写

清初在以选本聚合时人的文化生态中,尺牍编选刊刻十分盛行,现存选本约计20种,收录尺牍近万通,在出版史上具有现象学意义。选本生成带来尺牍由私密空间走向公共场域,贯穿着选家复归风雅的苦心孤诣和价值取向,衍生出立言和传名的功能,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清初文人真实的精神影像,文学史因此变得日益丰满。大量内容充实、情感真挚的尺牍高度还原了传统文人的日常,不乏其他现存文献阙载或言而不详、录而失真者,其中的“困境书写”十分突出,映射了一代文人深刻的精神创伤。尺牍是社会交往的产物和知己交谊的见证,文人在日益扩张的人际网络中寻找突围,谋求物质救济、生命关怀以及文化理想的实现。

礼学与清中期骈文选本之关系

骈文之体源于礼法,后世因着意于骈文形式之美,其与礼学之关系逐渐隐晦。至清代,出于稽古右文之需,礼制建设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此情势下,翰林院庶吉士学习骈文,科举考试也将骈体作为基本功夫。此期骈文选家多曾任职翰苑,出于礼职身份而编纂选本。因此,所选文体多与礼制相关,且骈文理论亦含蕴“和”的礼学内涵。正是在清中期重礼的文化氛围中,骈文与礼学再次结缘。

欧阳守道思想理念探析——兼论其文艺思想对刘辰翁的影响

欧阳守道是南宋著名的教育家、理学家,作为儒者,他始终秉持儒家士大夫的初心与担待意识,尊崇孔孟之道,提倡实学,主张学以致用,并立足儒学立场,吸收程朱理学与陆九渊的心学加以融会贯通,提出了“文资于理,理资于学”等具有时代和个人特色的理学主张,其人生理念和理学思想的逐渐成熟也影响了其文艺思想的成型,他论诗以《诗经》为标准,推崇“温柔敦厚”的诗教理念,坚持诗歌以彰显自然本色,根植诗人性情为佳,这些文艺理念都对其弟子刘辰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选本视域下秦观文章的递降性接受

秦观文章的文学史地位可通过选本反映。《宋文鉴》等二十余部选本根据政治立场、文学好尚、文体规范以及实用性等因素对秦文进行选录。在与宋六家、苏门六君子文章选录数量的比较中可以发现,秦文在其中居于中游地位。南宋选录秦文的选本最多,其数量甚至超过后代之和,这主要是受到科举考试与南宋人对苏门士人的推崇等因素的影响。而宋代以后选本对秦文选录明显减少,其根本原因在于与欧苏等一流作家相比,秦文的思想性不及他们,艺术上又好模拟,难以自成一家。这同时也与秦观词作的造诣得到普遍认可、文体的不同功用、唐宋八大家文统的确立以及八股文师法的对象有关。

李渔诗集倡始之心与半世操觚的矛盾性钩沉

明末清初,龆龄即以诗擅名的李渔,生平作诗千余篇,别具手眼有足采而名海内。笠翁提出,诗歌的意境应为“考诸诗词、罕听罕睹为上的‘意取尖新’”,诗作的字句理当“言无稍故、所言事无不新的‘不攘他人一字’”,诗篇的内容需是“圣贤不无过、至愚亦有慧的‘忌填塞’”。但在其写作实践中是“套腐后出、假前人之斧斤的‘剿窠袭臼’”与“载旧本之既言、借前人之只字的‘依附古人成说’”,以及“多引古事,迭用人名”。李渔“不屑摹拟”的“倡始之心”,与其“肖于古今”的“半世操觚”存在明显的矛盾性。(宗唐的文学思潮与相同的战乱背景或为促使李渔对唐朝诗歌进行效仿的外部原因,学识气力有限以及诗集仅是一家之言或为导致矛盾形成的内部成因。)

