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伙犯罪中基于PageRank的嫌疑人犯罪影响力分析

如何准确评估嫌疑人的影响力是侦破团伙犯罪的关键,为此,在PageRank算法的基础上,结合团伙犯罪的网络结构特性,提出团伙犯罪中嫌疑人犯罪影响力评估模型.该模型首先结合已掌握的作案信息将团伙犯罪网络转化为有向加权网络,再根据中间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两大网络特性确定罪犯影响力转移矩阵,最后该模型以实际的案例为实验数据得出具体的嫌疑人犯罪影响力,并以两种成熟的模型为对比模型,实现结果显示该模型的评估结果与实际案件结果拟合度较高,且准确率也高于对比模型,验证了该模型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可行性.

多模态批评隐喻意义建构的认知视角——以“扫黑除恶”漫画为例

文章采用多模态话语分析视角,结合Charteris-Black的批评隐喻分析方法和认知语言学的概念整合理论,建构多模态批评隐喻的认知分析框架,并以60幅“扫黑除恶”漫画为语料,从认知视角剖析漫画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内在含义。研究结果表明,“扫黑除恶”漫画中运用了方位隐喻和战斗隐喻,其目标喻围绕“执法人员”“黑恶势力”和“保护伞”这三个方面展开,结合图案模态、文字模态和多种隐喻建构了多模态“击打场景”“除虫场景”以及“拔伞场景”。多模态批评隐喻的认知分析框架可以深度解释漫画背后含义的生成机制和认知机制,对于深层次理解漫画有较好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公安机关应对扫黑除恶负面网络舆论策略研究--以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为例

随着“微博”“抖音”等网络平台的兴起,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便捷与多样,网络平台已经成为传递信息、发表意见的重要途径,其中扫黑除恶案件具有高度特殊性,极易在网络平台快速传播形成舆论场,引起网络舆情危机,目前国内关于涉警舆情方面的研究涉及扫黑除恶领域较少。文章通过分析“唐山烧烤店打人案”案件网络舆论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提出应加强追逃工作力度与特殊人员管理,提高依法治网公众参与度,增强公安机关网络话语权,提升公安机关公信力等应对网络负面舆论的策略。

涉黑财产证明简化的风险及防控

为有效破解涉黑财产的证明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创设了涉黑财产证明简化机制。该机制构建了有证据和高度可能的涉黑财产指控标准,对被告人提出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的要求,但是这些标准和要求的内涵并不明确,导致控辩双方在涉黑财产证明的证据标准、证明标准和证明责任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在国家公权力主导的涉黑财产证明中,该机制极易过度简化涉黑财产的证明,引发不当降低涉黑财产指控标准,违背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造成涉黑财产裁判的非实质化等风险。防控涉黑财产证明简化的风险,应当坚持公诉机关承担涉黑财产的证明责任,适当规范公诉机关涉黑财产指控的证据标准和证明标准。明确被告人不承担涉黑财产合法性的证明责任,仅负担与定罪量刑无关且性质不明财产合法来源的说明义务。

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生命周期”式治理研究

涉黑涉恶腐败犯罪一般以“保护伞”纵容、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组织为并发犯罪现象,据其犯罪演进规律,可以将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围猎期、勾结期、遮蔽期、破网期四个阶段。当前,主要以刑法中的贪污贿赂罪,渎职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实现对该类犯罪的事后惩治。对于多因素引发的涉黑涉恶腐败犯罪,刑事处罚仅能发挥有限且滞后的作用。新出台的《反有组织犯罪法》具有社会综合治理的特征,诸多预防性、行政性、政策性条款的设置有利于实现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多维度、全链条治理。以社会预防期、全面调查期、法律处罚期和危险屏蔽期为脉络,分析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不同类型和司法处置方式,可以揭示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生命周期”式治理机制。

扫黑除恶的福利效应——基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实证研究

黑恶势力是社会毒瘤,严重危害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降低了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度数据,从居民生活满意度视角检验了黑恶势力对居民福利的影响,结果发现地区黑恶势力犯罪会显著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机制检验发现,黑恶势力能够通过阻碍居民经济价值实现、降低居民自身发展预期和心理健康水平、恶化地区治安环境和政府治理绩效的渠道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异质性检验发现,黑恶势力在经济欠发达、人力资本较低、法治基础薄弱和公共安全投入较低地区的负效应更大,对农村、低收入和低学历居民造成更严重的福利损失。这一发现从居民福利角度为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建立常态化扫黑除恶机制提供了指导,对进一步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常态化扫黑除恶背景下涉黑恶犯罪情报研判

