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唐时间观念的形成及特色研究

先唐时期的时间观念,是在多种思想文化交融交织的丰富而复杂的背景下形成的,因而必然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历史学家对时间观念的感知是与其人文关怀紧密联系的,具有一定的道德教化意义。文学家对时间的认知则与时间流逝、感时不遇、穷通幽显等个人身世遭遇密切相关。思想家对时空观念的重视,背后隐藏着国家建构、权力话语等深层次思考。

基于《全唐诗》中银河语义分析的暗夜景观规划思考

银河是诗词文学书写的重要自然天象景观之一,也是现代暗夜景观中珍贵的自然资源,其受时空变化影响的景观意象对现代暗夜景观的规划布局与意境营造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文章以唐代诗词中的银河为研究对象,借助Rostcm6和Gephi对诗词中的景观信息进行社会网络与语义网络分析,探索唐代银河景观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情感意象。研究结果表明:在空间分布上,唐代银河景观吟咏分布不均衡,但聚集度高,主要集中在唐代长安和长江流域;在天时分布上,银河景观的季节性主要集中在春秋两个季节。同时,不同类群的景观空间有明显的差异性特征,在时空分布上流露出不同的人文景观情感。最后,对现代暗夜景观的规划设计思路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暗夜景观的营建提供指导。

破与立:王若虚的唐宋诗观

金代为唐宋诗概念形成期,王若虚则是金代诗学由宗宋向宗唐转变的关键人物之一。“国朝文派”谋求金诗的自立,贞祐南渡后又进一步破除了诗坛的不良习气。王若虚立足于金代诗坛百年“破”“立”场中,肯定宋人之立,激烈批评江西诗派,以求破除金南渡后浮靡尖新的诗风。同时他超越北宋诗学传统,宗尚唐代,剥离黄庭坚与杜甫的师承关系,对宋人多有贬抑的白诗表露出强烈偏爱。无论是对宋诗贬中有褒的态度,还是开始有意识地宗唐抑宋,都表现出王若虚对金代诗风急需破弊除陋的超越意识。

论唐末易代文人的焦虑心态及文学书写——以杨凝式、冯道、和凝为考察中心

唐末五代易代之时,许多文人历仕多朝,几易其主,虽在各朝贵为权臣,但实为贰臣,他们对此心存焦虑。易主而从,实在是政权鼎革高压下畏祸顺受、艰难委身的无奈之举。因德行有亏,故其文多自我辩白之意。为缓解德行与声名焦虑,他们一方面通过游心释老获得心灵的慰藉,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立言以求不朽。在现实中,他们力图救世济民,获得心灵的慰藉;同时,采取随运任化的处世方式和人生取向,因而也表现出超然放旷的态度。他们熟知前朝旧制,吏能突出,安抚百姓,赢得当政者的信任和倚重,其中以杨凝式、冯道、和凝等人为代表。观照他们在易代之际心态的多面性、复杂性,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唐末易代之际贰臣的生存状态,加深对唐末易代文学的研究。

新见唐《鹿裕墓志》考释

唐《鹿裕墓志》记述了志主自曾祖鹿悆以下各代人物的官爵信息,与传世文献和隋《鹿善墓志》相互印证,且多有补充。墓志较多记载鹿裕祖父鹿[僧]晓在北周的官爵,及本人从北周入仕经隋至唐初五十余年间的仕履经历,不仅补充了《元和姓纂》的缺漏,也反映了中古时期济阴鹿氏家族爵位由“定陶侯”向“河内公”转变,再回归到“定陶公”的历程。墓志所见鹿裕家族与李唐皇室联姻及其卒葬地信息,反映了北朝后期至隋唐之际济阴鹿氏成员实际籍贯变动与其家族记忆中郡望的书写差异。传世文献记载济阴鹿氏家族谱系在唐初鹿裕之后突然中断,令人费解。《鹿裕墓志》的发现则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可能,即墓志通篇都没有提到鹿裕子嗣的任何信息,或许反映了济阴鹿氏家族后嗣稀少甚至断绝的情况,这可能是该家族在入唐后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

论唐代意象创构中“象”的时空合一主题

在中国传统意象论中,讲究“心物一体”,主客交融。意象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对客体进行审美观照而产生的,随之还有对于审美中时间和空间观念的理解和认知。在古代审美意象理论中,时空既是思维方式,也是其成“象”的一种譬喻方式。因思而成象,时空不仅存在于所思之“意”中,还存在于所观之“象”里。唐代是一个重视“兴象”的朝代,且“象”中蕴含着时空观,主要体现为时空合一的审美意象时空主题的建构。“象”中时空的分析成为唐代意象创构中时空观审美建构的重要主题,对意象创构中的时空关系探究具有深刻启示意义。

