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LC、血清钙离子在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诊断及预后判断中的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血清游离轻链(sFLC)、血清钙离子在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诊断及预后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22年1月在河南省人民医院治疗的MM患者40例作为观察组,同时选取健康志愿者40例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的sFLC-κ、sFLC-λ、sFLC-κ/λ、血清钙离子等差异性,同时分析观察组不同国际分期系统(ISS)、不同化疗疗效及不同预后患者的sFLC-κ、sFLC-λ、sFLC-κ/λ、血清钙离子等差异性。结果:观察组sFLC-κ水平[(98.39±21.19)对(12.01±4.45)mg/L]、sFLC-λ水平[(210.20±45.54)对(14.10±5.11)mg/L]、低钙血症比例(65%对0)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而sFLC-κ/λ比值[(0.44±0.10)对(0.87±0.12)]、血清钙离子[(1.98±0.46)对(2.42±0.40)mmol/L]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ISS分期Ⅲ期患者sFLC-κ、sFLC-λ浓度、低钙血症比例和低钙血症病程均明显高于Ⅰ期和Ⅱ期患者(P<0.05),而sFLC-κ/λ、血清钙离子均明显低于Ⅰ期和Ⅱ期患者(P<0.05)。观察组有低钙血症患者sFLC-κ水平[(107.76±21.22)对(94.67±20.11)mg/L]、sFLC-λ水平[(245.54±41.12)对(205.54±50.22)mg/L]明显高于无低钙血症患者(P<0.05),而sFLC-κ/λ比值明显低于无低钙血症患者[(0.42±0.04)对(0.47±0.06);P<0.05]。化疗无效患者sFLC-κ水平[(107.29±20.14)对(91.11±18.92)mg/L]、sFLC-λ水平[(247.98±42.26)对(179.29±39.32)mg/L]明显高于化疗有效患者(P<0.05),而sFLC-κ/λ比值明显低于化疗有效患者[(0.43±0.10)对(0.50±0.09);P<0.05]。sFLC-κ、sFLC-λ、sFLC-κ/λ预测化疗无效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03、0.793和0.699,P<0.05。存活和死亡患者的sFLC-κ、sFLC-λ、sFLC-κ/λ、血清钙离子、低钙血症比例和低钙血症病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sFLC、血清钙离子与MM患者ISS分期有关,sFLC水平在预测MM患者化疗疗效方面有一定应用价值,sFLC与血清钙离子在判断MM患者预后方面暂未发现有应用价值。

一种缩比模型自由飞试验失速判断方法

针对某通航类飞机缩比模型自由飞失速特性试验中,难以准确判断飞机模型进入失速的问题,根据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第23部中失速相关条款的要求,提出了依据俯仰角速率变化判断飞机模型出现不可控下俯运动趋势,进而判断飞机模型失速的方法,通过建立该飞机六自由度非线性仿真模型进行仿真验证,同时利用缩比模型自由飞飞行试验对此方法进行了验证。试验结果表明:上述方法能够准确的判断飞机进入失速,进而提高了缩比模型自由飞试验的精准度。

从街头官僚到公共服务者: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政治社会学研究——以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为视角

街头官僚是指处于科层组织基层同时也是公共服务第一线的政府工作人员。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看,街头官僚的权力来源于其与组织、服务对象以及规则的互动过程。街头官僚影响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权力因素主要体现在权力目标越位、权力责任错位、权力监督缺位等方面。为发挥街头官僚在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实现从官僚走向服务者,必须对街头官僚的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控,促进其公共权力运行的公开化。

论税收自由裁量权制度控制体系的完善

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税务行政机关在法律事实要件确定的情况下,在法律规定的裁量范围内合理地选择法律结果的权力。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是税收执法权监督的核心。但从我国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行来看,无论是在税收立法还是执法上都对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的法律控制,还有待于针对税收自由裁量权制度控制体系的完善作进一步探讨。

