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得意忘象”美学思想的内涵、启示与效应

王弼提出了“得意忘象”的命题,为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美学思想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审美范式。从内涵来看,他基于魏晋时期的政治背景与精神语境,将言、象、意三者相互交融、难以分割的文辞关系,向关注内在人格、追求精神独立、解放与超越的美学思想进行转变。从启示来看,“得意忘象”为艺术本体、审美观照以及艺术形式与整体间关系的探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具有三重向度的美学思想为探寻人性的独立与艺术创作的自由奠定依据。从效应来看,王弼的思想依托于魏晋时期的社会风气,蕴含着人格之美与生态之美,体现在对“圣人”人格的塑造以及追求自然之美的艺术创作中。

钱钟书“化境说”的创新意识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强调译者对原作的“忠实”,忽视译者的创新。钱钟书的“化境说”则强调译者的创新意识。在钱钟书先生看来 ,译笔无妨出原著头地。“化境说”的创新意识首先表现在它对翻译的性质与任务的严格限定 ;其次是肯定译者的创造性 ,以“笔补造化”、“得意忘言”来揭示文学翻译的艺术规律。根据钱钟书先生的美学原则 ,造艺中人的能动作用直接影响译作的质量。译者忠实于原作并不是依样画葫芦 ,而是根据他个人的审美原则 ,对原作的内容与形式作出艺术的再创造。

王弼“得意忘象”解《易》方法辨析

对王弼解《易》的传统理解,学者多认为是"扫象"说。结合王弼《周易略例》和《周易注》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种看法明显偏颇。诚然,在解《易》的方法上,王弼主张"得意忘象",但他在解《易》过程中意在强调"象"的工具性和"意"的目的性。王弼此种解《易》路数并未"尽黜象数"。实际上,王弼对汉代以来之象数既有所扫,又有所保留。与其说王弼解《易》是"尽黜象数",不如说是"扫象阐理"。王弼"得意忘象"这一解《易》方法,开启了中国传统哲学对经典的解读思路,不但开义理解《易》之先河,也发宋明义理易学之先声。本文通过分析王弼解《易》的这一方法论内容与特点,进一步揭示其在中国哲学史与易学史上的理论意义。

论王弼"得意忘象"方法论的革新

魏晋时期,言意之论是源于易学革新和玄学本体论的创立首先需要在认识论上有所突破而产生的。王弼综合了儒道二家中有重求义理倾向的传统,并加以深化和革新,从而得出了得意忘象、尽扫象数的方法论。王弼所提出的具有一般方法论意义的命题,实现了对汉代注释经典方法的革新与超越。

汉语典籍英译的言意之辨视角

在对汉语典籍英译时,译者要运用关联思维,秉承与时俱退和互文的理念,遵循"得意—忘言—循意得言—得言忘意"的翻译过程,探求原作的"言外之意",然后发挥译入语的优势,展现原作语言层面之下蕴含的思想。

王弼易学的除旧创新

自王弼义理派易学崛起,汉代那些宏大的周易象数学体系便轰然倒塌。一位仅有二十四岁生命的青年学子,能创造这样一种学术奇迹,乃因其找到了经典诠释的正确方向。王弼所著《周易略例》,可以视为他进入易学殿宇"登堂入室"的简便路径。其中提出了一些《周易》诠释的重要方法,如(一)"得意忘象"论;(二)"卦者,时也"的时运论;(三)"主爻"说等。将郑玄《周易注》与王弼《周易注》相比较,可以印证李鼎祚"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的判断,两家易学有天壤之别。将王弼《周易注》与宋儒义理派胡瑗、程颐、杨万里等易注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到宋代义理派对王弼易学的继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