唐朝至近代长江三角洲港口体系的变迁轨迹

长江三角洲最重要的贸易港从唐代的扬州转移到宋元明时期的宁波及外港双屿港,近代开埠之前又转移到上海,大致呈现出自西北向东南,再自南向北转移的发展趋势。不同时期的主要贸易港和区域性港口形成分工协作、层次分明的港口体系。文章最后从港口区位条件、自然环境、腹地经济开发程度、对外联系等方面分析了推动长江三角洲主要港口转移和港口体系变迁的重要因素。

从唐朝武术看当今武术发展

唐朝,特别是盛唐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对外交流频繁,与当今社会有许多共同点。该文通过阐述和比较盛唐与当今社会的各自特点及武术发展情况,为探讨我国当今武术的发展提供借鉴。

论废名诗歌观念的“传统”与“现代”

废名的诗歌观念既"传统"又"现代",代表了1930年代中国新诗艺术尝试的一个方向。与模仿西方诗学的思路不同,废名是将寻求新诗"现代"发展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认同晚唐诗所表现出的"诗的内容"和"诗的感觉",从而在观念上超越了胡适等人偏重于从语言形式上划分诗之新旧的思路。同时,废名在创作中实践了晚唐诗深幽婉曲的艺术风格,并将之与其个人独特的禅宗意趣结合起来。废名的诗歌观念承袭了周作人的"文艺复兴"的文学观念,是以"现代"眼光重释和取舍"传统",打破了"传统"与"现代"非此即彼的割裂关系,表现出鲜活的创造力。

“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上)

对于唐宋之际中国历史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历史学者和域外中国史学者的认识有两条不尽相同的主线索。一是自南宋以来迄20世纪中国本土学者对唐宋之际或之间社会变动的认识;一是20世纪初叶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而后衍化成为"唐宋变革"论。这两条线索在21世纪之前呈现各自发展的态势。从范式的角度而言,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经过几代人的建构,有较为严格的分期标准、变革范围和时期,变革走向和影响,从而形成对唐宋以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基本估价的理论体系,亦即一种特定的史观。美国学术界对日本"唐宋变革"论的修正大致也可作如是观。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对认识中国唐宋以后历史发展脉络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道路存在着相当大的偏差。中国学术界对唐宋变革尽管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范式,但中国学者从自身所处时代反省唐宋变革而塑造的"近世"形象的思考方式,更值得重视。

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从多视角看“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

本文从范式来源、政治背景、中西历史走向比较、被支离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国际宋史学界对唐宋史分期认识的变化以及国内唐宋史研究的实践等6个方面,对21世纪以来才成为热点问题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在国内唐宋史研究特别是宋史研究中的利弊得失做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基本结论是,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纠缠于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这一页。

唐宋时期牢城使考述

牢城使最早出现于唐末,在五代时期发展成为重要的军事职官,并为宋代所沿袭。牢城使的职能随着牢城的含义演变,在各个时期也是不同的。在唐及五代前期作为州镇重要的统兵军官,负有防御及野战之责;五代后晋时牢城已经成为兼具管理配隶罪囚的场所。宋代为加强中央集权把牢城使的任命权收归中央,同时,将牢城军改编为厢军之一,致使战斗力不断削弱,牢城使地位也随之下降,最后成为督管罪犯配隶的地方司法性职官。

唐五代贬官之时空分布的定量分析

唐五代三百四十余年间,有姓名可考并有贬地记载的贬官共2828人次。从其分布时期看,中晚唐人次最多;而列前九位者依次为宪宗、文宗、玄宗、宣宗、懿宗、德宗、武后、代宗、高宗诸朝。从其分布地域看,南方是唐王朝流贬官员的主要地区,岭南道、江南西、东道和山南东道因荒远偏僻,更成了处置贬官的首选之地,就中岭南道、江南西道所辖39州共有贬官721人次,占唐五代贬官总数的25.5%,故最值得重视。

“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下)