论赋集与类书功能的趋同性--兼论赋集对类书的学习

赋是适合分类辑录的文体。从《文选》赋以类相分开始,历代赋集编纂也多类分。部分赋集重选,学习《文选》赋编类以文附经;另一部分赋集则辑录求全、体量倍增,故亟需更圆融完备的体例。赋集与类书都“穷尽”文献知识,分类也多以物名类兼有“百科”特征,这使赋集趋同于类书。赋集学习类书,对类书编类整体迁移。类书的纂书体例集分类之大成,以文本自然之旨的观点编类,以天地综括万物,实现了纂书分类的文学“原道”,适合与类书功能趋同、以赋体特点进行编类的求全赋集。

任士林元刊本《松乡先生文集》考述

宋元易代之际的浙东儒士任士林,其诗文集元明清三代皆曾刊刻,明清刻本流传至今,而元刊本大约于明中期散佚。结合明代孙能传的记载,以及从明稿本《诗渊》和残帙《永乐大典》等资料来看,任士林诗文集元刊本书名为《松乡先生文集》,一共10卷,今传世明清各刻本均非全本,其中文章大多保存至今,而其诗歌方面,经研究发现,任士林目前存诗共计188首,与孙能传所记载之元刊本368首相比较,散佚了近一半。

“主体间性”视域下近代文集序跋的书写策略

文集序跋伴随文集产生,具有较强公开性,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书写模式。引入西方“主体间性”理论,有利于重新审视近代文集序跋的书写策略。为推动文集流布,在序跋中进行方式各异的颂赞书写,是近代文人较为普遍的言说方式。当序跋作者与文集作者主体身份相交时,近代文人常将自己移置到读者立场思考、书写,或通过设问、对话等方式使叙述更为客观。当序跋作者与文集作者主体身份相离时,近代文人无需考虑与文集作者的人际关系,可以对文集作出理性评判,或就文集所涉及的相关内容借题发挥地延展说去。

《浔溪诗征》:南浔诗歌文化生态的建构

周庆云所编《浔溪诗征》为南浔一地诗人、诗歌辑选。其中所收诗人诗歌始自元代,历明清,至近代,可谓南浔一地诗歌集大成之作。据《浔溪诗征》所收诗人及诗歌,南浔当地各大望族的诗歌发展史亦被勾勒而出。不仅如此,《浔溪诗征》中有大量的诗歌反映南浔的美景与历史底蕴,这些诗歌主要从自然景色与人文景观及民俗三个方面铺展开来。《浔溪诗征》中亦收录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作。

从“杂文”到“古文”——宋代总集编选与新体论说文的文体独立

唐宋古文运动中兴起的原、解、辩、说等新体论说文,在内容上以立意为宗,着眼于思想的论辩与义理的阐释,在命篇与表达上师法经、子、史,呈现重要新变。这种新变既是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家的创造与主动选择,也是时代思想嬗变的文体表征。这些新体论说文在进入集部时遭遇如何归类的尴尬处境。宋初总集《文苑英华》以“杂文”一目容纳这些作品,至姚铉编《唐文粹》,特设“古文”一目,将其突显于其他文体之外。从北宋到南宋,各种古文选本的编定,使这些新体论说文从“杂文”中剥离出来,成为古文经典,获得了独立的文体地位。

袁枚交游群“生挽”诗创作并唱和现象初探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冬,袁枚发起了一场“生挽”诗创作并唱和活动,在文坛上引起较大反响。袁枚之所以活着时便自作挽诗并索和,是为了排遣其病中心理焦虑、回应道士胡文炳的谶言和反叛浇薄世风。《续同人集》所收32人“生挽”唱和诗,集中体现了乾隆末期部分江南文人乖离于世俗的生死观、人生价值观。此次群体赓和之风,革新了“生挽”诗的创作方式和文学体式,且细化了“挽歌”在文学总集中的文体分类。探究这一文化现象,有助于厘清挽歌诗的文学发展,深入认识乾隆末期江南文人群的创作心态、品性情志和价值观念。