法的确定性和规则中心主义

人性中总有偏私的一面,为此以确定性、客观性、形式性、科学性的法律来限制行为模式中任意性的一面,可以被视为划时代的智慧结晶。然而,法律的确定性带给人类生活的安定性之后,人们又把视角移向缤纷多彩的现实世界和高度抽象的概念世界之间的矛盾中去。于是,曾经被高度提防的某个群体——拥有自由裁量权的法官——又开始在法律帝国中充当王侯的角色。不过对这种范式转变所作的分析是关于西方法律文本的解读,所以在我国要冷静地追问在形式主义法治尚未确立时就过度钟情于实质主义法治是否存在着语境的错位。如果是那样,为了早日达到法治的最低状态而选择立法中心主义就是一个理性选择。

无针输液接头的压力实验研究

目的:对无针输液接头的压力进行实验,为临床判断与正确选择使用输液接头提供依据。方法:选择4种不同的输液接头,连接4F PICC导管,用10 ml注射器抽吸有色液体注入到导管内,并且至导管的相同长度(24 cm),然后去掉注射器,观察并测量导管内液体平面的变化刻度。结果:第1种输液接头去掉10 ml注射器后,液体平面从24 cm增加到30 cm;第2种接头去掉10 ml注射器后液体平面从24 cm减少到19 cm;第3种接头去掉10 ml注射器后液体平面从24 cm减少到7 cm;第4种接头肝素帽拔出10 ml注射器针头后,液体平面从24 cm减少到22 cm。结论:各品牌的输液接头压力是不同的,正压输液接头,冲管和封管时去掉注射器后液体向导管前端运行,可以预防导管堵塞;而负压的输液接头去掉注射器后,液体倒流向导管接头处回填,会造成血液返流到导管内,不但不能预防堵管还会引发导管堵塞。所以要正确选择和使用无针输液接头。

行政强制的伦理维度——自由裁量、合目的性与选择适当

行政强制尽管必须严格依法行事,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主体"自由裁量权"的丧失。"自由裁量权"在行政强制实施中的存在,是强调行政强制伦理考量的依据。从伦理维度考量行政强制,一是必须注意它的合目的性,即基于正义目的并服务于正义目的;二是注意它的强度和举措的适当性,其实质是体现权利原则和人道原则的要求。

论最密切联系原则及其在我国的运用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确认准据法的重要冲突法规则,最早运用该学说确定涉外合同之债和涉外侵权行为之债准据法的,均为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富德(Fuld)。在冲突法立法方面,我国从一开始就接受了最密切联系原则。但是,我国现行冲突法有关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立法系统性不够,整体水平尚有待提高。从现实需要考虑,我国应完善相关立法。

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传统解释与领导模型

在行政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官僚制理论、政策执行理论、专业化途径、政治与行政互动理论等在解释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及其相对应的责任时存在相当的限度。本文运用领导理论分析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及其责任,构建了一个街头领导模型,认为: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可以分为两个维度,即过程型自由裁量和结果型自由裁量;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有四种不同的情况。

我国行政许可撤销程序初探——兼论我国信赖保护制度之完善

信赖利益的保护有赖于法律在实体和程序上作出规定。我国刚通过的《行政许可法》只作出了实体上的规定来保护信赖利益,而忽略了程序上的规定,这是立法上的一大缺陷,更不符合程序正义理论。故对《行政许可法》中行政许可撤销程序缺位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以期能有助于更好地完善我国信赖保护制度体系。

法院判决公司解散——司法裁判权与公司自治的冲突与协调

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公司法》修订案,其中第183条明确规定了法院判决公司解散问题,虽然国外公司立法也有关于法院判决公司解散的规定,但是,在具体适用时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规定法院判决公司解散,在理解与适用这一规定时,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法院判决公司解散与公司自治必然产生矛盾,如果法院应少数股东的要求解散公司,多数股东的意志与利益也同样需要法律面对和考虑。如果公司在解散问题上的决议(该解散而不解散)对少数股东构成了不公平损害,法院是否只能通过强制公司解散来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慎重考虑。

