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与唐宋盗窃法比较研究——兼谈西夏对中华法系的继承与发展

“盗窃”是中国最古老的犯罪之一,历代皆有严格法律予以规制,以期维护社会稳定。文章对比研究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亥年新法》《唐律疏议》《宋刑统》及《庆元条法事类》中关于盗窃罪的条文,发现这些法典均设置了亲属内外有别、宽宥弱者、严惩官盗僧窃以及团伙共谋作案等主体处置措施,涵盖了牲畜、人员、佛神祀物以及官府文书等盗窃对象,量刑上均依据慎刑恤刑、告赏、邻里互助以及重盗重罚等原则。同时,西夏法典融入了大量具有党项民族特色的法律元素,完善了群盗、重盗等制度。概言之,西夏法典在充分吸收中原王朝立法精髓的同时,结合本民族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司法实践的需要进行了创制和发展,在中华法制史上极具特殊地位。

分立与整体:辽宋夏金时期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发展轨迹

辽宋夏金王朝是原唐朝统辖的民族在原唐疆域内建立的政权,各王朝统辖的各族人口中以汉人占多数。辽夏金王朝从国情出发,程度不同地继承中原王朝典章制度的同时,兼容了统治民族的传统制度和文化特点,体现了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内在机制与发展轨迹。南北民族大迁徙使民族杂居状况更为普遍,客观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分布于内地与边疆、北族王朝与两宋王朝的同一民族内部割不断的亲缘关系,强化了古代中国社会底层的整体关系。各王朝统治者皆自称“正统”,将重建大一统王朝作为最高目标。儒家文化成为各王朝的主体文化,北族王朝积极吸纳汉文化精华发展本族文化,在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民族在以儒学为主的整体文化层面上,实现了由浅入深的文化认同。

西夏瓷质扁壶的设计源流

西夏瓷质扁壶的前身是北方游牧民族生活中经常使用的皮囊壶,皮囊壶是其畜牧业特有的代表产品之一。随着西夏的建立和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西夏社会由畜牧生产的游牧生活逐渐转为农牧并举的定居生活,皮囊壶也由畜牧业的皮质材料转化为学习了中原制瓷技术的瓷质材料。西夏瓷质扁壶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一方面受前代唐朝扁壶的影响,其胡风融合的创新发展为西夏扁壶融合皮囊壶的造型提供了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对后世元代扁壶在造型和装饰的发展上起到延续的作用;在横向的空间维度上既吸收了宋代北方窑口技术的引进,又受到周边民族的影响,其夏辽的使节朝贡成为其形制引进的中介,夏金的榷场贸易丰富了其釉色的发展,使得西夏扁壶呈现出多元的设计源流。

西夏任得敬分国考

“任得敬分国”是西夏仁宗朝的一次政治危机。史书皆载任得敬专权,甚至胁迫夏仁宗分国。然观仁宗之应对,疑点颇多。任得敬可称专权,但并未脱离仁宗控制;仁宗之退避忍让,源自其为应对宋、金对峙时,外部环境的需要。

夏、商、西周时期的忠观念——中国传统忠德溯源之二

经过炎黄到尧舜禹时期的嬗变,源于尚中习俗的忠意识得到不断发展,并在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之际发展成为忠观念。夏、商、西周时期是忠观念的发展演进期。受三代文化差异的影响,忠观念在夏、商、西周时期也表现出不同的面向和特质。夏代文化的特点是“尊命”,其忠观念主要表现出朴忠的特质;商代文化的特点是“尊神”,其忠观念主要表现出敬忠的特质;西周文化的特点是“尊礼”,忠观念也成为支撑礼乐制度的重要价值观念而日益走向成熟,不断向践行主体明晰、责任义务明确的道德规范演进,并最终在东周时期发展成忠德这一德目。

《俄藏敦煌文献》Дx19076R号契约文书研究

传统观点认为《俄藏敦煌文献》Дx19076R号契约文书是西夏借贷契。从内容上看,该文书确有借贷契的特征,但从其实质而言,应为买卖契、典当契、交换契中的一种。从年代来看,该文书为西夏契约无疑。它的准确定性及断代对于研究西夏时期的交易制度、契约文书程式乃至西夏的经济、法律都有重大意义。

