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女性解放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不仅从两种生产、性别分工、家庭形式演变等多个层面揭示了妇女受压迫被奴役的原因,而且从发展生产力、女性参与社会劳动、家务劳动社会化多个角度展示了妇女解放的路径。面对当前妇女解放仍然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应以恩格斯提出的妇女解放思想为理论基点,从大力发展生产力,发挥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可能路径等角度出发,积极推动女性解放事业的发展,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劳动与平等: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性别叙事(1963—1966)

1963—1966年,先后有近10万名上海青年支援新疆,其中极大部分安置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虽然此举主要出于解决上海青年尤其是女青年在沪的安置困难问题,但长期以来,这一历史事件仍被冠以平衡性别比例所致,即解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男性的婚姻问题。作为当时大规模人口迁移工作之一部分,支援新疆的上海青年中的确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女性青年平衡男女性别比例。需要注意的是,政策本身却显示出性别的不平等,即就劳动力而言,女性在当时并不占优势,故上海强调要多动员女性而新疆则反之。随着上海女青年进入新疆这一特殊场域,她们又通过与男性一样的劳动平衡了此前所谓的劳动力不平等问题,将个人奋斗融入了国家主流叙事,也就是性别平等这一进步的叙事。

互联网对性别角色观念与家庭分工的影响

性别平等关系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促进性别角色观念和性别分工平等提供了有利条件。与教育等影响因素相比,互联网在信息、知识和文化传播及共享方面独具优势,可能在“男外女内”等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向“性别平等”现代性别角色观念转变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观念常常主导行为且考虑互联网的经济效应,互联网的发展也可能促使传统家庭分工模式发生变化。性别角色观念和家庭分工趋于平等不仅有助于缓解女性遭遇的工作-家庭冲突,也将减轻传统性别角色定位给男性带来的压力。本研究利用“宽带中国”政策准实验,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互联网对性别角色观念和家庭分工的影响。一方面,从性别角色观念的转变来看,互联网能够显著促使个体形成现代性别角色观念,使个体在能力、职业权利和家务等维度上的性别角色观念更加平等。对女性和男性分组回归发现两者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均持有更加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并且男性受到的影响更大,意味着未来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深化可能在更大范围上缩小男女性别角色观念差距。进一步分析主要影响机制发现互联网拓展了人们的信息获取渠道,促使人们接触和了解更多有关性别平等的信息,增加了人们对性别平等的关注度,进而影响人们的性别角色观念。另一方面,从家庭分工的变化来看,当前互联网在改变性别角色观念的同时对家庭分工的影响仍然有限。尽管妻子的工作时长相对于丈夫有所增加,但夫妻家务时间配置即家务分工未发生显著改变,“男主外”已松动而“女主内”依旧稳固,这可能加重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上的负担。进一步检验表明家庭分工的转变仍受到传统社会规范和相对资源等因素的影响。与较多受到传统社会规范约束的地区、丈夫相对资源较多的家庭相比,在较少受到传统社会规范约束的地区、妻子相对资源较多的家庭中,妻子的工作时长相对于丈夫显著增加。在互联网的作用下,性别平等观念得以被广泛接受且男女性别角色观念差距减小,然而性别分工平等进展较为缓慢,性别平等实践任重道远。

女性、科技与再生产劳动:访谈Leopoldina Fortunati教授

Leopoldina Fortunati教授在本次访谈中分享了自己关于再生产劳动的独到见解,深入阐释了科技与性别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并对当前中国的一系列发展和现象进行了理论和实践角度的剖析。首先,Fortunati讲述了“爱”的话语、女性主义、家务平分几种话语之间不断演变的动态关系,并提出社会对家务劳动附带的经济价值的认可是解决有关家务劳动和女性之间刻板联系的唯一途径。其次,她从自身最新的研究出发,详细阐述了在再生产领域科技公司利用大语言模型对剩余价值的肆意榨取,以及人工智能如何入侵非物质领域使资本能实现其对劳动力的控制、命令和利润化。同时,她认为一些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重新引入了女性被支配的旧社会形象,因此可能会加强女性被支配和轻视的旧意识形态。本文通过对Leopoldina Fortunati的访谈,阐释了女性、非物质劳动和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之间微妙的关系,并从性别的角度揭示了人工智能可能对整个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1921至1927年上海女工运动探析

