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下应用区块链的有机农产品供应链决策

应用区块链可提高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的信任,但会增加供应链成本。在此背景下,以单个有机农企和单个零售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为研究对象,考虑政府对有机农企品牌宣传进行补贴,建立三阶段序贯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供应链未应用和应用区块链两种情形下最优决策,研究区块链成本如何在零售商、有机农企之间分担。研究表明:应用区块链可以提高政府补贴效果;单位区块链使用成本和区块链固定成本有阈值,当两项成本均低于阈值时,企业有动力应用区块链;成本分摊-收益共享契约可以找出区块链固定成本最优分担比例,使供应链系统总利润最优值与集中决策时一致,实现供应链协调。研究结论为供应链成员决策提供参考。

考虑混合补贴和消费者敏感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定价决策

在单个供应商和单个电商构成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系统中,引入消费者敏感系数、政府保鲜技术补贴额和电商绿色研发补贴率等参数,运用Stackelberg博弈对比分析了政府保鲜技术补贴、电商绿色研发补贴、混合补贴对供应链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在3种模式下,增加消费者对新鲜度或绿色度的敏感度有利于提高供应链成员利润和社会福利;在适度的消费者绿色度敏感下,政府或电商提供的补贴都有利于提升社会福利,且混合补贴最有利;混合补贴下的供应商投入保鲜努力、产品绿色度、产品需求以及供应商利润最高;在适度的电商绿色研发补贴率下,混合补贴对生鲜电商最有利,若绿色研发补贴率过高,则单一政府补贴更有利。

基于政府补贴的农产品供应链协调与公平研究

本文以单阶段竞争的农产品供应链为研究对象,分别考虑无定额、同质化、差异化政府补贴策略,研究农产品供应链协调效率与政府补贴额度分配的公平性问题。基于二层规划理论,文章构建了上层政府补贴额度分配不公平最小化目标、下层农产品供应链各利益主体利润最大化目标的二层规划模型,并具体分析了消费者新鲜度偏好系数、价格弹性与交叉价格弹性对农产品供应链系统决策与政府补贴额度分配公平性的影响,以期为农产品供应链系统决策及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决策依据。

考虑碳补贴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企业决策行为研究

为减少和控制碳排放,制定一系列规则和政策,碳补贴就是其中一项激励性政策。随着低碳环保理念的广泛传播,政府愈渐关注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碳排放情况。论文以供应商-TPLSP-零售商三级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为研究对象,结合最优化理论和效用理论构建模型,通过运用逆向归纳法求解模型,并分析政府碳补贴、TPLSP碳减排水平等参数对供应链的影响,验证模型的有效性。

零售商合作偏好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政府补贴机制与优化策略

在零售商具有合作偏好行为的背景下,针对自然灾害影响产出的特性,设计基于“优先保证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基础上促进农户增收”的灾害年的不同政府补贴政策,建立了政府、零售商和农户的三阶段Stackelberg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了政府的不同补贴政策以及零售商的合作偏好行为对政府的最优补贴率、零售商的最优收购价格、农户的最优生产投入量和三方利益的影响,并给出了政府的最优补贴政策。研究结果表明:(1)当零售商的合作偏好程度低于某一临界值,且“丰收年”发生的概率适中或偏高时,政府的最优补贴政策是对农户提供补贴;否则,政府的最优补贴政策是对零售商提供补贴;(2)政府的补贴政策可以实现政府、消费者和未受补贴方三方共赢的局面,但获补贴方不一定增收。

考虑品牌推广补贴的农产品供应链收益共享契约

龙头企业单方进行农产品品牌推广的动力不足。据此,考虑政府对龙头企业进行品牌推广提供财政补贴,建立政府和供应链成员的序贯博弈模型,求解出最优补贴比例和推广努力水平。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促成农产品供应链协调的两级农产品供应链收益共享契约。研究表明,政府补贴能够同时改善供应链绩效和社会福利,但是政府提供补贴下单纯的收益共享契约不能促成农产品供应链协调,而基于推广成本分担的收益共享契约能够促成农产品供应链协调。

效益多元、地区差异与愿景诉求:3400个种粮户证据

基于3400个种粮户的调查表明,如果不将家庭用工计入成本,种粮的相对效益并不低。问题在于,分散小规模生产使得经营主体绝对效益低下并制约了种粮主体积极性。不同地区、不同品种的种粮效益存在着明显差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东部地区和粮食主销区、产销平衡区的种粮效益相对较高,具备较好的粮食生产发展条件。影响粮食生产效益的因素主要包括:成本水平和结构,劳动力的素质、年龄,是否雇工,水利、机械化、金融支持等粮食生产条件,获得社会化服务的便捷性,粮食生产与非粮食生产之间、农业生产与非农经济活动之间的比较效益,农业税改和种粮补贴等。提高种粮效益,应合理扩大经营规模,建立多层次的粮食生产补贴体系,加快培养新型粮食生产主体,改善基本生产条件,加强社会服务体系建设。

