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图形—背景理论的唐代边塞诗歌意境凸显研究

图形—背景理论可较好地解释诗歌意境凸显背后的认知因素。本文从词类、句式、语篇三个维度探讨唐代边塞诗歌中体现的图形—背景关系及诗歌中意境得以凸显的成因。词类方面,动词和形容词在图形的凸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句式方面,问句、条件句及感叹句体现出图形—背景关系;语篇方面,唐代边塞诗歌诗篇前部分描写景色,形成语篇上的背景,并将重心放在诗篇末尾,突出语篇上的图形。图形—背景理论在诗歌意境凸显上有较强的解释力,是诗人谋篇布局的重要认知机制。

“胡地”与岑参边塞诗之奇峭美

作为典范的盛唐诗人,岑参一生有两次出塞经历。两次出塞的经历不仅奠定了岑参边塞诗人霸主的地位,而且为其边塞诗带来盛唐其他诗人所没有的奇峭之美。无论是写景、记事还是抒情,岑参都不以平凡语出之。岑参边塞诗的奇峭之美,首先体现在内容上,还体现在格调上。

初盛唐丝路碑志文的文学成就

初盛唐是古文转捩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丝路碑志文对古文的求变求新有着一定的助推作用;初盛唐文人以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及重气轻身的家国情怀,在丝路碑志文中为后人纪录了有唐一代的隆治气象,并塑造了一批壮志许国的盛世英雄群像;碑志文与此时的"边塞诗"相辉映,共同成就了初盛唐的文学大观。

基于边塞诗的唐人边塞感知研究

本文以唐代边塞诗为主要资料来源,佐以其他文献史料,探索唐代中原人士对"塞"的空间感受与理解,即边塞地理观念。唐人心目中的"塞",实际上是一条东西绵长、南北界线相对模糊的过渡地带,它东起辽水,西至玉门关、阳关,其间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错杂居,是典型的多民族文化交汇区。通过对唐代中原人士边塞感观印象的概括与分析,认为其边塞感知的产生其实是对中原的归属感与对边塞景观的恐惧感的必然结果。

论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

唐代边塞诗人在诗中多次提到汉代及汉代军事英雄,语言学意义上的解释不能说明其本质,这是唐代边塞诗人浓郁的汉代情结,是他们对泱泱大汉精神的深情呼唤。作为一种时代文化心理,它反映了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厚重的历史意识。

古代边塞诗派的成熟兴盛与大西北

关于边塞诗的概念存在混乱现象。我们所说的边塞应该是指古代中央政权统一时候的边塞 ,即主要指沿着长城的走向所形成的地域。在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的割据政权之间的边界是不能算作一般意义上的边塞的。边塞诗的成熟和兴盛离不开大西北。没有大西北边塞卫国战事和奇丽风光 ,就不会有唐代的边塞诗派的兴盛与成熟。边塞诗在宋、元、明三代衰落了。边塞诗在清代取得堪与唐代媲美的成绩。

移动的边塞诗——以唐王朝的边塞与边塞诗为中心

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大都存在着一个因边塞的位移而影响边塞诗情志的问题。文章以唐代的边塞与边塞诗为例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它相关问题,认为有唐一代边塞诗情志的演变,与大唐王朝边塞的位移密切相关但并非完全同步。大致看来,初唐边塞诗由于朝廷开疆拓土并实行羁縻州府制度,从而使得当时疆域虽然最为广袤但并未体现在边塞诗上;盛唐与唐太宗、唐高宗时期相比领土大为缩小,但由于西域实行都护府管理,以及文人士大夫的游边入幕乃至参政,于是形成了盛唐边塞诗的兴盛及其风神、气骨;安史之乱,导致大唐疆域的中原化和边塞的内移,从而直接造成了中晚唐边塞诗萧瑟哀怨的风格。

论盛唐边塞诗对“汉文本”的引用与改写

从特殊的西北地域文化环境角度来探讨盛唐边塞诗"雄浑""浑厚"美学风格之形成,可以看作一个很好的但绝非是唯一的切入点。盛唐边塞诗风格的形成还可以从技术层面上来考察:诗人通过对"汉文本"的引用和改写,突破边塞诗这一诗体自身与生俱来的局限,从而把其原本处于封闭状态,即受到"边"与"塞"之束缚的诗歌类型,引入到一个以汉文化为代表的整个古代文化传统的价值范式之中。盛唐边塞诗的展开空间,是一种与历史贯穿于一体的大文化时空观。盛唐边塞诗的创作是一种与历史文化紧密相关的创作。盛唐边塞诗体现出"浑"和"厚"的艺术特质也是必然的。

北方关镇建置与唐代边塞诗的演进

唐代与周边民族战事不断,北方的战略位置变得格外重要,众多关镇次第相连,组成了绵延不绝的关镇之路,北方关镇多设置在边塞,诗人的写作因此也被归类为边塞诗。诗人们在用诗笔勾连这些关镇时,写出的不仅是个体对北方关镇和与关镇相连的山河故人的生命体悟,更在有意无意之间发展了唐代边塞诗。唐代诗人因参战、游历、入幕、贬放来到北方关镇,在此创作了大量表现征战杀伐、咏史怀古、咏物写景、思乡闺怨、文人唱和以及民族生活的壮丽诗篇。唐代北方关镇诗歌创作涉及边塞之苦、伤春悲秋、生离死别、仕途失意、宫怨闺情等题材,虽不无伤感情怀,却又时时流露出不可抑制的浓郁的英雄情结和寥廓的空间诗性,呈现出旺盛的生命价值和不巧的诗史意义,这是唐代边塞诗最重要的精神特质。

