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例谨严,求实出新——评《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研究》

魏晋是文人文献整理的繁荣时期,各类型的文献整理蔚为大观。与之前的文献整理相比,魏晋文献整理的文学色彩较为浓厚。作为一种文化活动,文献整理和当时的文学创作有着互动共生的关系,双方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张振龙教授等所著《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研究》一书,对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是一部魏晋文学研究的力作。

甘肃敦煌新出魏晋十六国镇墓文研究

2014-2015年,甘肃敦煌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新发现魏晋十六国镇墓文,对研究古代敦煌姓氏家族及基层行政组织演变问题,均具有重要价值。镇墓文记录翟氏、窦氏、钟氏、孙氏、王氏等5姓7人,补充和丰富了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姓氏资料,也弥补相关家族人物活动的时代缺环。镇墓文记录曹魏、前凉、后凉时期敦煌乡里名称,不仅填补曹魏、后凉在敦煌设乡里的资料空白,也证明十六国时期敦煌乡里设置、名称沿革的延续性,还反映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乡里百姓埋葬地和组织名称的新变化,推进了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乡里制的研究。

部曲将微探

三国两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官职“部曲将”,是曹魏、孙吴及两晋的基层武将,在十六国前凉、元魏也有存在,但刘宋之后已不常见,隋唐以后彻底消失。目前发现关于部曲将的材料主要集中于印章、碑刻及文献资料,考古材料极少。史籍中部曲将概念的变化反映出东晋时期军队的私有化趋势,而部曲将最晚在汉末军阀混战时期就已出现。这种领兵百人左右的基层武将在官员序列中属低级官员,在军队中的职责是维持纪律,实际战斗时会独自领兵作战,两晋时还参与地方郡国的日常事务。在阶级上,部曲将属于底层的地主。骑部曲将则是与部曲将同级的统领骑兵的武将,副部曲将不是部曲将的副手,更可能是其替补或候选。散部曲将通常记录为“散将”,官品最低,为部曲将的散职。

《魏晋十六国河西镇墓文、墓券整理研究》未收河西墓葬文献辑补

贾小军、武鑫《魏晋十六国河西镇墓文、墓券整理研究》搜集整理2017年以前甘肃河西、青海西宁和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的魏晋十六国镇墓文、墓券等墓葬文献129件,2022年第2次印刷时补入2014—2016年敦煌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新发现的65件镇墓文,总计194件,是目前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文献整理研究的重要著作。依该书上卷《魏晋十六国河西镇墓文、墓券汇编》体例,增补遗漏或新近公布未及收入的河西出土镇墓文、衣物疏、墓券、棺板题记和砖铭等各类墓葬文献19件,进行文献移录、释读断句、文字校补和著录说明。为研究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民众生活、宗教信仰、丧葬观念、纪年变化、家族演变及基层行政组织沿革等提供重要的史料。

北票喇嘛洞墓地魏晋十六国时期人骨的错[牙合]畸形

本文选择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魏晋十六国时期人骨中牙列较完整的个体进行了错畸形的调查。初步探讨了我国魏晋十六国时期古代居民中错畸形的发病情况,结果显示:1)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魏晋十六国时期人骨错畸形的患病率为42 53%;在错个体中,前牙拥挤所占比例最大,为56 76%;在Angle氏错分类中,AngleⅠ类所占比例最大,为70 27%;2)错畸形的患病率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人类经济类型所决定的饮食结构的改变与错畸形的发病原因有关系。

试论魏晋时期的古琴音乐思想

魏晋士人与古琴有着特殊的关系。古琴已成为士人生命的一部分。古琴音乐是士人们追求精神独往的主要载体之一,加之魏晋特殊的政治气候,使魏晋的古琴音乐思想独树一帜,绚丽多彩,在中国古琴音乐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文《尚书》流传过程探讨

学术界怀疑古文《尚书》为"伪书"的一条重要论据,就是古文晚出。但经过稽查考核,证明古文《尚书》自西汉以后长期流传于世,至魏晋之际完备成集而形成传授关系,其来源可能有七个方面,非一人一时之伪造。

甘肃酒泉丰乐三坝湾魏晋墓2013年发掘简报

2013年5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三坝湾墓群部分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魏晋时期墓葬6座,皆为带斜坡墓道的洞室墓,出土陶、铜、木及丝质随葬品共计40余件(组)。该批墓葬的发掘为研究酒泉地区魏晋时期丧葬制度、习俗及乐涫县的地望等提供了新材料。

论魏晋南北朝画赞

“画赞”,又名“图赞”、“像赞”,是伴随着以画为赞的绘画观念,在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以图画内容为题材,以赞美为主的诗歌形式。其特点是:以四言为主,言辞简洁,以陈述、说明、议论和生动形象的描绘为主而兼有抒情。画赞的出现,是文学与绘画融通的产物,是中国绘画融诗、书、画为一体之特点的肇端,对唐以后的咏画诗、论画诗及画赞创作有积极的影响。从画赞可以看出绘画题材的转变及其时代特点,因而画赞具有重要的绘画史料价值。另外,画赞序还有一定的绘画理论价值。