不完全信息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协调的剩余补贴契约研究

针对生鲜农产品的季节性、易变质特点,在由单个生产商和单个经销商组成的两级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中,研究了供应链协调的剩余补贴契约。首先在需求具有季节性且服从正态分布的情形下,建立了VMI模式下的剩余补贴契约模型,讨论该契约如何实现供应链的协调;然后在考虑生鲜农产品易变质率的情形下,引入双边拍卖机制,研究供应链中买卖双方没有共享全部信息的定价问题。研究表明:生鲜农产品的易变质率会影响双方交易价格的确定,易变质率越高,批发价越低,且批发价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另外,易变质率与经销商提供的单位补贴呈正向关系,易变质率越高,单位补贴也就越高。所以,生鲜农产品的易变质率会影响剩余补贴契约对供应链的协调。

质量兴农下考虑投资补贴的农产品供应链协调

【目的】针对农产品供应链质量管理中的双重边际化、质量投资不足问题,探讨了公司作为供应链主导方、农户决定农产品质量水平情况下,农户、公司构成的二级农产品供应链的质量协调问题。【方法】运用动态博弈理论分析了集中决策下的供应链均衡结果,以及传统批发价契约下的供应链决策,在此基础上应用博弈理论、最优化理论设计了质量投资补贴契约。【结果】批发价契约下供应链的最优质量水平、供应链总利润均低于集中决策下的情形;投资补贴契约下,农产品最优质量水平等于集中决策下的质量水平,最优价格与批发价正相关,最优质量、最优价格、公司利润均大于传统批发价契约下的均衡结果,农户利润则不变。研究也发现,质量需求弹性越大、质量投资系数越小的农产品,采用投资补贴契约后、公司的利润提升越大。【结论】投资补贴契约下的农产品供应链,相比批发价契约能够得到帕累托改进,同时农产品质量投资也将得到更好的激励。

政府补贴策略下农产品绿色供应链管理决策研究

为了探究政府补贴策略下的农产品绿色供应链政企决策,构建了政府补贴策略下的政企博弈模型,分析了模型在纯策略和混合策略下的最优均衡决策结果,确定了政府补贴策略下政企采取的最优决策。结果表明:纯策略下,为实现最优均衡决策,政府补贴力度受传统农产品利润、绿色农产品利润、政府对绿色农产品补贴所获得社会效用等因素影响;混合策略下,政府补贴系数随政府补贴概率和企业提供绿色农产品概率增大而增大,反之亦然。

欧美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的演变与启示

欧美农产品最低价格和目标价格在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进出口政策和政府财政能力等约束之下,长期密切配合,共同促进了欧美农产品产量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保护性收购方式下的最低价格干扰了市场价格的形成,非保护性收购方式下的最低价格对市场价格的形成没有影响,目标价格有效维护了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市场机制。最低价格和目标价格的使用与农产品供求状况没有必然联系,而最低价格的执行方式由农业资源禀赋和农产品供求关系决定。我国农产品的最低收购价抬高了市场价格,但其"拖市"功能有利于稳定农产品生产,而目标价格的反周期功能可稳定农民收入。因此,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我国不能以农产品目标价格取代最低价格,而应分品种施策不同的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

完善我国农业“四补贴”政策的思考

概述我国农业"四补贴"(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政策的实施现状,评价实施效果,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完善我国农业"四补贴"政策的建议。

政府补贴模式对生物农产品供应链决策的影响

文章基于政府不同补贴模式,构建生物农产品供应链模型,并在政府对两种不同补贴模式支出相同的条件下,探讨政府补贴变化对生物农产品供应链决策的影响,同时对两种不同补贴模式作比较分析,结果表明,随着政府补贴增加,两种不同补贴模式下生物农产品的批发价格、技术水平及销售价格均有所上升,且当政府补贴较低时,两种不同补贴模式下其上升速度差异不大,但当政府补贴达到一定的规模后,价格补贴模式下生物农产品的批发价格、销售价格上升更快,而研发补贴模式下生物农产品技术水平则上升更快。最后,从生物农产品供应链成员企业利润变化来看,两种不同补贴模式下其均会有所增加,且当政府补贴达到一定的规模后,价格补贴模式明显高于研发补贴模式。

