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与数字时代的自由困境化解

在自由观念史上,存在着自由意志与自由个性两种基本形态。马克思以自由个性取代传统的自由意志,是自由观念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数字时代,数字资本、政治权力与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合,三位一体地塑造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和精神控制技术,即“数字—生命政治”。它以“算法”来全面而精确地治理社会和个人,不仅消弭了人的自由意志与自由个性,而且规训着人们积极主动地、自由地参与到消弭自由的过程之中。自由地不自由,是数字时代最根本的自由困境。数字时代,摆脱自由困境从而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必由之路在于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的相互推动,既要警惕自由时间的劳动化,使自由时间真正成为自由个性发挥的时间,又应将“社会工人”联合起来,共同占有数字化的信息通讯媒介,实现信息和数据的共享。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ilemma of Friday

Robinson Crusoe,the original realistic work of British novels,mainly portrays two characters,Robinson,the colonist and Friday,the native savage.The turning point of Friday's fate is when he is saved by Robinson Crusoe.He is assimilated gradually by human civilization,which makes him a member of the civilized society,but at the same time,he is always in the position of dilemma,that is,losing his freedom.This essay mainly analyzes Friday's complex fate and the reasons for it,intending to explore the whole process of his life being saved,being enslaved,being civilized and being killed.

超越悲剧性困境——从“选择的贫困”到“选择的自由”

悲剧性困境呈现了一种特殊的道德难题,行为者无论作何选择都无法达成正确而道德的行为。然而,无论是存在主义的观点,还是“诉诸理性一致性”的观点,都没能回应悲剧性困境中行为者的选择难题。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借助康德的认识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伦理改造,认为行为者的意志的合法性足以使其在悲剧性困境中做出正确的决断。但是,这种尝试仍然是失败的。悲剧性困境揭示的是“选择的贫困”,它掩饰了现实的社会条件对行为者选择的限制,夸大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行为者的意志自由,从而以道德的名义将悲剧结局归咎于偶然的厄运和行为者的糟糕选择。马克思为超越悲剧性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案:通过改变限制选择的社会条件来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所追求的社会变革与人的解放,意味着“选择的自由”:尊重行为者选择的意志自由,更捍卫着意志自由得以实现的现实条件,即自由的选择空间。

从“自由”概念的历史演变反思新自由主义治理困境——以英国教育罢工为例

英国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来,频繁出现罢工、工会运动低迷、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严重分裂。这些社会危机表明,英国正面临着一些难以摆脱的弊病和治理困境。尤其在英国教育领域,治理困境愈益凸显。这一系列问题实际上是英国社会冲突和治理困境在教育领域的具体表现,既反映了当代英国国家治理遇到了难以解决的社会痼疾,也暴露了以个人权利为基石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与实践政策的流弊。政治实践与政治哲学、政治概念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概念变化和政治革新常同步进行,当政治实践面临深刻危机时,政治概念也面临着重新阐释。“剑桥学派”领军人物昆廷·斯金纳挖掘、追溯了新罗马自由理论在英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产生和传承,以挑战新自由主义哲学对“自由”概念的单维解读。新自由主义哲学强调,“自由”就是免于干涉,国家应让位于市场,主张限制国家干预,提倡市场化和私有化。英国新自由主义改革推动教育市场化和私有化,加强教育体系中的支配性权力关系,结果导致教育主体间矛盾凸显。新罗马自由理论则指出,“自由”就是免于依附或免于依赖他人的专断意志,为反思当代英国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及治理困境提供了思想资源。

“道德理想国”的建构与个体自由伦理的消泯——“十七年文学”的伦理脉络

在"大我"对"小我"的压制、伦理原则的等级化以及道德二难境地的消除这三个方面,"十七年"文学作品显示了一体化伦理规范的强大威力;在其压制下,个体自由伦理逐步泯灭。这种道德理想主义极端化的后果便是道德专制。

萨特在人的发展问题上的“责任”困境

在萨特的人学理论中,“自由”无疑是一个最重要的范畴。存在就是自由,自由的绝对性使得它成为一切事物及其自身的根据。然而,为了保证人的发展的合理性,在高扬了自由之后,萨特力图在最后解决的却一直是“自由”与“责任” 的统一,这样,萨特将自己陷于一个无从解脱的困境之中:由于绝对自由论的前提,他所倡导的对自己、对他人,乃至对世界的“责任”,最后却成了人们逃避责任的一种托辞。

结构、符号和身体:网络自由的悖论

网络的应用既能带来一些正面的积极影响,同时也会不可避免地引致某些负面的消极后果,并且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种结果往往纠结在一起,构成人类网络利用自由的悖论。

论现代人的生存困惑——析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的“逃避自由”观

弗洛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逃避自由》一书在全球影响很大。在这部著作中,他系统地论述了现代人生存困惑的机制及其原因,提出了:现代人与传统人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个体化;个体化的过程是人的自由与孤独感并存的过程,由此形成了现代人生存的内在矛盾与冲突;现代人陷入了普遍的生存困惑中,从而选择了“逃避自由”。

民国时期城市女性自由离婚的现实困境——以《大公报》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在婚姻家庭变革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不甘于承受不幸婚姻的城市女性开始逐渐冲破传统的"从一而终"的思想束缚,当婚姻无法维系时,尝试选择以离婚的方式还自己自由之身。但在民国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城市女性自由离婚之路却充满了荆棘和坎坷。女性自由离婚的实现还需要其自身和社会做长期的努力。

