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女性解放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不仅从两种生产、性别分工、家庭形式演变等多个层面揭示了妇女受压迫被奴役的原因,而且从发展生产力、女性参与社会劳动、家务劳动社会化多个角度展示了妇女解放的路径。面对当前妇女解放仍然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应以恩格斯提出的妇女解放思想为理论基点,从大力发展生产力,发挥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可能路径等角度出发,积极推动女性解放事业的发展,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劳动与平等: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性别叙事(1963—1966)

1963—1966年,先后有近10万名上海青年支援新疆,其中极大部分安置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虽然此举主要出于解决上海青年尤其是女青年在沪的安置困难问题,但长期以来,这一历史事件仍被冠以平衡性别比例所致,即解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男性的婚姻问题。作为当时大规模人口迁移工作之一部分,支援新疆的上海青年中的确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女性青年平衡男女性别比例。需要注意的是,政策本身却显示出性别的不平等,即就劳动力而言,女性在当时并不占优势,故上海强调要多动员女性而新疆则反之。随着上海女青年进入新疆这一特殊场域,她们又通过与男性一样的劳动平衡了此前所谓的劳动力不平等问题,将个人奋斗融入了国家主流叙事,也就是性别平等这一进步的叙事。

互联网对性别角色观念与家庭分工的影响

性别平等关系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促进性别角色观念和性别分工平等提供了有利条件。与教育等影响因素相比,互联网在信息、知识和文化传播及共享方面独具优势,可能在“男外女内”等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向“性别平等”现代性别角色观念转变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观念常常主导行为且考虑互联网的经济效应,互联网的发展也可能促使传统家庭分工模式发生变化。性别角色观念和家庭分工趋于平等不仅有助于缓解女性遭遇的工作-家庭冲突,也将减轻传统性别角色定位给男性带来的压力。本研究利用“宽带中国”政策准实验,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互联网对性别角色观念和家庭分工的影响。一方面,从性别角色观念的转变来看,互联网能够显著促使个体形成现代性别角色观念,使个体在能力、职业权利和家务等维度上的性别角色观念更加平等。对女性和男性分组回归发现两者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均持有更加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并且男性受到的影响更大,意味着未来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深化可能在更大范围上缩小男女性别角色观念差距。进一步分析主要影响机制发现互联网拓展了人们的信息获取渠道,促使人们接触和了解更多有关性别平等的信息,增加了人们对性别平等的关注度,进而影响人们的性别角色观念。另一方面,从家庭分工的变化来看,当前互联网在改变性别角色观念的同时对家庭分工的影响仍然有限。尽管妻子的工作时长相对于丈夫有所增加,但夫妻家务时间配置即家务分工未发生显著改变,“男主外”已松动而“女主内”依旧稳固,这可能加重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上的负担。进一步检验表明家庭分工的转变仍受到传统社会规范和相对资源等因素的影响。与较多受到传统社会规范约束的地区、丈夫相对资源较多的家庭相比,在较少受到传统社会规范约束的地区、妻子相对资源较多的家庭中,妻子的工作时长相对于丈夫显著增加。在互联网的作用下,性别平等观念得以被广泛接受且男女性别角色观念差距减小,然而性别分工平等进展较为缓慢,性别平等实践任重道远。

女性、科技与再生产劳动:访谈Leopoldina Fortunati教授

Leopoldina Fortunati教授在本次访谈中分享了自己关于再生产劳动的独到见解,深入阐释了科技与性别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并对当前中国的一系列发展和现象进行了理论和实践角度的剖析。首先,Fortunati讲述了“爱”的话语、女性主义、家务平分几种话语之间不断演变的动态关系,并提出社会对家务劳动附带的经济价值的认可是解决有关家务劳动和女性之间刻板联系的唯一途径。其次,她从自身最新的研究出发,详细阐述了在再生产领域科技公司利用大语言模型对剩余价值的肆意榨取,以及人工智能如何入侵非物质领域使资本能实现其对劳动力的控制、命令和利润化。同时,她认为一些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重新引入了女性被支配的旧社会形象,因此可能会加强女性被支配和轻视的旧意识形态。本文通过对Leopoldina Fortunati的访谈,阐释了女性、非物质劳动和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之间微妙的关系,并从性别的角度揭示了人工智能可能对整个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1921至1927年上海女工运动探析

1921至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产业女工经历了二月罢工、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她们由自发、盲目的劳动妇女逐渐成长为有组织、有思想觉悟的先进阶级。在一系列的斗争中,她们推动了基层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发展壮大,为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创造了宝贵的斗争经验,为党和上海地区注入了鲜活的革命力量。同时,她们作为妇女运动的主力,显示出工人阶级的坚决性、组织性和英勇性,推动上海妇女找到了解放的根本道路。本文沿用传统的阶级分析法,运用社会性别的研究视野,试图在工运“大历史”中寻找女性的身影,使以革命叙事为主要特征的工运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观感。

