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旅游合作对策

文章以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为研究对象,运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及SWOT分析法,阐述区域内各城市的旅游资源特征和旅游配套设施及服务现状.研究发现,该区域在旅游合作上存在旅游业协调发展力度不够、效率低、主导地位不明确、管理协调机制有效程度不高等问题.在分析区域内旅游合作开发优势、劣势、机遇与威胁的基础上,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合作开发对策,从而为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及其他地区旅游合作与发展提供参考.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A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特征研究

以晋陕豫黄河金三角为主要研究区域,运用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基尼系数和不平衡指数等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技术对该区域国家A级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晋陕豫黄河金三角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等级规模表现出两端少中间多的分布态势,受经济条件和旅游开发水平的影响,不同等级的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均衡的特征,并由此提出晋陕豫黄河金三角A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的优化建议。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示范区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示范区2014年3月31日是国务院日前批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以探索省际交界地区合作发展新路径,推动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合作发展的新模式。本文探讨了它的意义、问题与解决的对策。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示范区的区域经济发展——从经济联系与中心职能强度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修正引力模型和中心职能强度模型实证分析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合作示范区四市的经济联系强度以及各城市在区域内的引领作用大小,发现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城市综合实力中三门峡市目前的综合实力最高,渭南市紧随其后;从省际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来看,渭南市与三门峡市两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最大,但也难掩省际“边界效应”影响,因为同属山西省的运城和临汾两市的经济联系强度最大;从各城市在区域内的中心职能强度来看,渭南市因其地理区位优势、良好的经济发展均衡度以及人力资源禀赋等有利因素加持,渭南市在区域内的发展潜力最大,中心引领作用将得到进一步显现。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旅游线路组织优化研究

区域的协调发展,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手段。本文通过优化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旅游线路,把四城市相对封闭的旅游短线整合成区域内数条旅游长线,把竞争转化为合作,打造区域无障碍旅游,以期促进区域旅游的快速、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多赢"。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研究

本文选取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三省四市的旅游总收入和GDP作为基础分析数据,研究了"十二五"期间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状况。结果表明,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随着时间的发展在逐渐增大,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在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的不均衡性,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为了促进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应采取适度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旅游业基础较好地区,同时要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加强区域旅游合作。

垣曲盆地曙猿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基于晋豫协同发展视角分析

中国作为历史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新常态下,文化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垣曲盆地作为中国文明发源地,其厚重的历史文化,见证了中国从远古时期迈向现代文明,垣曲文化的相关研究梳理包含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垣曲盆地曙猿化石的发现意义重大,推翻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赋予垣曲盆地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其次,结合历史资料和考古资料,对垣曲盆地文明演化进行深入系统的梳理,以充分挖掘其文化资源,并进一步丰富和推进中国文明史的研究,基于协同发展理论探索垣曲盆地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再次,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使得区域合作交流进入黄金发展期,对于文化产业也是一个大的发展机遇;最后,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通过深入研究垣曲盆地晋商古通道相关问题,对晋商贸易茶路的文物遗存进行调查,赋予古文明新的时代意义。垣曲盆地作为省际交界地区,探索其合作路径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以晋豫两省协同发展为视角进行研究,意欲促进地区之间合作交流,实现文化产业协同发展。

省际边界区县域产业结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以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为例

选取2005,2010和2016年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各县域统计数据,计算产业结构提升系数,揭示县域产业结构时空演变的基本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5—2016年,研究区产业结构水平整体处于提升状态,且阶段性特征显著;产业结构水平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且产业结构高水平的县域呈“C型”包围低水平县域的态势,被包围地区基本处于紧邻省界线的县域和中心地带,深刻反映出省际边界地区的“切变”效应对产业调整的影响;产业结构演变是人口、市场和技术等因素的综合表现,整体而言,人口和市场要素对研究区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力较高,不同自然单元分区的主导因素存在差异,在区域合作的背景下,初步呈现出区域内在动力向外部要素转变的特征。

基于PSR-TOPSIS模型的“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

土地生态安全是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以“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46个县(市、区)为基本单元,基于PSR模型构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TOPSIS评价模型评价研究区2005—2018年土地生态安全状况。结果表明:(1)研究区土地生态安全综合值2005—2010年降低,2010—2015年微小提升,2015—2018年又小幅度下降,总体区域土地生态安全性降低。(2)与2005年相比,2018年研究区23个区县土地生态安全等级降低1级,20个区县土地生态安全等级保持不变,仅3个区县土地生态安全等级提高1级。(3)研究区土地生态安全整体处于不安全的水平。研究结果为社会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与区域土地生态系统保护提供参考依据。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SWOT分析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黄河金三角地区体育非遗)丰富,运用SWOT分析法对该地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进行综合评价,明确发展的优势和劣势,发现机遇和威胁因素。结果显示:区域地理条件优越、文化底蕴深厚、体育与旅游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政策支持、旅游产业备受关注、借助热门旅游城市、多产业融合发展是优势和机遇;区域行政壁垒、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缺少具有竞争力的核心旅游城市、专业人才短板、五大旅游城市群的形成、全国体育旅游热带来的冲击等制约了黄河金三角地区体育非遗的旅游开发,针对以上分析提出了相应对策。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产业合作研究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区域产业合作已经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选择。本文以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为研究对象,结合实地调查,重点挖掘该区域产业合作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分析产业合作的现状及存在的突出严重问题。如区域合作长效机制缺乏,中心城市缺乏以及区域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在此基础上,提出调整区域产业结构、注重生态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等可行性政策建议。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明清以来政区沿革的规律及特征