庄子对生命自由的追求及其当代价值

庄子认为,人的一生都面临着身体和精神(或身心)的两重困境,这是伴随着人的自我意识增强而自觉感知到的心理和生理方面的困顿与不安。庄子对身之困采取了身与物化、重生乐生、无用之用、中庸隐遁、虚己游世的化解之法;对心之困采取了全性保真、解心释神、乘物游心、回归自然等解脱之策。在这些摆脱身心困境的方法和策略中贯穿的是以人为本、顺物自然的哲学智慧,这对当今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极具借鉴价值。

人的自由在网络时代的历史发展——对“人肉搜索”的哲学反思

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话题,自由离不开知性、德性和理性。在网络时代,一方面,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无限性,使人在更大的程度上实现了自由;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对网络技术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人的自由又出现了日趋背离的趋势。要走出这种困境,进一步发展人的的自由,就必须提高人的知性,修炼人的德性和培养人的理性。

从困境到自由——对中国戏曲在欧洲影响的思考

本文从梅兰芳先生把戏曲传到欧洲所产生的影响谈起,分析中国戏曲给欧洲戏剧带来的变革和发展,并反思拥有几百年古老戏剧之国的我们应当如何从中体悟和学习,戏曲在欧洲传播和影响的意义应如何反作用戏曲的本体。

论马基雅维利“政治难题”的当代变奏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与《论李维》之间的主题差异,显示了“君主”与“人民”之间存在着“错位”,如何弥合这种“错位”构成了近代以来政治思想中常读常新的“政治难题”。葛兰西以“现代的无产阶级政党”与“民族—人民”之间的统一关系,实现了“君主”与“人民”的可能和解;施米特的“主权决断论”从政治神学出发,重新定位了“创建”与“维护”、“革命”与“秩序”之间的关系;阿尔都塞则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难题”解读为一种“革命的乌托邦”。在现代中国,马基雅维利的“政治难题”表现为“自由”与“国家”之间难以两全的“悖论”,这个“悖论”构成了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交响曲的主基调,至今还是一个亟待突破的思想困局。

解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中“自由”的含义

"自由"是维.苏.奈保尔的小说集《在一个自由的国度》的关键词,暗示着这部小说集所关注的主题,但"自由"在这部小说集里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的含义。本文意在对这部小说集中的三篇小说进行对比分析,来理解后殖民关系中"自由"的真正涵义,从而说明即使在殖民关系解除后,人们获得真正自由的希望依然渺茫。

公共图书馆推进信息自由的环境困境研究

从政治社会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全球化3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公共图书馆推进信息自由的环境困境,指出公共图书馆不应回避环境困境的存在,当现实工作与环境困境发生价值冲突时,应坚守价值底线,以推进信息自由为己任。

生存的困境——评多丽丝·莱辛的《另外那个女人》

多丽丝·莱辛的短篇小说《另外那个女人》近来引起广泛关注。它通过一个简短的故事,传达了大机器工业以及战争对人类的身心摧残与扭曲。故事中存在众多疑问,柔斯为什么会放弃看似美满的婚姻,又会从一个思想保守的姑娘转变为"第三者",最后又为什么与自己素昧平生的皮尔逊太太共同生活。将从社会和精神两个层面来探索女主人公面临的生存困境。

叩问生态困境:“类本质”的遗忘与回归

当前,生态困境已成为人类普遍关注的全球性问题,理性思考并合理化解生态难题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生态困境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困境,同时更是一场人文困境和价值困境。遗忘了"类本质"的人类必然会以动物本能式的思维模式和生存方式向自然开战,通过拓展人类的道德关怀范围并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进而向人的生命"自由"之境提升,不仅能够推进人的"类本质"的真正回归,同时也是对人类的最后的拯救。

殷海光“个体本位”的自由观

以个体本位为文化基因的“自由”概念来自西方,却与殷海光恃才傲物、特立独行的个性暗合,因而成就了他最近乎西方个体本位的自由观。“志道之士”的历史使命又决定了殷海光个体本位自由观“分裂”与“两难”的本土命运。“自由思想者”与“志道之士”两难取舍的背后,是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生存之道的冲突与较量。殷海光以生命为代价向世人昭示的,与其说是西方自由理念,不如说是对西方文化的质疑,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反思。

价值多元论的道德困境——解读以赛亚·伯林对马基雅维利的分析

伯林认为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解释基督教道德与历史上伟大人物取得赫赫功业的手段之间的道德冲突问题时,无意中揭示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即价值多元。由此,伯林认为这一道德困境不是同一道德体系下的困境,而是两套道德体系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伯林阐发了他的价值多元论,并引入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一对概念来解决上述道德困境。但是,通过两套道德体系的理论不足以消解这一道德困境,而且也不足以证成价值多元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提出对解决道德困境的伦理标准的选择于事无补,反而容易陷入相对主义,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现代人自由困境研究——基于《逃避自由》的分析

弗洛姆指在个体化进程中,人摆脱了外部环境的束缚,获得了空前的自由,然而在现代人自由不断膨胀的同时个人内心的孤独与空虚感也随之攀升。自由与孤独并存的心理困境使得现代人产生了逃避自由的心理,表现为三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受虐狂与虐待狂、攻击性与破坏性、顺世与随俗。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阶段,国人同样面临着自由与孤独并存的尴尬境遇。现代人自由困境的摆脱,弗洛姆从微观层面提出"以爱积极地工作"的方式消除现代人内心的孤独感。人是社会中的人,良好社会环境的营造为现代人实现自由困境的摆脱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只有实现微观路径与宏观路径的融合,现代人的自由困境才有可能得以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