对于唐宋之际中国历史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历史学者和域外中国史学者的认识有两条不尽相同的主线索。一是自南宋以来迄20世纪中国本土学者对唐宋之际或之间社会变动的认识;一是20世纪初叶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而后衍化成为"唐宋变革"论。这两条线索在21世纪之前呈现各自发展的态势。从范式的角度而言,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经过几代人的建构,有较为严格的分期标准、变革范围和时期,变革走向和影响,从而形成对唐宋以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基本估价的理论体系,亦即一种特定的史观。美国学术界对日本"唐宋变革"论的修正大致也可作如是观。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对认识中国唐宋以后历史发展脉络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道路存在着相当大的偏差。中国学术界对唐宋变革尽管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范式,但中国学者从自身所处时代反省唐宋变革而塑造的"近世"形象的思考方式,更值得重视。

晚清时期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

晚清义赈的兴起源于从1876年开始持续四年之久的“丁戊奇荒”,在这次灾荒救助中逐渐形成了一套颇具规模的灾荒救助组织体系和比较科学的灾荒救助运作模式,对于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向近代化转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戊戌维新运动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慈善机构出现了新的转机,进而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社会慈善事业,主要表现在具有近代色彩的慈善理念的酝酿萌生和具有公益性质的慈善事业的初步扩展。但维新时期的慈善公益事业犹如昙花一现,没能获得持续的发展,直到清末地方自治运动蓬勃兴起后,曾受顿挫的慈善事业才得以复苏,从而为旧式善堂、善会向近代新型慈善团体的转换提供了重要契机。

隋唐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隋唐两朝是我国历史上继秦汉之后的又一个强盛时期,两朝都以今关中腹心地带的长安为都城,在此两朝强盛帝国的影响下,今陕西境内的航运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各项航运管理制度已相当完备,克服了渭河航运上的重重困难,维持了最大可能的航运量,尤其是在特别时期能够迅速组织汉江上的大规模航运,基本保证了都城长安的粮用所需,这对长安作为国都从经济供给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流动的文化和文化的流动——唐代以来傈僳族的迁徙及其文化变迁研究

历史上,长期的迁徙生活使傈僳族的生存环境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从甘青高原沿"藏彝走廊"到川、藏、滇交界地带,又从金沙江河谷迁移到澜沧江,进而到怒江流域,直至东南亚一带。人是文化的载体,人的流动即是文化的流动。由于频繁的战争和游耕经济生活所导致的迁徙使傈僳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发生变化,其民族文化就一直在流动中断层、积累、沉淀和延续,又在流动中包容、吸纳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由此使自身文化发生嬗变。本文主要以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探讨傈僳族的迁徙历史对其民族传统文化产生的影响,即这种高山深谷间的长期迁徙,使傈僳族的传统文化成为不断流动着的文化,由此所引起的文化的封闭而又多元又成为傈僳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

唐五代佛寺考补

以《唐五代佛寺辑考》一书所考索辑录的佛寺为基础,从佛教典籍、唐人小说、诗文、方志、画史等文献之中又新见该书未收入的大觉寺、国恩寺、招庆寺、福业寺、禅定寺、金华寺、龙丘寺、开元寺等佛寺8处,以期对该书加以完善。另外,对该书中已收录的天居寺的地理位置、创建时间,广果寺与南华寺的名异实同等未能详尽之重要信息亦予以补充。

论隋唐长安的商人

由于长安是隋唐两代国都,高官显贵云集于此,居民众多,流动人口为数甚巨,因而各种商品的消费需求非常大,在此经商也就更容易获取厚利;加之长安又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起点,从而使长安成为中小商人、富商大贾以及周边各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国商人的聚集之地。长安商人人数众多,经营内容十分广泛,其致富途径堪称多种多样,经济实力雄厚,政治上相当活跃,这些都标志着长安的商业已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从一个侧面显示了隋唐城市商业的发展水平。

论唐五代小说的叙事艺术论唐五代小说的叙事艺术

唐五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 ,它的出现表明中国古典小说创作已摆脱子、史的束缚 ,逐步走向成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唐人“有意为小说” ,叙事艺术的增强是唐五代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唐五代小说的叙事艺术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勾勒唐五代小说叙事视角的多样化以及各种叙事视角自身的特点 ;二是在叙事时间上 ,标注年号、有意识“扭曲时间” ,顺叙、倒叙、插叙、补叙、预叙等叙事笔法的运用构成唐五代小说独特的叙事时序 ;三是叙事结构上 ,呈现出程式化、板块状的特点 ,作者还通过设置“小说之眼” ,使叙事结构趋于谨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