西夏对宋鏖战中的屯田探蠡

西夏屯田,源于对北宋战争的需要。宋、夏战事的发展,使屯田成为了西夏军事补给的重要来源。屯田的规模和范围随着宋、夏战争的升级而不断扩大,屯田区往往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同时也决定了战争的走向,这些边地的屯田区往往因地制宜而开发,为军事上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西夏汲取北宋西北地区屯田的经验,形成了寓兵于农的屯田经济发展模式,屯田兵平时生产,战时打仗,迅速开发了西北地区,促进了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

试论儒家礼刑观对西夏刑事法律制度的影响

作为中华法系在中古时期的典型代表,西夏法律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西夏刑事法律制度借鉴了儒家“德礼为刑罚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礼刑观,在罪名设置上严惩“十恶”及其他有损伦理纲常的犯罪,并通过限定亲属犯罪来维护家族伦理关系。在刑罚的适用上,强调“明德、慎刑”试图通过恰当的教化使民众服从;在处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上,亦遵循儒家一贯的“士庶有别”的等级观念制定特权法。西夏法律制度在其漫长的发展中,吸收借鉴以“礼”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与自身法律文化相融合,从而成为中国法制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国策”与“邦利”:关于宋夏青白盐贸易问题的大讨论

青白盐贸易本是宋夏双方人民之间各取所需、互惠互利的自发交换行为,宋朝建国以来官方也并没有刻意干预,但自郑文宝提出以禁青白盐为手段遏制李继迁势力发展的建议后,青白盐贸易问题由经济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青白盐关乎人民生计,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北宋单方面禁止青白盐入边,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仅给宋夏沿边人民基本生活保障造成问题,激起了边疆局势的动荡,而且也增加了北宋向边地输送解盐的支出,导致财政吃紧。自青白盐贸易问题成为宋夏撄锋的焦点后,北宋朝廷内部对严绝互市与弛禁通商一直存有较大争议,朝堂之上为之掀起了关于青白盐贸易问题的多次大讨论。北宋朝廷内部关于是否禁止青白盐入边的多次大讨论表明青白盐贸易问题不是宋夏之间的简单经济纠纷,其实质是宋夏政治对立期间双方综合实力较量中的关键一环。

文殊山石窟西夏《水月观音图》与《摩利支天图》考释

文殊山石窟群后山古佛洞中发现了西夏时期绘制的两幅《水月观音图》,在其中一幅《水月观音图》中还绘制了《玄奘取经图》的小画面,它们与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等石窟中发现的西夏时期的《水月观音图》及《玄奘取经图》具有基本相同的形式。古佛洞中还发现了西夏时期绘制的一幅《摩利支天图》,类似题材也曾发现于敦煌与黑水城等地出土的艺术品之中。这几幅图像为研究西夏佛教艺术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最早一幅西夏地图——《西夏地形图》新探

关于《西夏地形图》的绘制年代,学术界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此图为宋人所绘,证据是文献记载此图出于宋人《范文正公集》;一种认为:此图为清人所绘,因为所见实物仅存于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一书中。本文作者由于在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刻《宋两名相集》中找到了此图,从而否定了"清代说"。继而又结合图的内容和有关文献分析,推定地图为宋代官吏绘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从而基本上解决了地图的年代问题。文中还着重分析了这幅迄今所见最早西夏地图的地学内容和科学价值。

西夏盐政述论

通过查阅有关史料,对西夏王朝盐政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认为西夏盐业资源以池盐为主,并分为东、西、南三个主要产地。生产方式上则有天然采掘法与人工畦种法两大类。出于政治经济等因素的考虑,西夏建国后,逐步从制度上和法律上强化了对盐业的控制与管理,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盐业管理制度。同时,基于自身所存在的巨大经济价值,西夏盐业又对其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黑水城文献的多民族性征