1921至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产业女工经历了二月罢工、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她们由自发、盲目的劳动妇女逐渐成长为有组织、有思想觉悟的先进阶级。在一系列的斗争中,她们推动了基层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发展壮大,为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创造了宝贵的斗争经验,为党和上海地区注入了鲜活的革命力量。同时,她们作为妇女运动的主力,显示出工人阶级的坚决性、组织性和英勇性,推动上海妇女找到了解放的根本道路。本文沿用传统的阶级分析法,运用社会性别的研究视野,试图在工运“大历史”中寻找女性的身影,使以革命叙事为主要特征的工运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观感。

女性人力资本水平何以影响生育意愿

当前中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出生率持续下降的挑战,而提升生育意愿成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结合2021年CGSS数据并运用Oprobit模型,考察女性人力资本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发现,女性人力资本水平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和劳动参与是缓解女性人力资本水平对生育意愿抑制作用的重要途径。这可为提升女性生育意愿提供思路,并为适应不同人力资本水平建立生育政策支持体系提供经验支撑和启示。

村庄环卫保洁工作性别化初探

自2018年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来,农民参与和长效管护问题变得愈发重要。在城乡环卫一体化的政策推动下,东部地区农村生活垃圾“户集、村收、乡/镇转运、县/市处理”的模式逐步确定,形成了农村保洁员这一劳动群体。关注农村环卫保洁工作的性别化问题,特别是女性参与村庄日常保洁和垃圾收集工作的实践与挑战,有助于推动实现乡村振兴背景下人居环境常态化管护。以华北平原一个实行“垃圾上门收集模式”的乡镇为例,在环卫设备机械化转型的背景下,分析农村环卫保洁工作性别化的表现与后果,说明老年女性保洁员如何平衡家庭、工作与公共事务参与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维护农村环卫与保洁人员权益、促进妇女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建议。

性别平等视阈下女性养老保险权益的法律保障

性别平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尽管性别平等在多个领域取得实质进展,但在以养老保险体系为代表的社会保障领域,仍存在待遇水平上的实质不平等,这类现象隐藏于《宪法》《社会保障法》“中立”的性别平等表达中。养老保险体系中养老金待遇存在性别差异,是因为养老金待遇水平主要取决于参保人的缴费能力和缴费年限,而女性群体的缴费能力、缴费年限又恰恰受到传统社会性别分工的影响。为缩小两性的养老金待遇差距,保障女性晚年的体面生活,应当跳出性别对立、资源竞争的思维定式,以两性合作的观念保障女性的养老金权益,实现性别层面的养老保险“互助共济”功能。

性别何以液化:数字劳动中性别展演的双重规训与突围可能

既有研究忽视了短视频平台劳动者的主体性差异,尤其是不同性别劳动者与平台技术之间互动的情况。通过对青年男性美妆博主的网络民族志研究发现,在协同过滤机制、视频化生存、数据制压和主体策展的平台法则下,博主们会通过制造奇观并售卖、行动妥协、投流量与养粉丝的劳动方式来不断适应平台。在现实与虚拟的双重性别规范的规训下,博主的展演会经历性别红利、过曝、共谋、校准四个阶段,最终呈现出“性别液化”的现象,并表现出突围性别本质主义的可能性。性别液化是指个体在算法中介下性别展演的动态适应与重塑过程。“液化”体现在三个维度:个体将绝对的二元性别液化为性别阈值、受众作为数据浸润博主的行动逻辑、平台机制加速并扩张性别展演的流动。

区域性别文化影响视角下的性别收入不平等研究——基于2018年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验证

