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创作地与赋作中心地的离合论汉赋的颂讽怨娱功能

赋体颂讽功能多使用在赋家居于或趋近政治中心之际,而怨娱功能则多使用在偏离政治中心或打算偏离之际,两者皆可以由赋篇创作地及赋作中心地窥探一二。如果仔细梳理赋体流变的历史,也会发现汉代大赋、言志赋、行旅赋、抒情小赋的流变与汉赋创作地、赋作中心地以及赋体颂、讽、怨、娱功能有一定的关联。

傅抱石中国画艺术思想探析

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论家、“新金陵画派”与“新山水画”的领军人物,傅抱石一方面传承历史并坚守民族风格,在作品中融入民族主义,将民族精神要义体现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坚持中西交融,赴日留学后将西方的绘画技巧与思想主动与中国画相结合。傅抱石紧随时代,对传统的思想笔墨进行创新变革并与时代性相结合,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抱石皴”。傅抱石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体现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同时又结合时代进行创新,有助于我们明晰中国画在当代的发展与演化,推动中国画的开拓与创新。

杜甫对林寿图诗歌创作的影响

林寿图是晚清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也是少陵原杜甫祠堂重修的出资人。在林寿图学诗的过程中,杜甫一直是他诗歌中重要的取法对象,又由于他与杜甫拥有相似的经历,使之与杜甫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杜甫对林寿图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题材与主题、语词和艺术手法三方面,林寿图还会在诗歌中直接使用杜甫的相关典故,以表达对杜甫的追思。

论符曾的人格取向、诗歌创作及浙派交游圈活动

浙派诗群是清代诗史上颇具文化质地的诗人群体,人格取向以在野为其重要特征。作为清中期浙派的重要成员,符曾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符曾一生以卑官之身参与浙派活动,正是基于共同的人格取向;由于人格取向的接近,其诗歌创作好尚和风格也体现了典型的浙派面貌;同时,由于人格取向的接近和诗歌创作好尚的“意气相投”,符曾与大部分浙派诗人都有深入交往,并且建立了深厚的交谊,尤其与浙派诗人群体的三大活动平台的主持者的交谊,具有贯通浙派三大活动平台的独特意义,因此更加值得关注。符曾这种以与浙派主流共同的人格取向、具有特色的诗歌创作和广泛的交游为基础的浙派文化活动,对于考察浙派诗群的创作和活动机制,具有普遍性认识意义和价值。

论傅山佛学思想与诗歌创作——以“五台八咏”为考察中心

作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遗民代表,傅山具有深厚的佛学造诣,并且具有勇于探索的参禅悟道精神。傅山对佛教思想并不是一味地接受,而是批判地继承其思想精华。其诗文创作中关于游览寺庙者有很多,尤以“五台八咏”著称。以傅山的佛学思想为研究基础,具体分析探讨其“五台八咏”的佛学思想与遗民精神。尽管这些诗歌是作者出于表达现实需要的目的,而不以阐发佛家思想为主导,但他以禅解儒、融景于情的创作手法,代表了傅山特定时代背景下的遗民心态与佛学旨趣。

司马相如与儒学

汉代为儒学独尊和大赋创作兴盛的时代,而司马相如正处于汉代崇重儒学和赋创作最兴盛的时期。作为著名的大赋作家,司马相如身上自然会出现儒学的印记。分析司马相如时期四川地区的文化、教育及儒学接受的情况、汉武帝时期儒学情况及其与赋创作的关系、司马相如作品中表现的儒学思想,可知司马相如与儒学的关系密切。

闻一多:新诗史上的杜甫

闻一多对杜甫在人格和艺术技法上进行了有意识的继承,并实施了成功的现代化转换。闻一多成为了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现代杜甫,成为了影响深远的爱国诗人和新诗革新家。对于新诗如何在寻求新变中接通与中国诗歌的几千年之常,闻一多的实践具有诗学价值和现代意义。

论北朝赋的创作倾向及理论嬗变

北朝赋的创作倾向及赋论基本上沿续汉代重政教的赋用论传统,但在不同的时期又有向南朝赋论靠拢的倾向。不过,其倾向与嬗变不像南朝赋论那样,沿着赋文学特质的方向,变动迅速的发展,而是变动缓慢且曲折回旋。不过,北朝赋风与南朝赋风在不同时期的互相渗透以及南、北朝赋论的双向浸润、补正,又最终在南北融合的大趋势中产生了符合赋文学发展的拓新赋论。

中国科举制度的南传与越南辞赋创作论

中国的科举制度开始于隋朝,延续至清末。它不仅对古代的政治、思想、学术、文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并且东传至朝鲜,南传到越南,促成了两国的科举取士制度。根据两国史书,科举取士中诗赋占有突出的地位。相较于同时期的中国科举试赋,越南课艺赋与试赋的创作特征主要表现在题类和取径的多元化,有汉赋体、唐律体、李白体等;题材也多种多样,诸如咏史、景物、记事、拟古诸题的创制。而从赋史看,越南辞赋艺术对词章之学的发展、经史之学的渗融、赋学体系的构建以及由模拟到自立的变化,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当代辞赋创作的问题及其发展方向