佛教知识类化与宋代诗文集类纂

佛教知识类化指佛教题材被引入类书系统后,按性质对其内容进行分门别类地组织编排的进程。唐宋时期是佛教知识类化的集中时段。在类书中,佛教题材类分呈渐进态势,类目由少到多、由粗而精,体现时人对佛教知识的系统把握及对其内部题材的精详建构。类书对内容的处理模式也延伸到宋代类编诗文集编纂,二者存在紧密的耦合关系,佛教诗文之分擘类聚尤受类书影响,使其于文体、题材之双重维度上发生分疏整合,形成诸多佛教文学类型。其中寺院诗便是经类编中显现的典型成果,此名类之成立首先在于佛教知识类化中“寺”类的定型,并为诗文集“以寺系诗”建构了初形范式,而寺院“文学场”的繁荣及游寺题咏之盛则为其奠定了坚实基础。

明代唐诗选本对柳宗元诗的接受差异及其原因

明代唐诗选家对柳宗元诗接受度普遍不高。明前、中期,受尊崇盛唐、忽视中晚唐思想影响,对柳诗选录多至48首、低至一首未取。接受度虽不高,但在明人辨体思想影响下,其五言古诗之简古淡泊仍为其赢得一席之地。明后期,文学观念转变,审美追求渐趋多元,柳诗选录呈小幅增长,但在中唐诗人地位普遍有所上升的明后期,柳宗元诗歌接受地位已有下降之势。这与明代社会文化环境、不同阶段文学观念的提倡等密切相关。

黄培《含章馆唐诗选》考述

《含章馆唐诗选》是清康熙二年(1662)山东即墨诗人黄培所编的唐诗选本。康熙八年黄培因诗案被处以极刑,其生前著作多遭毁禁,存世罕见,这部存世的诗选具有相当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含章馆唐诗选》共选诗四百余首,以盛唐诗为主,尤其以杜甫的诗歌为多。其选诗情况反映了黄培深受明代高棅、李攀龙等人影响,继承复古思潮,坚持“诗必盛唐”的诗学主张。黄培尤其重视对安史之乱后杜甫诗歌的选录,寄托了政权变革之际知识分子的亡国之思。另外,诗选也为研究清初山左诗学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研究资料。

康熙“御定”《全金诗》的原因探析

继查慎行《历代分类题画诗》与徐倬《全唐诗录》后,郭元■增补《中州集》而成的《全金诗》也被康熙纳入御定诗总集系列之中。郭元■进呈的《全金诗》能够获得康熙“御定”,一方面得益于以《中州集》为基础辑成的金诗总集自具优势,既能弥补金诗文献缺少系统整理之不足,又能契合清初的诗学潮流以及康熙的诗学主张;另一方面,康熙能够通过《御定全金诗》肯定金朝的文治功绩,修正自南宋以来评价少数民族统治“无文”的论说,消解汉人“华夷有别”观念下的文化优越感,表明少数民族统治的清王朝有资格施行文化统治、实现文治盛世的态度。

从禅史编纂学意识看今本《祖堂集》的编定

今本《祖堂集》书前的“匡儁序”并不是在高丽高宗三十二年(1245)高丽“分司大藏都监”开板时写成的。它的文本明显符合禅宗传入高丽不久的历史语境,并且呈现出“灯录”这种禅宗史书体裁成熟早期的禅史编纂学意识,因此不可能写于《景德传灯录》等书已经广泛流通的13世纪。这意味着今本《祖堂集》的形成至少经历了“一卷本—十卷本—二十卷本(初刻)—二十卷本(重刻)”四个阶段。

民国时期桐城诗派的诗学承变与风格追求

桐城诗派源远流长,甚受学人推重,在晚清民国亦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从地域渊源上看,清代桐城诗派的诗歌理论与创作特色无疑是民国桐城诗派取法的诗学资源。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吴闿生、曾克耑等人采取较为保守的文学立场,除了通过教学活动促进桐城诗派的传承与扩散外,尤其着力于对桐城派诗人谱系的建构。而在诗歌创作上,民国时期的桐城派追求雄放奇崛的诗歌风格,这丰富了民国旧体诗的多样性,展示了古典诗歌在艰危苦难中所蕴藏的精神力量和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