涉黑恶犯罪情报研判是扫黑除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涉黑恶犯罪情报研判与其他犯罪情报研判在保密程度、研判难点和研判内容方面皆存在显著差异,受情报与犯罪情势的主客观反映关系和刑事政策变化之影响,涉黑恶犯罪情报研判在常态化扫黑除恶背景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剖析,涉黑恶犯罪情报工作实践中存在研判数据供给冗杂、研判分析方法固化、研判流转运行不畅等问题。为长远计,在涉黑恶犯罪情报研判过程中有必要通过开源、拒止、证伪、预防和协作监督等措施优化研判进路,以期完善涉黑恶犯罪情报体系,为推动扫黑除恶的常治长效奠定基础。

黑社会性质组织侦控对策的完善——基于社会治理视角

我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进入常态化阶段,在侦控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过程中,出现了对多元社会主体的积极作用发挥不够、涉黑组织被打击后卷土重来等问题。因此,要从社会治理视角下完善侦控对策,加强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在侦查方面,要把握非法控制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查明团伙的经济实力和主要业务,判断其是否具有保护伞,严格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团伙。同时,要完善证据链条,异地用警异地关押,破除犯罪分子侥幸心理,积极发动群众,拓宽涉黑线索来源,从而实现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有效打击。

黑恶势力犯罪的治理模式构建

新时期黑恶势力犯罪呈现出犯罪手段更加隐蔽、犯罪领域扩张、犯罪性质复杂等新的态势,以管制、制裁和运动式执法为特征的传统犯罪惩罚模式已难以有效应对。2018年1月出台的《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要求黑恶势力犯罪防控的主体更加多元、方法更加丰富、程序更加规范,取得更好的犯罪控制和预防效果。贯彻中央政策,适应现实需求,应从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精准适用刑事制裁手段、重视对犯罪人的社会矫治、消除犯罪滋生的环境等方面构建黑恶势力犯罪治理模式,对处于不同阶段、具备不同行为特征的黑恶势力犯罪予以分层次打击、分情况处理,尤其要将治理黑恶势力犯罪与反腐败双管齐下,切断犯罪的社会情境供给。

我国恶势力犯罪的基本特点及量刑与法律控制——以刑事判决书为样本的实证分析

恶势力犯罪具有成员相对固定、组织规模较小以及近半数成员有前科劣迹的组织结构特点和实施罪种多元化、侵害法益聚合化的行为特点。同时,恶势力犯罪还具有组织存续时间较短、犯罪事实明确的危害性特点。恶势力犯罪的量刑受是否主犯、是否赔偿或取得被害人谅解、组织存续时间等因素影响,其中犯罪人是否属于主犯、是否赔偿或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是影响量刑的主要因素。总体而言,恶势力犯罪量刑的罪刑均衡性较低。受恶势力'标签效应'等因素作用,是否立功、是否自首等因素对量刑的影响微弱。鉴于此,恶势力犯罪的法律控制应坚持打早打小与强化社会支持系统并重的方案,应酌量增加量刑影响因素中的法律成分,并准确评价各项影响因素的权重。

催收非法债务罪研究

催收非法债务罪是立法机关总结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经验的产物。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等罪名是催收非法债务罪设立之前规制对此类行为的常用罪名。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催收非法债务罪之后,对于采取暴力、胁迫等不当手段催收由高利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的行为原则上应认定为本罪,但不排除在具体案件事实中,本罪与其他相关犯罪仍然存在想象竞合关系,必须依照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处理。2021年3月1日之前,根据行为时刑法的规定,如果行为人采取不当手段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并不符合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或者非法侵入住宅等罪的构成要件时,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本罪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应该认定为无罪;但如果根据行为时刑法的规定,可以认定为非法拘禁、非法侵入住宅等罪的,则应以本罪定罪处罚,本罪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强奸罪中“轮奸”情节的司法认定

