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女性解放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不仅从两种生产、性别分工、家庭形式演变等多个层面揭示了妇女受压迫被奴役的原因,而且从发展生产力、女性参与社会劳动、家务劳动社会化多个角度展示了妇女解放的路径。面对当前妇女解放仍然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应以恩格斯提出的妇女解放思想为理论基点,从大力发展生产力,发挥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可能路径等角度出发,积极推动女性解放事业的发展,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互联网对性别角色观念与家庭分工的影响

性别平等关系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促进性别角色观念和性别分工平等提供了有利条件。与教育等影响因素相比,互联网在信息、知识和文化传播及共享方面独具优势,可能在“男外女内”等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向“性别平等”现代性别角色观念转变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观念常常主导行为且考虑互联网的经济效应,互联网的发展也可能促使传统家庭分工模式发生变化。性别角色观念和家庭分工趋于平等不仅有助于缓解女性遭遇的工作-家庭冲突,也将减轻传统性别角色定位给男性带来的压力。本研究利用“宽带中国”政策准实验,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互联网对性别角色观念和家庭分工的影响。一方面,从性别角色观念的转变来看,互联网能够显著促使个体形成现代性别角色观念,使个体在能力、职业权利和家务等维度上的性别角色观念更加平等。对女性和男性分组回归发现两者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均持有更加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并且男性受到的影响更大,意味着未来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深化可能在更大范围上缩小男女性别角色观念差距。进一步分析主要影响机制发现互联网拓展了人们的信息获取渠道,促使人们接触和了解更多有关性别平等的信息,增加了人们对性别平等的关注度,进而影响人们的性别角色观念。另一方面,从家庭分工的变化来看,当前互联网在改变性别角色观念的同时对家庭分工的影响仍然有限。尽管妻子的工作时长相对于丈夫有所增加,但夫妻家务时间配置即家务分工未发生显著改变,“男主外”已松动而“女主内”依旧稳固,这可能加重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上的负担。进一步检验表明家庭分工的转变仍受到传统社会规范和相对资源等因素的影响。与较多受到传统社会规范约束的地区、丈夫相对资源较多的家庭相比,在较少受到传统社会规范约束的地区、妻子相对资源较多的家庭中,妻子的工作时长相对于丈夫显著增加。在互联网的作用下,性别平等观念得以被广泛接受且男女性别角色观念差距减小,然而性别分工平等进展较为缓慢,性别平等实践任重道远。

性别分工秩序冲突下进城高学历青年职业女性婚姻风险研究

中国正从城乡中国转向城市中国,社会及人的价值观念也在巨变,发生现代化转型。进城高学历青年职业女性面临的性别分工秩序冲突及婚姻风险,反映出传统性别分工秩序受到现代化力量挑战的客观事实,回应了关注社会及人的价值观念巨变的时代命题。将进城高学历青年职业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放在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视野下进行考察,发现上述“工作-家庭”冲突背后实际上代表的是职业女性认同的男女平等、协同承担家务的现代性别分工秩序,与职业女性家属及其家庭社会关系网络默会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秩序之间的冲突。上述冲突在孕育子代,家庭结构性因素全面呈现的节点集中爆发,使得进城高学历青年职业女性处于平等性别分工秩序期待与传统失衡性别分工秩序现实的冲突之间,遭遇职业发展受阻、家庭经济价值地位下降、母职价值意义存疑三重危机,夫妻关系破裂风险出现。从降低当下青年人离婚率的角度,应回避此性别分工秩序冲突,积极建构平等性别分工秩序。

性别平等视阈下女性养老保险权益的法律保障

性别平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尽管性别平等在多个领域取得实质进展,但在以养老保险体系为代表的社会保障领域,仍存在待遇水平上的实质不平等,这类现象隐藏于《宪法》《社会保障法》“中立”的性别平等表达中。养老保险体系中养老金待遇存在性别差异,是因为养老金待遇水平主要取决于参保人的缴费能力和缴费年限,而女性群体的缴费能力、缴费年限又恰恰受到传统社会性别分工的影响。为缩小两性的养老金待遇差距,保障女性晚年的体面生活,应当跳出性别对立、资源竞争的思维定式,以两性合作的观念保障女性的养老金权益,实现性别层面的养老保险“互助共济”功能。

受教育程度、议价能力与家务分工——基于双边固定效应模型的经验分析

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家庭分工格局亟待转变。本文基于时间利用的视角,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双边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务分工性别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受教育程度对家务劳动时间存在显著影响,但并不会影响夫妻间的家务分工;(2)自身工作时间对家务劳动时间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配偶工作时间对家务劳动时间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家庭内部存在时间补偿机制;(3)女性收入的提高能够促进家务分工的性别平等,“女高男低”的收入格局更有利于家务的公平分配。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加强教育普及力度、落实男女同工同酬以及提倡居家办公等政策建议。