明清以来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的政区变更主要发生在各政权初期进行全国政区调整之时,中央对地方行政区划的统一部署是主要动因。具体到区域内部,行政中心不断发生变迁;20世纪50年代的省并市县存在着地理区位上自政区边缘沿河谷地带向行政中心聚拢、历史传统上多为隶属、析置和同源三种关系的规律;新置的县级政区可分为核心区切块设置和边缘区分块剥离两种模式;县级政区治所的迁移则以黄河沿岸县治的搬迁和向具有交通优势的区位中心迁移的规律。

基于耦合协调模型的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T-U-E时空演化分析

旅游业(T)-城镇化(U)-生态环境(E)的协调发展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本文以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为研究区域,构建旅游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各系统进行指数测算,并通过构建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模型,对各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进行定量分析,探讨其时空演化.结果表明:2007年~2016年,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旅游业、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评价指数大致呈上升趋势,但各子系统发展态势不尽相同;从时间上看2007年~2009年耦合协调程度低且耦合度和协调度波动较大,2010年~2016年处于协调发展的缓慢上升期,T-U-E系统协调度在不断增强;从空间上看区域协调度整体趋势表现为由严重失调向轻度失调到濒临失调的转变,呈现出“两翼突起,中心平缓,整体持平”的空间格局.

省际边界区城市空间扩展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以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为例

基于多时相TM和ETM卫星遥感影像数据,以典型流域型省际边界区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扩展速度、扩展强度、紧凑度、分形维数、扩展弹性指数来反映城市空间扩展特征,采用灰色关联模型,表征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90-2017年,研究区城市空间扩展速度呈现"逐步下降-快速上升"的特征,有向紧凑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城市空间扩展以内部填充为主,城市扩展的理性程度降低;行政、市场、交通因子与研究区城市空间扩展的关联度整体较高,省际边界区城市空间扩展是在行政强驱动和市场弱驱动下,经济、交通、人口等因素在特定条件下交互作用的结果。

黄河金三角示范区城镇体系规模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00-2019年城区常住人口指标,运用金字塔模型、首位度指数、位序-规模法则、核密度分析和鱼骨驱动模型等方法对黄河金三角城镇体系规模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从城镇数量看,整体呈现出金字塔型,但顶端缺少引领整个区域发展的大城市;示范区城区人口数目整体从金字塔型逐渐转变为橄榄型.(2)从首位度指数看,两城市首位度指数和四城市首位度指数呈直线下降趋势,十一首位度指数呈上升趋势,表明首位城市不突出且地级市辐射效果不尽理想.(3)从位序-规模法则看,空间结构和分布符合分形规律,但城镇间规模均衡度不高、联系不够紧密.(4)从集聚效应看,密集区范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且核心聚集区逐渐呈现以运城市、临汾市、渭南市和三门峡市4个城市为核心的集聚效应.(5)从影响因素看,政府政策、要素流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分工等4个因素的影响作用显著,并对城镇体系规模分别具有基础效应、耦合效应、驱动效应、柔性效应和共生效应的作用.

黄河金三角示范区城镇体系等级结构特征及其网络联系格局

基于城镇规模实力、经济水平、“四化”(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协同、设施保障及环境宜居5个方面构建城镇中心性强度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修正引力模型、地理探测器以及空间分析等方法对黄河金三角示范区城镇体系等级结构、网络联系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城镇体系等级结构整体呈现出顶端核心城市数量最少,中部区域性中心城市、区域性次中心城市以及地方性中心城市数量较多,底部地方性一般城市数量较少的“纺锤形”结构.其中,顶端与中部的城市对区际联动发展分别起着引领和支撑作用.(2)城镇体系等级结构的空间分布主要呈现出以核心城市为中心,以区域性中心城市、区域性次中心城市、地方性中心城市、地方性一般城市为辐射带的放射状结构.其中,各等级城市分别以“人字形”“弧形”“凹陷形”“M形”等模式共同推动着示范区向外扩展.(3)城镇体系网络联系整体呈现出少强多弱的“金字塔”结构,经济实力和交通距离是影响其联系强弱的主要原因.此外,从网络联系密集程度看,以运城市区和三门峡市区为顶点的东南部区域密集程度最大;以临汾市区为顶点的北部区域、韩城市为顶点的中部区域密集程度次之;以渭南市区为顶点的西南部区域及以侯马市为顶点的中部区域密集程度最小.(4)城镇体系网络联系局部呈现东南、西南、中部和北部4个组团,在各组团中核心节点、“中介”节点及网络联系效益具有差异性.(5)从影响因素看,主要解释力因子为行政区等级、经济活力、科研创新能力、产业结构以及交通可达性,分别表现出核心引领、关键支撑、活力驱动以及基础性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