女性人力资本水平何以影响生育意愿

当前中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出生率持续下降的挑战,而提升生育意愿成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结合2021年CGSS数据并运用Oprobit模型,考察女性人力资本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发现,女性人力资本水平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和劳动参与是缓解女性人力资本水平对生育意愿抑制作用的重要途径。这可为提升女性生育意愿提供思路,并为适应不同人力资本水平建立生育政策支持体系提供经验支撑和启示。

村庄环卫保洁工作性别化初探

自2018年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来,农民参与和长效管护问题变得愈发重要。在城乡环卫一体化的政策推动下,东部地区农村生活垃圾“户集、村收、乡/镇转运、县/市处理”的模式逐步确定,形成了农村保洁员这一劳动群体。关注农村环卫保洁工作的性别化问题,特别是女性参与村庄日常保洁和垃圾收集工作的实践与挑战,有助于推动实现乡村振兴背景下人居环境常态化管护。以华北平原一个实行“垃圾上门收集模式”的乡镇为例,在环卫设备机械化转型的背景下,分析农村环卫保洁工作性别化的表现与后果,说明老年女性保洁员如何平衡家庭、工作与公共事务参与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维护农村环卫与保洁人员权益、促进妇女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建议。

性别平等视阈下女性养老保险权益的法律保障

性别平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尽管性别平等在多个领域取得实质进展,但在以养老保险体系为代表的社会保障领域,仍存在待遇水平上的实质不平等,这类现象隐藏于《宪法》《社会保障法》“中立”的性别平等表达中。养老保险体系中养老金待遇存在性别差异,是因为养老金待遇水平主要取决于参保人的缴费能力和缴费年限,而女性群体的缴费能力、缴费年限又恰恰受到传统社会性别分工的影响。为缩小两性的养老金待遇差距,保障女性晚年的体面生活,应当跳出性别对立、资源竞争的思维定式,以两性合作的观念保障女性的养老金权益,实现性别层面的养老保险“互助共济”功能。

性别何以液化:数字劳动中性别展演的双重规训与突围可能

既有研究忽视了短视频平台劳动者的主体性差异,尤其是不同性别劳动者与平台技术之间互动的情况。通过对青年男性美妆博主的网络民族志研究发现,在协同过滤机制、视频化生存、数据制压和主体策展的平台法则下,博主们会通过制造奇观并售卖、行动妥协、投流量与养粉丝的劳动方式来不断适应平台。在现实与虚拟的双重性别规范的规训下,博主的展演会经历性别红利、过曝、共谋、校准四个阶段,最终呈现出“性别液化”的现象,并表现出突围性别本质主义的可能性。性别液化是指个体在算法中介下性别展演的动态适应与重塑过程。“液化”体现在三个维度:个体将绝对的二元性别液化为性别阈值、受众作为数据浸润博主的行动逻辑、平台机制加速并扩张性别展演的流动。

1982-2000：我国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和详细的职业类别,探索了改革以来我国非农职业性别隔离的水平及其变化趋势,并表明这种变化对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所造成的影响。数据分析结果显示,20世纪80年代,我国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而在90年代,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水平却呈下降趋势。我们认为导致这种非线性变化趋势的原因在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影响职业性别隔离的主要因素发生了变化。我们还发现,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类型、不同教育程度或户口性质的就业人员,其职业性别间隔离程度有着明显的差异。

经济发达农村地区外来劳动力的性别差异研究

本文考察了苏南农村发达地区外来劳动力在个人特征、工作条件及收入等方面的性别差异 ,分析了女性在就业和工作中面临的不同于男性外来劳动力的待遇及其原因。主要结论有 :发达地区男女外来劳动力收入存在着较大差异 ,除了受教育程度 ,地区差异外 ,性别歧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经济发达农村地区应当进一步规范就业制度 ,尽快消除各种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障碍 ,加强对外来劳动力的综合管理和服务 。

劳动力结构变化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

运用1996-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FGLS模型,本文实证检验了劳动力结构变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在劳动力年龄结构中,新生代劳动力占比上升能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即对劳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负,而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正且作用强度较大;在劳动力素质结构中,知识型劳动力占比上升对制造业结构升级具有一定推动作用,即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负,而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正,但作用系数较小;在劳动力性别结构中,男性劳动力占比上升阻碍了制造业结构升级,即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正,而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都为负。最后根据实证结论,就如何顺应劳动力年龄、素质与性别结构变化顺势推进制造业结构升级,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性别角色观念、家庭责任与劳动参与模式研究

提高社会劳动参与程度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支柱。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探究性别角色观念对劳动参与及性别分工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两性劳动参与行为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它对女性的劳动参与具有直接的抑制作用,但对男性没有显著影响,这是形成劳动参与性别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传统观念作用下,结婚尤其是成为父母等角色转换的节点事件,通过家庭责任分工的中介作用而显著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几率。研究为劳动参与模式的性别差异提供了社会文化机制解释,通过家庭劳动时间直接衡量家庭责任而推进了家庭与市场劳动互动机制的讨论,为制定完善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提供有益的微观基础。