夫妻性别角色认同差异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评价

性别角色认同影响着夫妻在婚姻中的实际行为,且从另一个维度上反映我们整个社会的性别平等状况。本文利用CGSS2017的数据,以性别角色观念,以及基于性别角色观念的家务分工情况为主要自变量,从性别差异的角度研究二者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一、不论男女,性别角色观念越平等婚姻满意度越高;二、婚姻中对妻子的家务依赖程度越高,丈夫的婚姻满意度越高然而妻子的婚姻满意度越低,并且依赖程度升高会弱化得分高的性别平等观念对婚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程度;三、对子女的教育和对父母的奉养越依赖配偶,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婚姻满意度都是越高的。此外本文研究了教育水平对婚姻满意影响的性别差异,发现对于男性来说配偶的教育水平对婚姻满意的影响不大,然而对于女性来说,配偶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婚姻满意度越高,且影响程度要大于自身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程度,这也侧面体现了我国社会婚姻中教育水平“男高女低”的形式仍占主导地位。

外出务工、性别差异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使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从家庭内部分工视角出发,分析性别差异下劳动力转移的行为经济学含义,进而探讨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外出务工显著增加了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相较于男性外出务工而言,女性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行为具有更明显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化服务能够降低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户耕地撂荒概率,但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采纳意愿较低。进一步地,在引入家庭总收入作为调节变量后,女性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正向影响增强。

县处级中年女性领导干部的成长障碍与破解之策——以7名基层县处级女干部为例

在中国公共部门中,县处级女干部兼具领导干部和普通干部的双重视野,中年时期是其职务晋升的重要时期,探究此年龄阶段女干部的成长轨迹,更能反映出女干部成长的突出问题。采用半结构性访谈的方式,研究发现,县处级中年女干部成长表现出如下规律:个人素质较为优秀,晋升的制度安排倾向明显,被安排在“双非”岗位上,上升通道狭窄。限制因素主要为:县处级中年女干部的晋升过度依赖政策,组织培养不够;使用呈现宽松照顾与苛刻求全的两面性;工作开展中存在两性之间的孤立与对抗现象;职业发展受政策局限和执行偏差的制约;成长受个体人力资本投入的限制。在实践层面真正推动县处级中年女干部健康成长,有必要从整体上优化成长路径。

性别何以分工:云南芒团傣族手工造纸技艺的区隔与传承

性别分工并非由个体的生物属性决定,而是生成于具体社会文化情境之中。手工造纸技艺的女性传承将社会性别观念植根于技能经验中,将性别的文化生产与社会的物质生产联系起来,它所创制的性别分工模式是社会共享价值和信仰的外显形态。而有关技艺的知识以身体实践的方式完成技能及社会资本的代代相传,使融入其中的社会观念和文化信仰自然化,从而以不被辨认的模式由个体延续和实践。

中国古代著名纺织人物群体文化特征分析

针对目前中国古代纺织文化研究的缺陷问题,文章运用古文献资料调研与文物考古研究两维印证的方法,从性别视角出发,并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背景,系统地分析中国古代著名纺织人物群体所蕴含的纺织信息,进而阐述该人物群体的文化特征。研究认为:首先,女性纺织人物可分为教育说教型、精神象征型和技艺高超型三种类型,由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决定了女性纺织人物要多于男性。其次,男性纺织人物划分为机械创造型、纹样创新型和技术创新型三种类型,而男性的社会地位则决定了男性纺织人物的创新性与技术性高于女性。最后,中国古代纺织文化历史悠久,长久以来纺织被认为是女性的领域,她们利用空闲时间完成纺织,并支撑着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与繁荣也离不开无数辛勤耕耘在纺织领域的女性。

秦汉家庭劳动性别分工研究

周代确立了“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格局后,随之逐渐产生“内外”之分,以往学界也多采用“内外”的分析框架,但这一分法与家庭内实际的劳动分工并不相符,因而有必要将家庭劳动重新区分为“本位劳动”与“边缘劳动”。妇女原本涉足各种社会与家庭劳动,但父权制为满足自身统治需要,从家庭外部与内部两条路径对家庭劳动的性别分工施加干预,妇女因处在两性弱势方而逐渐走向父权制规定的方向。最终父权制完成了对家庭外部空间与家庭内本位劳动的控制,并建立了自我加固的内部循环机制。

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寻粮食生产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结果表明,女性在家庭实际种植面积、家庭粮食纯收入方面劣于男性,但随着农业机械化和社会专业化分工的发展,性别在粮食生产方面的差异会逐步减弱。从长期来看,社会专业化分工会替代家庭分工模式,专业化分工市场的形成与完善有利于打破规模阻碍、性别差异,推进机械化、农业现代化发展从而保证粮食安全。女性留守农村成为农业的主力军是“半城镇化”发展的结果,现有家庭分工模式与家庭分离现象不仅不利于土地流转实现土地的最优配置效率,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因此加快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消除半城镇化现象,实现土地与人口的最优配置效率迫在眉睫。

中国夫妻财产制的社会性别分析——以离婚夫妻财产分割为侧重

夫妻财产制是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的重要制度保障。离婚夫妻财产分割是夫妻财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的关键之一。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审视现行夫妻财产制是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的必经之路。中国的夫妻财产制和离婚夫妻财产分割原则及方法仍然存在着很多社会性别盲点,必须认识这些盲点,完善现行立法,方能发挥夫妻财产制促进夫妻之间社会性别平等的制度价值。