轮奸是强奸罪中的加重构成之一,轮奸是否成立直接涉及被告人重大的人身自由,甚至是生命的剥夺。其中,关于"轮奸"的认定主要存在两人以上的连续强奸行为是否均要求达到既遂、轮奸是否以共同犯罪为前提、是否存在片面轮奸等三大问题。从客观主义、主观违法性、犯罪的本质以及有效保护被害人的公共政策出发,本文初步回答了这三大问题,认为"轮奸"并不需要以共同犯罪为前提、两人以上的连续强奸行为均要求达到既遂,存在片面轮奸。

现阶段黑恶势力犯罪的特点及打击对策研究

现阶段黑恶势力犯罪呈现形式更新快、滋生周期短,软暴力倾向明显、利益攫取领域蔓延、政治领域渗透加剧、多种犯罪合流、由弱转黑现象凸显等特点,与此同时由于思想认识的不同、法律规定的粗放、保护伞的存在、机制的不完善等原因导致打黑除恶工作中存在多重障碍。立法先行是打黑的必要前提,各部门形成联动、工作机制的完善、情报信息的获取等是打黑除恶工作持续深入的有效保障。

台湾地区反黑刑事“立法”及其启示

台湾地区关于惩治黑道犯罪的相关规定主要有"刑法"第154条、《检肃流氓条例》和《组织犯罪防制条例》,其中以《组织犯罪防制条例》最为系统和完备。台湾地区《组织犯罪防制条例》中的一系列反黑"立法"制度对于完善祖国大陆的"打黑除恶"立法,提高"打黑除恶"斗争的实效具有借鉴意义。

有组织犯罪中的胁迫研究——对一个“黑帮”成长历程的入圈考察

当前,我国刑法理论对作为有组织犯罪常用手段的胁迫行为缺乏专门性的研究。对一个"黑帮"成长历程的入圈考察表明,暴力非但不是有组织犯罪的必要手段,(严重)暴力反倒是其法律风险的最大来源之一;贿赂"保护伞"亦不为黑帮生存发展所必需;一直被刑法忽略的一般胁迫行为已在现实社会互动中演化为黑帮生存发展的最优手段之一。与从前那种以"有组织暴力"为基石的黑社会组织一样,以"有组织胁迫"为主要犯罪手段的"黑帮"同样会侵害法益、破坏生活秩序,同时胁迫手段的使用大大降低了"黑帮"遭受刑事追诉的可能性,刑事立法亟待对此作出回应。

广东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成因研究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之所以产生并一度呈高发态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利益的驱使,又是旧中国黑社会犯罪的沉渣泛起;既有黄赌毒及封建帮会文化的影响,又有犯罪分子个人的主观原因;既有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又与转型时期社会控制机制不完善、反黑立法滞后及个别地方打击不力有关。正是这多种因素的综合,才导致广东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产生与蔓延。

有组织犯罪的国际化及其应对——有组织犯罪集团和有组织犯罪国际研讨会综述

有组织犯罪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有组织犯罪集团和有组织犯罪呈现出国际化趋势,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反有组织犯罪的沟通与合作。会议围绕着中国大陆、中国港台、美国、俄国、日本和加拿大有组织犯罪的基本情况及其对策六个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

论防控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文化教育政策

司法机关对黑社会性质犯罪有着明确的界定 ,在此基础上要有效的对黑社会性质犯罪进行防控 ,就必须首先在社会政策层面高度来考虑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其中较为重要的政策有文化政策和教育政策。在文化政策上要强化主流文化 ,批判帮派江湖亚文化 ,加强对文化市场与文化传播的控制和管理。在教育政策上 ,要制定好相关的学校教育政策、家庭教育政策和社区教育政策。

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认定和防范

黑社会组织犯罪是国际社会的公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不仅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损害国家机关形象 ,而且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滋生、蔓延的重要因素。认定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应当正确把握其犯罪构成的客体、客观、主体和主观特征 ,准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的界限。为了有效防范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必须加大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打击力度 ,加强廉政建设 ,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抗腐蚀能力 ,加强监督 ,加大对充当黑社会“保护伞”

“黑社会性质组织”之辨析

黑社会性质组织是1997年修订的刑法新创制的法律名词,认定某犯罪集团是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最关键的是看其是否完全具备“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这一属性特征。黑社会性质组织已具备了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基本特征,从本质来看,应该属于黑社会组织范畴。黑社会性质组织是高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从渊源和属性上看,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主要是由既相区别又有联系的流氓恶势力和帮会组织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