以往研究显示,地区性别文化环境通常影响着个体收入不平等现状。为了探究国内不同区域的性别文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性别间的收入不平等,利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将计划生育转向前的出生性别比作为反映国内不同地区“重男轻女”传统性别观念强度的操作化指标,运用多层混合效应模型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区域性别文化对个体的性别收入不平等有着多重影响,一个区域的父权制性别文化越强,女性的平均收入就越低而男性的平均收入稳定,因此该区域个体的性别间收入差距拉大;此外,区域性别文化还通过影响个体的人力资本特征,如教育获得和劳动参与来对两性间的收入不平等产生间接的显著影响,地区的传统性别文化越强,女性的预期受教育年限下降而男性变化却不大,女性不工作的可能性上升而男性不工作的可能性下降,于是本就存在的性别差异增大。综上,这些研究发现对理解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差距形成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丰富和拓展了对性别收入差距的社会文化解释路径。

受教育程度、议价能力与家务分工——基于双边固定效应模型的经验分析

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家庭分工格局亟待转变。本文基于时间利用的视角,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双边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务分工性别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受教育程度对家务劳动时间存在显著影响,但并不会影响夫妻间的家务分工;(2)自身工作时间对家务劳动时间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配偶工作时间对家务劳动时间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家庭内部存在时间补偿机制;(3)女性收入的提高能够促进家务分工的性别平等,“女高男低”的收入格局更有利于家务的公平分配。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加强教育普及力度、落实男女同工同酬以及提倡居家办公等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口变动趋势研究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重新审视农村劳动力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在2021-2050年间的变化趋势,有利于从宏观上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农村劳动力人口资源,准确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以“七普”和历年人口相关数据为基础,以历年分孩次生育率和联合国总结的发展中国家生育模式经验来设置生育水平参数,以分不同时段的城镇化率变化模型设置农村人口迁出率参数,以分迁移原因的迁移数据模拟农村人口的迁移模式,采用经典的基于队列的人口预测方法,对农村劳动力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规模持续下降,2035年、2050年分别降至2.04亿、1.20亿,仍存在农村劳动力剩余;劳动力年龄结构分布失调,将面临间断性的年龄结构断层;劳动力性别结构严重失衡,到2035年将有1910万被动不婚人群,且随着时间推移不能得到有效缓解;劳动力抚养负担持续增加,但2022-2028年仍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机遇期。由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总体上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与局部上农村劳动力人口年龄断层的矛盾,畅通劳动力人口双向流动的渠道,也要关注农村男性受到婚姻挤压所可能引发的社会难题,以及要把握2022-2028年这个战略机遇期,为解决农村劳动力人口抚养负担过重构建制度基础。

劳动力市场中性别的空间生产与实践——基于B镇零工角劳动力市场的田野调查

劳动力市场结构与生产地理学的分析视角为研究劳动力市场空间的性别分工提供了进路。以劳动力市场性别分工的空间实践为基础,围绕社会关系与空间组织、生产空间结构与地理不平等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性别空间分工、空间化过程,探讨两性如何基于不同策略展开空间组织,形成性别化劳动力市场空间,可以进一步揭示空间组织、空间结构与主体相互作用下空间建构的过程。男性中心的性别意识与父权文化通过空间规训、性别意识形态、公私空间分异区分了两性的空间实践逻辑,经由男性空间宰制与女性空间退出的空间实践确立了男性垄断与女性排斥的空间规则,实现了男性中心与女性边缘的性别空间再生产并不断得到强化。

农业转移人口的初婚概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全国11省份的调查分析

城镇化进程中规模庞大的农业转移人口的晚婚问题引起学界关注。基于推拉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利用2018年“百村调查”数据和全国宏观经济发展数据,通过建立Cox比例风险模型,深入分析城镇化因素在微观、中观及宏观层次对农业转移人口初婚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首次外出务工时间与男女两性的初婚概率均呈正相关关系,首次外出务工距离则与之呈负相关关系;(2)务农显著提升初婚概率,且对女性影响更大,农业年收益仅对男性初婚概率有提升效应;(3)老家房屋价值、在县城是否买房对初婚概率影响显著;(4)村庄离县城越远的男性初婚概率越小,户籍地地理位置、第三产业占比、人均GDP及居住类消费价格指数均对两性初婚概率影响显著,初婚概率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降低。由此,优化个体就业模式、提高家庭及地区城镇化水平、给予低收入群体适当的购房补贴等,有利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初婚概率。

