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判决公司解散——司法裁判权与公司自治的冲突与协调

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公司法》修订案,其中第183条明确规定了法院判决公司解散问题,虽然国外公司立法也有关于法院判决公司解散的规定,但是,在具体适用时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规定法院判决公司解散,在理解与适用这一规定时,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法院判决公司解散与公司自治必然产生矛盾,如果法院应少数股东的要求解散公司,多数股东的意志与利益也同样需要法律面对和考虑。如果公司在解散问题上的决议(该解散而不解散)对少数股东构成了不公平损害,法院是否只能通过强制公司解散来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慎重考虑。

论最密切联系原则及其在我国的运用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确认准据法的重要冲突法规则,最早运用该学说确定涉外合同之债和涉外侵权行为之债准据法的,均为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富德(Fuld)。在冲突法立法方面,我国从一开始就接受了最密切联系原则。但是,我国现行冲突法有关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立法系统性不够,整体水平尚有待提高。从现实需要考虑,我国应完善相关立法。

我国行政许可撤销程序初探——兼论我国信赖保护制度之完善

信赖利益的保护有赖于法律在实体和程序上作出规定。我国刚通过的《行政许可法》只作出了实体上的规定来保护信赖利益,而忽略了程序上的规定,这是立法上的一大缺陷,更不符合程序正义理论。故对《行政许可法》中行政许可撤销程序缺位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以期能有助于更好地完善我国信赖保护制度体系。

法的确定性和规则中心主义

人性中总有偏私的一面,为此以确定性、客观性、形式性、科学性的法律来限制行为模式中任意性的一面,可以被视为划时代的智慧结晶。然而,法律的确定性带给人类生活的安定性之后,人们又把视角移向缤纷多彩的现实世界和高度抽象的概念世界之间的矛盾中去。于是,曾经被高度提防的某个群体——拥有自由裁量权的法官——又开始在法律帝国中充当王侯的角色。不过对这种范式转变所作的分析是关于西方法律文本的解读,所以在我国要冷静地追问在形式主义法治尚未确立时就过度钟情于实质主义法治是否存在着语境的错位。如果是那样,为了早日达到法治的最低状态而选择立法中心主义就是一个理性选择。

最密切联系原则与适用问题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冲突法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在各国立法及其实践中普遍确立和运用的一种法律适用的重要原则。其实质在于软化连接点,增强法律适用的灵活性,从而实现法律实质正义,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局限性是造成法律规则的不确定,给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我国在立法上确定了这一原则,但对这一原则的运用标准不够具体,在今后的理论与实践中应加以完善。

刑法谦抑视野下的量刑规范化

刑法的谦抑精神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基本精神,更是刑事司法的指导理念。量刑规范化是公正司法和法律正义的重要保障。量刑的规范化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在量刑的过程中贯彻刑法谦抑精神,通过非刑罚化和轻刑化措施,有利于实现量刑公正。量刑谦抑与量刑规范化改革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量刑谦抑不是凭感情判案,不能一味追求重罪轻判,而是在刑法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减轻犯罪分子的责任,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利于量刑规范化的实现。

政府道德责任与政治文明建设

现代政治文明的实现关键在于建设责任政府。政府责任的根本在于其道德责任。强化政府道德责任有助于深化理解政治文明理论,从根本上防腐倡廉。针对政治活动的特点,从以下四方面提出促进政治文明的一些伦理理念与具体措施。政府道德责任是政治文明理论核心的基石;行政活动中的自由裁量权需要政府的道德责任关怀;政府的道德责任是政治活动中灰色地带的净化器;政府道德责任是反腐倡廉的根本武器。政府道德责任对于政治文明建设意义重大。

康德的法权哲学基础

康德的法权哲学思路是和他的三个《批判》所述一致的,"科学知识"要发现"自然(关系)"中的"必然性",而"法权学"则是要在"人"的"关系"中发现"必然性",也就是关于"法权"的"先天综合"何以可能的问题。"法权"问题又和《实践理性批判》里所论述的"自由"密切相关。"自由"的"限制""关系"就《实践理性批判》所涉及的"道德"来说,"根据"在于一个"形式"的"应该",而就现实的"国家-法律"来说,则是"自由者"之间的"法权"关系。"法权""本体的所有"既"悬搁"又"范导""现象的所有"。"自由者"在"人格-格位""平等"基础上"限制"着各自的自由,由此而形成的"共同体"乃是"自由的共在"。

理性至上主义与刑事司法解释的命运

近代的理性主义在限制封建司法专断的进步层面上,也造就了对法典式立法的崇拜和司法机械主义的产生,由理性至上主义排斥法官释法的主体性和法官释法权所衍生出来的司法机械和司法不公日益凸现,加之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想的兴起所引起的对理性至上主义的反思,欧陆各国立法和司法中理性主义思想的传统垄断地位正趋衰落,反观我国之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解释中的绝对理性主义之盛,并剖析其痼疾,适当调整认识的立场和解释的理念,并实现司法权的归位,不失为及时之需。

基层水政监察执法如何行使自由裁量权

水政监察执法中自由裁量权行使得是否得当,关系重大,现阶段现行法律对行使自由裁量权还缺乏明确的监督和制约规定。水政监察部门要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就要打造一支素质过硬的水政监察队伍,改革水政监察执法管理体制,健全水政监察执法监督机制。

论经济分析在法律判断上的局限性——以康德法哲学为视角的批判

由于在"法感"、事实认定以及正当性评价方面,往往存在非普遍的个性因素的影响,所以法律判断的不确定性难以避免。经济分析方法,一方面似乎可以满足人们对法律判断确定性的要求,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另一方面作为其法哲学基础的功利主义与当下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契合,但法律判断必须有别于当事人的权衡。法律受尊重比法律被遵守更重要,而能够获得人尊重的法律必须信奉尊重人。作为实践理性的法律,不应当仅仅关注当事人的经济利害,恰恰相反,它应当超越现象世界中的利益的羁绊。所以,或许放弃了权利本质乃是利益的观点,才能真正理解何谓康德哲学上的"人即目的",而经济分析在法律判断上的局限性的症结恰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