甘肃酒泉市肃州区孙家石滩家族墓地发掘简报

孙家石滩家族墓地,位于酒泉市肃州区总寨镇(东洞乡)西部,上坝镇的西北部。2005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中一处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3座,均属魏晋时期的砖券墓葬,出土器物93件(组)。这几座墓葬的发现对我们进一步研究西北地区在两晋时期的文化习俗以及时代分期等,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相和歌到清商三调——魏晋娱乐音乐的发展变迁

"相和歌"的称名到刘宋时期才出现,是特指魏晋时期"丝竹更相和"的"十三曲"清商曲。清商三调是在相和歌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其音乐渊源与相和歌一样,皆出于清商曲。其歌辞语面形态上"行"和"解"的出现是其表演形态中"歌弦"、"送歌弦"等辞乐配合演唱部分的出现、"调"在演唱中得以进一步强化的产物。魏晋时期清商乐从相和歌到清商三调的发展,清晰地展示了魏晋娱乐音乐的发展历程。

试论魏晋南北朝再婚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寡居女性有的受传统封建礼教的束缚和熏陶而不愿再婚 ,有的受先秦两汉以来寡妇再婚以及北朝少数民族婚姻开放风气的影响而再婚。由于受门阀等级内婚制约 ,再婚双方都较为重视对方门第。男姓再婚虽然在礼法方面有许多限制 ,但在实际生活中礼法限制则形同虚设 。

嵇康的忠君观念探析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魏晋时期竹林派玄学家嵇康的关注焦点多放在他"越名任心",蔑视礼教的思想旨趣方面,进而认为他非但不忠君,简直就是无君论的开创者。然而,深入分析嵇康的为文和为人,其确属"虽宗自然而未忘名教"者。不仅如此,他还是儒家忠君观念的维护者和实践者,他的忠君观念具有深厚的儒家思想底蕴,而孔孟的"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等思想正是其忠君观念的思想源流和主旨。

基于组合理论的框架椅研究

目的研究中国传统坐具框架椅的产生,探索传统器物的传承与创新的方法。方法床、榻是席地而坐时期的主要坐具,而屏风、凭几等是该时期的辅助器具,通过分析主要坐具与辅助器具之间的相互组合的方式,对照坐具由低到高转变之际所产生的框架椅的结构来说明框架椅产生的原因。结果匠人有目的地改变事物结构要素的次序并重新组合能引起事物功能的变化。结论新器物可以通过组合的方式产生,影响中国椅子发展的框架椅正是通过屏风、凭几、床榻几种原有器物之间不同的组合而产生的。

东汉魏晋时期巴蜀豪族与南中大姓发展差异性之比较

东汉魏晋时期,巴蜀豪族与南中大姓在各自地域社会政治变迁中均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甚至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不能忽略的是,二者的发展路径及演变过程却存在着明显的地域性差别,而这种差别不仅与两地豪族大姓的来源、结构、类型及生存环境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与这一时期中央王朝及西南地方割据政权在南中和巴蜀两地不同的统治方略及影响密切相关。

《世说新语》之魏晋女性风尚论

古代女子在思想方面遵守无才便是德的操守,生活上顺从丈夫、严守妇德,附属于男子。但是成书于南朝时期的《世说新语》中所反映的女性形象却是另一番景象。她们的思想和行为与以往对女性的要求大相径庭甚至相违背,在诸多方面展现出魏晋时期女性与众不同的风尚和独特的魅力。

从居丧之礼的变化看魏晋时期孝道观的调适

居丧之礼在儒家理论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在魏晋时期也受到格外的重视。通过丧服变除,使居丧者随着时间的流逝,约束情感,恢复正常生活,情、礼兼重的孝道观也得以形成。但在魏晋时期,由于玄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情在礼制中的地位大为提升,逐渐成为体现孝道最重要的因素。对此过程加以考察,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这一时期礼学与玄学的关系,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儒家思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调适与互动。

玄学代表人物的儒家素养与魏晋儒学之传承

魏晋时期,玄学勃兴,但传统儒学之深厚根基并未真正动摇,其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之底色,一直曲折地向前延续、发展。魏晋玄学家大都儒玄兼宗,深具儒家素养,并成为魏晋儒学传承之载体。儒学的功能作用实际涉及到两个不同领域,即政治领域和知识分子的士风学风领域。魏晋玄学兴盛背景下的儒学式微,实际只是儒学在后一个领域有嬗变和式微的趋势,而政治却正是魏晋儒学得以传承之重要途径。

浅谈魏晋风度与服饰

服饰作为民族心态的外在标志,诠释着一个时代、一个阶层的情感、习俗、道德风尚等内容。魏晋时期的士人在服饰上竭力营造一种超凡脱俗的味道,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不修边幅、褒衣博带、解衣当风成为魏晋时期特有的服饰风度,是当时玄学思潮在服饰文化上的一种演绎,反映出魏晋时期的文化内涵、艺术特色,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