性别角色观念、家庭责任与劳动参与模式研究

提高社会劳动参与程度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支柱。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探究性别角色观念对劳动参与及性别分工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两性劳动参与行为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它对女性的劳动参与具有直接的抑制作用,但对男性没有显著影响,这是形成劳动参与性别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传统观念作用下,结婚尤其是成为父母等角色转换的节点事件,通过家庭责任分工的中介作用而显著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几率。研究为劳动参与模式的性别差异提供了社会文化机制解释,通过家庭劳动时间直接衡量家庭责任而推进了家庭与市场劳动互动机制的讨论,为制定完善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提供有益的微观基础。

不同性别居民的个人收入与幸福感的背离现象研究——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女性平均的个人收入远远低于男性,但是女性平均幸福感与男性持平,可将这种性别之间的幸福感与个人收入相背离的现象称作"性别-收入-幸福悖论"。从家庭性别分工的角度对此悖论进行了解释:性别工资差异主要由男女的家庭角色定位所导致,虽然不同性别的个人收入不同,但最终男女双方共同分享家庭总收入。所以,是家庭平均收入而非个人收入决定了幸福感的高低,因而会出现男性和女性的幸福感大体相等。实证检验发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个人收入都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加入家庭平均收入之后发现,只有家庭平均收入增加才会显著提升个人幸福感。最后,稳健性检验也表明上述结论是可靠的。

外出务工背景下夫妻资源对农村女性家务分工期望的影响 基于巢湖市居巢区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5年对安徽居巢农村居民调查获得的数据,分析了外出务工背景下的夫妻资源对女性家务分工期望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外出妇女比未外出妇女对丈夫分担家务的家务分工期望更高,且女性本人的收入和教育程度对家务分工期望有显著影响。外出务工经历与夫妻资源的交互作用表明,随着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的约束作用减弱,外出务工经历增强外出妇女的夫妻教育资源对家务分工期望的影响效应,外出务工经历没有增强外出妇女的收入资源对家务分工期望的影响效应。

从随葬工具的性别关联探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性别分工

本文利用二项式分布假设检验方法对黄河流域从裴李岗到大汶口晚期和马厂期男女墓葬中随葬工具的种类和数量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以揭示劳动按性别分工的问题。这些墓葬的年代范围大致为公元前7000年至2000年之间,正是处于农业生产出现不久后的发展期。根据统计分析,可将随葬工具分为3类:(1)主要由男性使用的工具,(2)主要由女性使用的工具,(3)男女共同使用的工具,其中前两类可视为与性别相关的工具,并计算了每种性别关联型工具在各自遗址或墓地中所占的比例。结果表明,在这一时期中(1)社会劳动中性别分工的增强和细化(性别关联型劳动工具比例的增大和早期一些男女共用型工具晚期转化为主要系男性使用)和(2)男性在社会劳动中优势地位的完全确立(于大汶口晚期在性别关联型工具种类中,主要为男性使用的工具占绝大多数,而主要为女性使用的工具仅留下纺轮一种)。根据这一结果,简单讨论了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时间问题。

从家务分工看私人空间的性别界限

本文使用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探讨在婚女性和男性家务分工的决定因素。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远远超过男性;家内劳动分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男性和女性各自的性别角色观念、时间可及性、结构性资源和家庭环境。因此,如果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男性和女性的绝对和相对资源进一步分化,那么,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家内劳动的性别差异会逐渐淡化。家务行为的分析结果表明,具有性别特征的宏观经济环境对私人空间行为具有潜在作用。

何谓“农业女性化”:讨论与反思

文献回顾看到,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动趋势以及农村妇女生产角色演绎情况是目前学界考察农业女性化的两个方面,核心在于农村妇女是否掌握农业生产的决策权、主导权和管理权。通过分析全国人口普查中农业各部门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动态势,以及安徽省农村妇女农业生产参与情况,明确农业女性化主要是指种植业部门劳动力的女性化,也看到"生产参与、决策边缘、技术无缘"是当前农村妇女参与农业的主要特征,农业依然是"男人的农业"。女性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与价值存在背离,需要在数据和实践中重新审视农业女性化这一议题。农业女性化只是农业劳动力结构性问题的缩影,未来需要对"谁来种地"和"怎么种地"两个问题保持警惕。

在线推介激励机制中的性别差异——推介双方的视角

推介激励机制是时下在线商家拓展客户资源的一种有效方式。推介双方的性别差异因其一对一的特点而对好友推介的成功率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将推介的回应者选定为男性或女性,引入推介双方行为方式的性别差异,以实验的方法探讨不同性别的推介发起者以及回应者的行为模式。结果发现,男性发起者的出价偏离五五分成的程度高于女性发起者,男性回应者面对女性发起者的采纳率高于男性发起者。女性发起者和回应者对推介奖金分配方式的公平性较为敏感。女性发起者倾向于向女性回应者发送推介,女性回应者倾向于接受女性发起者的推介。最后,对推介双方性别差异对成功的好友推介激励机制的启示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