外出务工、性别差异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使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从家庭内部分工视角出发,分析性别差异下劳动力转移的行为经济学含义,进而探讨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外出务工显著增加了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相较于男性外出务工而言,女性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行为具有更明显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化服务能够降低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户耕地撂荒概率,但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采纳意愿较低。进一步地,在引入家庭总收入作为调节变量后,女性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正向影响增强。

教育获得与劳动力市场表现性别差距的关联性

教育获得是降低就业性别歧视的重要途径,其实际影响和作用机制值得探讨。提出女性教育获得与劳动力市场表现性别差距关联性的假设,并采用宏微观统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就业性别歧视使女性的教育获得激励高于男性,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男性的差距逐渐缩小,在城镇甚至超过了男性;教育获得有效改善了女性的就业劣势,提高了女性的工资收入、就业稳定性、就业身份和职业声望,但与男性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不同层次的教育对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不同,受就业学历门槛的影响,接受专科及以上教育的女性劳动者才能获得平均水平之上的就业待遇。对女性教育获得与劳动力市场表现性别差距关联性的研究,有助于改善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进一步促进教育与就业性别平等。

“新”技术的性别历史与公共性:技术的性别建构与性别平等

技术与性别既是文化隐喻,又是基于物质生产和劳动分工的实践。因此,媒介与性别研究越关心技术之日新月异,就越应当将技术发展的历史性和建构性带回新技术“横空出世”的神话。对国内《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和《妇女研究论丛》5种刊物,以及国外的Feminist Media Studies和Gender,Technology&Development两种刊物近五年共188篇涉及技术和性别的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国内相关研究集中于性别气质和亲密关系劳动,国外相关研究集中于数字女性主义运动的自我赋权与风险。立足我国本土现实与既有理论资源,借鉴国外性别与技术研究中对网络性别暴力和性别公正的技术行动两个方面的研究,可以成为我国媒介研究进行性别与技术知识在地化生产的新方向。

电子商务参与对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

基于家庭专业化分工理论和性别比较优势理论,采用10个省份2014—2020年6866个农村家庭的追踪调查数据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电子商务参与对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电子商务参与显著缩小了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电子商务参与通过提高工作弹性,帮助女性平衡家务和有薪劳动,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电子商务参与有利于发挥女性服务技能的比较优势,弱化男性体力技能的比较优势,从而缩小性别收入差距;对于家庭性别观念更传统、低技能和中西部地区的女性而言,电子商务参与的作用更为明显,体现出电子商务参与的普惠性和包容性。

性别何以分工:云南芒团傣族手工造纸技艺的区隔与传承

性别分工并非由个体的生物属性决定,而是生成于具体社会文化情境之中。手工造纸技艺的女性传承将社会性别观念植根于技能经验中,将性别的文化生产与社会的物质生产联系起来,它所创制的性别分工模式是社会共享价值和信仰的外显形态。而有关技艺的知识以身体实践的方式完成技能及社会资本的代代相传,使融入其中的社会观念和文化信仰自然化,从而以不被辨认的模式由个体延续和实践。

中国古代著名纺织人物群体文化特征分析

针对目前中国古代纺织文化研究的缺陷问题,文章运用古文献资料调研与文物考古研究两维印证的方法,从性别视角出发,并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背景,系统地分析中国古代著名纺织人物群体所蕴含的纺织信息,进而阐述该人物群体的文化特征。研究认为:首先,女性纺织人物可分为教育说教型、精神象征型和技艺高超型三种类型,由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决定了女性纺织人物要多于男性。其次,男性纺织人物划分为机械创造型、纹样创新型和技术创新型三种类型,而男性的社会地位则决定了男性纺织人物的创新性与技术性高于女性。最后,中国古代纺织文化历史悠久,长久以来纺织被认为是女性的领域,她们利用空闲时间完成纺织,并支撑着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与繁荣也离不开无数辛勤耕耘在纺织领域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