乡村振兴视角下考虑农产品新鲜度的政府价格补贴策略研究

通过拓展农产品电商渠道加快产销对接、实施农产品政府补贴促进销售是持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基于Stackelberg博弈理论,构建了政府补贴下由农户与电商平台组成的两级农产品供应链决策模型。首先,探讨了无政府补贴时,农户与电商平台在单独决策和集中决策两种模式下双方的决策变量及利润。随后引入五种政府补贴策略,探讨不同政府补贴策略对农产品供应链决策的影响及补贴效果。结果表明:政府单独补贴农户,既能给农产品供应链整体带来利润最大化,又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达到农产品供应链消费扶贫的效果。通过实施政府补贴、拓宽农产品电商销售渠道与提升农产品新鲜度,三管齐下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共同实现乡村振兴。

新时代我国农业补贴制度转型效应下降的归因分析及政策建议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补贴制度经历了三次转型,所带来的农业综合发展水平的效应变化可以大致分为五个阶段:快速上升期(1979~1984)、调整上升期(1985~1995)、第一次快速回落期(1996~2003)、转型上升期(2004~2010)和第二次缓慢回落期(2011~2015)。当前新时代下农业补贴制度转型效应呈现缓慢回落的制度归因在于:农业补贴目标单一,不适应当前农业现代发展要求;补贴对象缺乏精准性和指向性;补贴方式较为粗放,缺乏事后监管;补贴工具较为陈旧,缺乏体系化。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完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制度政策,在这一背景下,“完善农业补贴制度,加快农村农业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将置于“三农”工作首位,并要求“进一步提高农业补贴政策的指向性和精确性”,构建以直接收入补贴、目标价格支持、保险费用补贴、一般政府服务支持四大政策工具为主体的农业补贴政策框架体系,更好地引导农业朝“绿色、生态、高效、现代”方向发展。

不利天气下考虑公司利他偏好的农产品供应链补贴机制

在不利天气影响农产品产量的情况下,考虑财政预算约束和公司利他偏好,构建无政府补贴、产出补贴、收购补贴、一次性补贴公司和一次性补贴农户五种情形下的博弈模型,比较不同政府补贴方式对农产品供应链最优决策的影响,并从改善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三方面分析政府的最优补贴策略.研究表明:每种补贴方式都能提高农产品供应链系统利润、改善社会整体福利,且政府补贴能有效增强利他偏好对农户努力水平的提升作用.进一步,当补贴资金不受财政预算约束时,收购补贴和产出补贴都能发挥资金杠杆作用;且从改善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整体福利角度,收购补贴为最优补贴策略;从补贴资金使用效率角度,产出补贴为最优补贴策略.当补贴资金受财政预算约束时,仅一次性补贴公司能发挥资金杠杆作用,且一次性补贴公司总是优于一次性补贴农户.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农产品供应链的中断与恢复策略研究——以冷鲜肉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给全球供应链系统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对影响国计民生的农产品供应链的冲击尤为显著。本文以冷鲜肉为例,构建了一个由供应商、制造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三级农产品供应链模型,模型综合考虑了疫情所导致的供应商农产品滞销、制造商产能中断以及零售商需求突变三种典型中断场景,同时结合疫情下供应链中断的“长期干扰”“规模不可预测”“多节点同时中断”“在中断存在期间开始恢复”等特点,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研究了部分中断和完全中断两种情境下政府补贴对供应链累计利润的影响及其变化规律。研究发现,不同中断情境下政府补贴策略的选择对供应链系统恢复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大多情境下政府对供应商进行补贴更有利于供应链系统恢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疫情期间的政府补贴策略提供了参考依据。

产出不确定下的农产品供应链参与主体决策行为研究

针对由单一生产商和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组成的两级农产品供应链,将农户和销售商之间的契约形式按照利益攸关度分为强弱两种约束关系,强约束在弱关系约束的基础上引入了缺货惩罚和滞销补偿因子,通过对产出不确定条件下两种供应链模型的比较,证明了从保障供需平衡角度出发强利益约束更有利。然后从生产补贴视角分析了政府分别采取定额补贴和系数补贴法对农户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并得到了最佳补贴系数。结果表明,若政府实际补贴大于或小于最佳补贴系数时,对农户生产决策有放大或收缩效应。

基于公平心理偏好的农产品供应链价格补贴契约

研究了价格补贴契约下,两级农产品供应链的最优激励机制设计问题。该供应链由一个生产商与两个供应商构成,生产商为领导者,供应商具有公平心理偏好,通过抽检来确定农产品质量。在风险中性条件下的研究结果表明,当检验成本系数较小且生产随机性较大时,应选择极端团队业绩评价契约,此时的激励效率与纯自利偏好时相同;其余情况下,除了内疚心理较强时极端相对业绩评价契约可能略占优势外,应选择中间联合契约,且激励效率得到了提高,激励效率收益与检验成本系数成正相关关系,与生产随机性成负相关关系。

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若干问题思考

201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解决农业在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资源环境压力大等问题,必须顺应新形势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调整工作重心,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开创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本文结合本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有关"三农"工作的指示,从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心由"量"向"质"转移、产业链重塑、促进绿色生态农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我国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