黑水城出土文献众多,文种多样,计有西夏文、汉文、藏文、回鹘文、蒙古文、突厥文、叙利亚文等,具有明显的多族文化性征。透过这些文献,可以看出当时黑水城一带生活着党项、汉、吐蕃、回鹘、蒙古、回回、女真、契丹等众多民族,甚至有阿拉伯、印度的商旅与传教者,他们或耕或牧或经商,在黑水城地区聚居。西夏和蒙元时期,当地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频繁,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都在当地流传,一些藏文文献采用回鹘文或蒙古文注音,来自辽金的文化典籍在黑水城也有出土,堪称古代民族和平相处,友好交流的典型例证。

敦煌莫高窟第464窟的断代及其与回鹘之关系

敦煌莫高窟第464窟原被定为西夏窟,但缺乏证据。近期的考古研究材料可证,该窟的开凿其实当在北凉,原为禅窟,至元代才被改造为礼佛窟。由前室通往后室的甬道两壁各存汉风菩萨两身,其中南壁右侧4行文字讲述的是五地菩萨之容貌,左侧4行文字讲述的则是四地菩萨,北壁左侧9行文字讲述的则是十地菩萨之装饰,右侧的当为九地菩萨。藉由回鹘文题记,十地菩萨绘画内容第一次在敦煌石窟中得到确认。通过逐字对译,可以明显看出,这三段回鹘文标注内容皆来自胜光法师译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4卷。故可定,三榜题皆为胜光法师译《金光明最胜王经》之摘抄。这一发现,结合该窟发现的回鹘文写本与其他题记,可以证明莫高窟第464窟甬道与前室为元代末期的回鹘窟,而后室壁画可以确定为元代遗墨,但早于甬道与前室之壁画,可定为元代早期遗存。

榆林窟第29窟西夏武官服饰考

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西夏历史背景,总结归纳了西夏服饰的主要特点,之后以榆林窟第29窟男性供养人壁画为例,结合相关文献及图像资料,对西夏武官之冠帽、发式、袍服等具体形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证。

辽宋西夏金的避讳、称谓和排行

避讳、称谓和排行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三者有一定的关联,而在辽宋西夏金代又有其特点。本文在以前的研究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论述。

论西夏人的尚武精神

党项是活动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之一,于1038年至1227年间以银川为中心建立了雄强一时的西夏王朝。在西夏国家形成过程中以及西夏立国期间,西夏人剽悍粗犷、尚武善战的民族个性得到了充分展现。后来,随着统治阶级的腐化,经济生活的农业化,尤其是儒学与佛教思想的输入,尚武精神逐渐弱化,最终亡于蒙古。

西夏与辽朝关系述论

北宋时期,位居东北的契丹辽国与西北地区的党项夏国有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夏辽关系经历了结盟、毁盟、战争、复盟的发展演变过程。夏辽关系深受夏、辽、宋三国对峙形势变化的影响。

北宋西夏间贡赐交往中的开封与兴庆(银川)

北宋对外交往活动中，与西夏王朝维持着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双方官方的贡赐 交往，在宋都开封与夏都兴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两个城市之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使夏文化 得以长足发展，同时也使朱文化广为传播。开封、兴庆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而开封对兴庆的影响 则是主要的。

西夏、高丽与宋辽金关系比较刍议

10-13世纪辽、宋、金等大国角逐时,西夏和高丽与大国时和时战,纵横捭阖,关系复杂、奥妙。西夏、高丽有类似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西夏、高丽政体有同有异,西夏称帝,高玉称王。西夏军事、经济力量较强,在宋、辽、金各国地位较重,对当时中国政治格局的影响也较大。两朝都借鉴中原儒学,设科举,但因宋与高丽互不接壤,较少防范,文化交往更加密切。两朝在《宋史》《辽史》《金史》有差不多相等的地位,但从宋、辽、金三史传记看,西夏详于高丽,反映10-13世纪两国在中原大国中地位相近,而西夏又较重于高丽。西夏被蒙古灭亡后,其主体民族党项族与契丹人、女真人融汇于汉族及其他民族中,而高丽经历4个多世纪改为李氏王朝,后发展成为独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