近年在文坛上兴起的辞赋创作热,体现了文学创作的古典主义倾向。然当代辞赋创作尚处草创时期,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辞赋作者要发挥辞赋"润色鸿业"、"体物写志"等多方面的功能价值;在题材上,注重传统题材的重写与新题材的开拓;应以诗人之赋代辞人之赋,彰显辞赋创作的主体意识;在不违背赋体基本规范的原则下,不断创新当代赋体形式;辞赋作者还应不断加强学养,树立良好的文德与文风。

欧阳詹赋作年考

欧阳詹《出门赋》作于建中二年秋七月,《回銮赋》作于兴元元年七月,《怀忠赋》作于贞元二年冬十二月,《明水赋》作于贞元八年二月,《秋月赋》作于贞元十一年秋八月,《将归赋》作于贞元十二年秋,《石韫玉赋》约作于建中四年至贞元四年间,《王者宜日中赋》约作于贞元六年,《瑾瑜匿瑕赋》约作于贞元七年或稍前,《征君洪涯子图赋》可能作于大历十四年至建中二年间,《春盘赋》可能作于青年居闽时期,《藏冰赋》约作于贞元十五年前后,《律和声赋》当作于未及第前应科试期间。

杜甫对洛夫诗歌创作的影响

洛夫的诗歌在诗的意象化、诗的超现实性方面受杜甫影响很大,其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赠杜甫》、《车上读杜甫》和《杜甫草堂》更是集中表现出杜甫对洛夫包括思想、人格、诗艺等在内的全方位的影响。

论前后“七子”的辞赋复古

"前后七子"倡言复古,其辞赋复古主要是恢复隋唐以前抒情言志传统,揭露社会黑暗,讽谕现实,抒发个人情感;形式上多采用古体,艺术上多铺采文;赋风主效楚辞、汉赋或魏晋赋。

汉唐乐府诗题目的创制

汉唐乐府诗题目的创制,多取首句前二三字甚至是整个首句,或者再缀以歌辞性题目“行”、“篇”、“歌”、“曲”、“乐”等。部分以“篇”为缀尾的题目是“因意命题”,而南朝乐府民歌的题目表现出艺术化的倾向。唐代乐府诗中的有些新题目是从旧题乐府中衍生出来的,其方式主要有五种;唐人完全自创的乐府诗新题目,其方式主要有两种。

杜甫《天狗赋》作年新考

关于杜甫《天狗赋》的作年,旧注有天宝六载(747)、天宝十三载(754)、天宝十四载(755)诸种说法,今据《册府元龟》天宝十载(751)二月“宁远国献天狗”的记载,可知《天狗赋》应作于天宝十载以后。另外,赋中天狗初来受赏、继而被弃置的遭遇与杜甫献《三大礼赋》后虽被玄宗赏识却仍不见用的落寞遭遇也正相契合,故《天狗赋》的实际作年应为天宝十载。

杜甫对陈寅恪诗歌创作的影响

陈寅恪除在历史、语言学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外,他的旧体诗也写得很有特色。在对中国古典诗歌的传承上,他与杜甫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借鉴不仅限于形式上的学习,更多的是得其忧国忧民的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杜甫的时空意识对陈寅恪的影响,铸就了陈寅恪诗歌深邃阔大的品格。

在古典赋论与近代赋论之间——论清人刘熙载的赋学批评

刘熙载《艺概.赋概》在我国赋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刘熙载论赋往往能融会贯通,"阐前人所已发,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赋学批评集中体现在论赋之体、赋之创作、赋之风格、赋之鉴赏等几个方面。其赋学批评既有中国古典赋论以点评、启悟为主的特点,也表现出近代赋学批评的一些共同倾向。

论张小夫的电子音乐创作特征

张小夫运用电子科学技术为音乐创作提供的技术手段,依托对电子音乐技术理念和创作理念的深入理解,以中国历史文化和其深厚的传统声乐、器乐写作经验为根基,融合不同语言形式、不同声音组合、不同技法与风格等,创作了大量具有中国民族气息的现代电子音乐作品,在国际电子音乐领域引起了高度关注。本文通过对声音素材、技术手段和创作理念的分析研究,论述了张小夫电子音乐创作的特征。

杜甫所受的侠风濡染及对侠文化的接受

杜甫与侠和侠文化的关系是全面认识杜甫及其诗歌创作精神不可或缺的一个文化视角,也是杜甫研究中较少探知的方面。唐代高昂的任侠风气成为杜甫生活其中并为其濡染,使其行为和创作深受影响的现实动因。而杜甫所受的儒家传统教育、刚正侠义的家风濡染和刚直不羁的个性等因素成为他崇尚侠义、歌颂游侠的精神支柱,也成就了他儒侠互补、书气与侠义并行不悖的个性气质。与唐代其他文人相比,杜甫对侠的接受有着儒家正义的选择性,表现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杜甫对侠的清醒认识、选择接受和辩证宣扬,使侠超越了个人名利而上升到国家民众的高度,提升了侠义人格,使侠文化超越了狭隘的恩仇观念,成为对个人、社会和国家都能产生积极影响的精神力量。

论宁调元对杜诗的传承与发扬

宁调元一生对杜诗极为喜爱和推崇,其在诗歌创作中,以仿杜风、集杜诗、用杜韵和化杜句等独特方式传承杜诗,并继承和发扬了杜诗忧国忧民的创作思想、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沉郁顿挫的创作风格和丰富多样的艺术手法。其诗歌具有鲜明的思想和艺术特色,是我国近代诗歌中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