反思性判断力与物

本文是对康德《判断力批判》特别是反思性判断力有关理论的专门研究。将判断力区分为规定性判断力和反思性判断力,并基于反思性判断力重新思考界定审美、情感、认知、道德、自然、神学,是康德批判哲学的创见,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美的情感的自由与普遍可传达性是反思性判断力的基础,这种自由情感为我们对物的理解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遗忘症患者外显与内隐记忆实验研究:语义性启动效应任务

采用ＷＭＳ—ＣＲ和ＭＭＳＥ对临床脑损伤患者进行了认知功能与记忆功能两方面的筛选，获得９名遗忘症患者。然后采用偏好和自由联想两项语义性启动效应任务进行测验，发现遗忘症患者在外显记忆受损情况下，的确存在语义性启动效应，且与正常对照相近。推论语义性启动效应任务与遗忘患者损伤的颞叶或间脑结构无关。同时还讨论了启动效应任务，认为偏好任务采用言语性材料不是理想的方法。

论民事诉讼中的举证妨碍

举证妨碍是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实施的妨碍他方正常举证,扰乱诉讼秩序常态的行为。相关研究应从分析此行为的基本内容入手,结合其他国家和地区法律的相关规定,试对其法律后果及实质加以探究,从而最终落脚于对我国现行相关制度之评价。

论运气的道德价值——威廉斯与内格尔道德运气理论之异同

道德运气属于一种不受意志支配或至少部分不受意志影响的偶然性因素,它对道德评价的倾向、道德责任的归属以及道德价值的实现具有重要影响。威廉斯从行动者自身的合理性证明角度论证了道德运气的意义,内格尔则从道德评价的一般性条件中得出运气的价值。两位思想家通过道德运气的概念挑战了康德关于意志自由、责任条件和道德限度等方面的基本观点,也揭示了我们关于这些道德根本问题的通常观点存在着诸多不连贯和不一致的方面。这也证明了运气的道德价值。

政府道德责任与政治文明建设

现代政治文明的实现关键在于建设责任政府。政府责任的根本在于其道德责任。强化政府道德责任有助于深化理解政治文明理论,从根本上防腐倡廉。针对政治活动的特点,从以下四方面提出促进政治文明的一些伦理理念与具体措施。政府道德责任是政治文明理论核心的基石;行政活动中的自由裁量权需要政府的道德责任关怀;政府的道德责任是政治活动中灰色地带的净化器;政府道德责任是反腐倡廉的根本武器。政府道德责任对于政治文明建设意义重大。

最密切联系原则与适用问题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冲突法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在各国立法及其实践中普遍确立和运用的一种法律适用的重要原则。其实质在于软化连接点,增强法律适用的灵活性,从而实现法律实质正义,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局限性是造成法律规则的不确定,给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我国在立法上确定了这一原则,但对这一原则的运用标准不够具体,在今后的理论与实践中应加以完善。

“免费经济”的理论模式

免费是网络经济中的一大景观。在分析网络经济本质的基础上,提出了“免费经济”的四种理论模式,即竞争市场模式、新产品模式、网络效应模式和社会共享模式。

简析康德的批判哲学体系

康德的三大批判第一次构建了人类知识的完整体系:知识体系、伦理体系、艺术体系。在认识论领域,确立了理性的主体地位,实现了"哥白尼式的革命",完成了从认识对象到认识主体的转变;在道德领域,通过探讨自由与自然的关系,确立了以自由和责任为核心的伦理学体系;在审美领域,认为美与美感都属于人的判断力问题,判断力最完美最自由的体现就是审美,美学因而也获得了独立的地位。

理性至上主义与刑事司法解释的命运

近代的理性主义在限制封建司法专断的进步层面上,也造就了对法典式立法的崇拜和司法机械主义的产生,由理性至上主义排斥法官释法的主体性和法官释法权所衍生出来的司法机械和司法不公日益凸现,加之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想的兴起所引起的对理性至上主义的反思,欧陆各国立法和司法中理性主义思想的传统垄断地位正趋衰落,反观我国之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解释中的绝对理性主义之盛,并剖析其痼疾,适当调整认识的立场和解释的理念,并实现司法权的归位,不失为及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