何谓“农业女性化”:讨论与反思

文献回顾看到,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动趋势以及农村妇女生产角色演绎情况是目前学界考察农业女性化的两个方面,核心在于农村妇女是否掌握农业生产的决策权、主导权和管理权。通过分析全国人口普查中农业各部门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动态势,以及安徽省农村妇女农业生产参与情况,明确农业女性化主要是指种植业部门劳动力的女性化,也看到"生产参与、决策边缘、技术无缘"是当前农村妇女参与农业的主要特征,农业依然是"男人的农业"。女性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与价值存在背离,需要在数据和实践中重新审视农业女性化这一议题。农业女性化只是农业劳动力结构性问题的缩影,未来需要对"谁来种地"和"怎么种地"两个问题保持警惕。

20世纪以来关于“妇女回家”的论争

20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五次"妇女回家"的论争,前两次在三四十年代,"妇女回家"论的提出主要是政治原因,围绕妇女与家庭、国家的关系展开,论争的实质是国共两党不同妇女运动方针的冲突。后三次发生在改革开放后,主要是经济原因,是从解决就业和资源优化配置等角度提出的。五次"妇女回家"的主张有一个共同的理由,即女性比男性更适合干家务、照顾孩子,男女社会分工不同。"妇女回家"论的出现,尽管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根本原因仍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观念、"贤妻良母"观念和男权思想作祟。另外,虽然妇女的真正解放是妇女完全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但目前中国不论从生产力发展、国人文化素质、社会保障制度等各方面都不具备"妇女回家"的条件,"妇女回家"不是妇女解放的有效途径。

中国城镇地区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趋势分析

在劳动力市场中职业性别隔离水平是衡量男女平等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基于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别从总体隔离、水平隔离与垂直隔离、性别类型职业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发展趋势和现状进行估计和分析,并进一步比较不同行业和地区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差异。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中国城镇地区的职业性别隔离总体水平下降趋势明显。职业间的性别分布变化显著,表现为一方面女性不断向管理层、技术层的职业领域扩张。虽然男性仍在"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等具有高权威和高声望的职业中具有明显优势,但是女性在这些职业中的从业比例大幅上升。后者表明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仍是降低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从农副业人员中解放出的女性主要向商业服务业人员转移,而男性则主要向产业工人转移。这一变化可能是由性别的自然禀赋差异所导致的社会分工不同,而并非受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影响。职业内的性别隔离程度普遍下降,虽然"男性职业"近1/3,"女性职业"几乎不存在,但是女性在各个职业种类中的分布比例基本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我国各个省份的职业性别隔离水平差异较大,中部地区最低,东部地区整体偏高,而西部地区的职业隔离水平则呈现出两极分化。

妇女家庭地位与代际人力资本投资

代际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但实证显示,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更愿意将家庭资源配置在子女教育上。通过构建人力资本代际传递模型,从劳动生产率折旧率的角度解释女性对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偏好,并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工具变量两阶段实证发现劳动生产率折旧率更高的女性当其家庭决策地位提升时,该家庭的代际人力资本投资比重将显著增加,且存在城乡差异。但是,不论城乡,男孩因未来劳动生产率更高而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这表明针对妇女开展扶贫项目,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将更加有助于增加子代人力资本投资。

职业性别隔离问题研究

职业性别隔离指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因性别不同而被分配、集中到不同的职业类别,从事不同性质的工作。职业性别隔离是测度性别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国外对于职业性别隔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职业性别隔离的理论、测量方法和变迁趋势上。国内对于职业性别隔离的研究主要是在借鉴国外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对职业性别隔离的成因、影响和趋势做了分析研究。通过梳理和介绍中外职业性别隔离研究现状,分析国内现有研究的不足并提出深入研究的思路。

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与女性赋权——基于2016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的分析

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利用2016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分析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并从女性赋权的视角出发,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就业机会、工资水平和工资权益保障方面;而在签订劳动合同、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方面,女性与男性相比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性别歧视是造成性别差异的重要因素,年龄、婚姻状况、户口性质、受教育年限以及单位是否有工会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女性的劳动力市场表现。为缩小性别差异和实现女性赋权,适当的政策干预是必要的。建议从法治建设、舆论引导、保障覆盖、教育和工会建构五个方面向女性赋权,以缩小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

藏族农村家庭的现状与演变——西藏拉萨郊区农村个案研究

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实施以来,拉萨市开始了超常规跨越式发展,郊区农民的家庭结构和家庭经济所呈现的适应性改变,反映了国家对农村政策和西藏政策的调整方向。核心家庭的增多和扩大型家庭的减少是西藏农村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缩影。人口流动的频繁和外出务工导致的谋生手段的多样化扩大了通婚地域和婚配对象的选择范围。家庭内部职业角色呈现出多样化和兼业化的特征,男性强化了在公共领域的主导作用,妇女在家内私人领域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两性间社会角色的分化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