壮美与优美 调谐自生辉——高适《燕歌行》的又一种解读

本文结合历史事实,把高适的《燕歌行》放在盛唐大时代背景之下进行观照,澄清了讽刺说,认为此诗不是为讽刺边将而作,并运用美学理论进行分析,指出此诗成功地于悲壮之中穿插了优美的勾勒,从而成为不朽之作。

从王昌龄边塞诗看其对边塞战争的态度

王昌龄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他对当时边塞战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他的边塞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对当时边塞战争的态度。青年时代漫游边关,慷慨激昂,热情讴歌、积极支持保卫边关的战争;深入了解边塞和戍边士卒的现实情况后,他开始厌倦没完没了的开边战争;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他对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有了更深的认识,到晚年他更是明确反对穷兵黩武的开边、扩边战争。

李益边塞诗创作浅论

李益“五在兵间”的独特从军经历对其边塞诗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与盛唐相比,他的边塞诗在题材上有新的开拓,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新的追求,在体式和风格上有新的变化。他继盛启中,为中唐诗歌特别是中唐边塞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剑气萧心两销魂——论岑参诗歌的阳刚风格及道释意蕴

岑参边塞诗阳刚风格的形成主要得力于诗人非凡的抱负和功名心,尽管岑参也写了较多道释意蕴的诗篇,但道释只是诗人失意时的一帖清凉剂,并未真正侵入诗人的灵魂,由此我们能更好地领略岑参边塞诗阳刚之气的无穷魅力。

高适入河西幕考

天宝十一年秋天,盛唐著名边塞诗人高适赴河西,入哥舒翰幕为掌书记,直到天宝十四年,佐哥舒翰守潼关,离开河西。入幕河西,是高适实现政治理想的开始,也是高适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开始。期间,高适创作了很多边塞诗,抒写了自己在河西的所见所闻所感。入幕河西对研究诗坛和政坛的高适,都有重要的意义。但是,高适入幕河西,到底是哪一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考察高适的诗歌,尤其是其在河西所作诗歌和杜甫、王维的相关诗歌以及新旧唐书的记载,当以天宝十一年秋天入幕河西为是。

论高适从军河西的边塞诗

高适从军河西的边塞诗约有二十首,这些诗歌有着丰富而真实的边塞风光和战争场面的描写;表现了他对于战争的性质和形势不同于普通文人的清醒认识和正确评价;抒发了诗人光阴虚掷、功业难就的惆怅和失望之情。

论王维边塞诗的魅力构成

王维的边塞诗不仅形象地展示了西北边陲壮丽的自然风光和广阔的社会生活,还生动地反映了盛唐的时代风貌,体现了劲健雄浑的盛唐气象,与其山水诗一起,代表了盛唐诗歌的最高成就。通过细读文本、梳理文献、考察文化,对王维边塞诗创作的主客观因素、文化背景及其艺术个性等方面进行整体观照,以期揭示王维边塞诗所蕴涵的独特魅力之成因。

中晚唐时期边塞诗中长城的美学意境

边塞诗是中国诗歌史上一种重要的诗歌题材,在唐朝达到数量与艺术成就的巅峰。盛唐的边塞诗激昂奔放,中晚唐边塞诗沉郁悲凉。长城是中晚唐边塞诗中常见的意象,或指代苦寒的边塞战场,展现雄浑悲凉的壮美;或借指古代的英勇战将,展现感慨万千的家国情怀;还能寄托小儿女情怀,展现含蓄的思念或无尽的同情。文章通过中晚唐历史背景介绍、边塞诗歌特点概括以及唐诗意象与意境的美学阐释,分析出长城在中晚唐边塞诗中展现的雄浑、悲壮与含蓄的美学意境。

边塞诗与历代诗人的青藏高原情结

历代边塞诗人之所以怀有浓厚的青藏高原情结,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海这块古老而年轻的西陲边地,创作出了大量反映青海风貌的诗篇,就在于它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文化特质和多样的高原生态环境。作为民族友好的见证地、物产丰富的宝地、兵家相争的要冲、神话传说的发祥地——青海,留给了诗人们太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间,并成为他们不竭的诗歌创作之源。

高适、岑参边塞诗创作风格差异及其成因探赜

唐代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高适、岑参具有不同的创作风格。高诗富有深沉浑厚的现实主义气息,岑诗饶有豪放奇丽的浪漫主义色彩。从两人的生活基础、人生阅历、所处地域、性格、气质、创作心态诸方面进行比较,可探知形成高、岑诗风差异的原因。

高适、岑参边塞诗风格辨异

高适、岑参是盛唐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两人历来并称。他们生活的年代大致相同,都有多次出塞的经历,并且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高适、岑参边塞诗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气魄宏伟,激情澎湃,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感情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具有—种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形成了悲壮雄放的风格特征。但高、岑二人气质秉赋迥异,青少年时期教养、经历与生活道路各不相同,因此诗的风格也各自具有鲜明的特色。对此从四个方面对高适、岑参诗的风格差异做一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