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习惯的具体认定与细化适用——以《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2条为中心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2条就交易习惯的认定及举证责任问题作出规定,既保持了法律适用上的连续性、稳定性,同时又根据实际情况对有关内容作了调整,以更加符合审判实践的需要。就交易习惯的具体适用,需要厘清该条与《民法典》第10条关于法源意义上的习惯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就适用效力而言,既要依据《民法典》的具体规定来确定其是否优先适用的问题,又要按照体系化适用的方法把握好一般规定意义上的交易习惯与特别规定意义上的交易习惯的关系。对于交易习惯的举证责任与法源意义上的习惯有大同但存小异,在适用时也要对其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序良俗进行审查。

“祭奠权”现状分析与规则塑造

祭奠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民众朴素情感的表达,其内涵包括道德、情理、伦理等元素。我国《民法典》尚未明确规定祭奠权,司法实践对于如何处理祭奠纠纷也莫衷一是。为有效保障民众祭奠利益,满足民众的朴素利益诉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民族团结,应使“祭奠权”回归制定法逻辑,实现立法供给,成为一项具体的权利型民事法律规则。

浅谈虐待动物入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近年来,虐待动物案件频发,手段较之以往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对公序良俗的威胁呈扩大趋势。在此背景下,从刑法立法标准出发,论证了虐待动物入刑具有必要性,其包括虐待动物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现行的法律不能够合理且有效地抑制虐待动物行为、虐待动物入刑并不会限制公民自由、对于虐待动物的行为能够进行客观的认定和公平的处理、虐待动物入刑能够实现刑罚的目的五个方面。在此基础之上,从刑法社会学角度、虐待动物入刑与我国刑法体系相融并且符合国际基本立法趋势三个方面论述了虐待动物入刑的可行性。

公序良俗在我国金融领域的司法适用

近年来公序良俗在金融案件中适用增加,问题也随之凸显。包括以金融领域内规范性文件确定违背公序良俗导致不公平、对公序良俗内涵的理解错误、对违背公序良俗的构成要件判断错误。以金融领域内规范性文件确定违背公序良俗虽可能导致不公平,但基于公序良俗原则本身的开放性、作为裁判规则的相对确定性等特点,运用金融领域内规范性文件确定公序良俗有其正当性。公序良俗内涵的理解错误,主要是因为其本身内涵的不确定以及缺乏统一标准所造成。因此,需要先明确对被引用的金融规范性文件的标准,再充分论证金融规章的规定为金融领域的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构成要件判断错误产生主要归因于金融领域内法律、行政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存在滞后性严重、修改周期长等,以及金融领域内法律行为的特殊性,导致裁判者以金融领域内规范性文件作为判断法律行为效力的唯一要件。因此,需要明确法律行为效力的判断因素,同时结合比例原则,类型化适用公序良俗。

违反行政规章的合同效力认定规则研究

违反行政规章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存在诸多争议,该问题的产生既源于上位法与行政规章各自功能的局限性,又属于法治理念转变过程中带来的后果。现有各种理论深陷于私法内部危机与外部危机的两难抉择,均非解决合同效力认定问题之良策。相较于对行政规章介入私法领域采取全肯或全否的态度,解释论作为一种更为缓和、明确的方法论,认为只有当行政规章符合对法律、行政法规的具体条款的解释时,才可以作为合同效力的认定依据。具体的认定规则包括补缺规则、例外规则、限制规则,人民法院在具体运用这些规则时应依照一定的程序,按步骤先后审查规章的适用必要性、合解释性以及其自身的合理性。

民法典视域下夫妻忠诚协议效力探析

忠诚协议为夫妻间自主签订的协议,其具有契约性、人身性和财产性。夫妻之间自主签订的忠诚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争议很大,各地法院判决不一,存在“有效说”“无效说”和“部分有效说”等观点。从尊重当事人意愿的角度,原则上应当承认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并从法律层面去规范其生效要件,即其主体是否具有行为能力、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一致和意思内容是否具体明确。同时,协议内容也不能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奢侈品供应链中的信息共享与协同管理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日渐提高,对奢侈品的需求量也逐渐提升,有效的信息共享和协同管理对于提高奢侈品供应链的效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改善客户满意度和增强奢侈品供应链的整体市场竞争力至关重要。然而,奢侈品供应链信息共享和协同管理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本文通过深入分析奢侈品供应链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可以有效提高奢侈品供应链的效率,从而实现奢侈品供应链的持续发展。

民法典时代破解彩礼纠纷的新思路

彩礼纠纷的解决关涉乡村治理的质效和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拓展。近年来,针对因彩礼引发的纠纷不断增多的现象,中央陆续出台文件,要求破除农村婚姻陋习。当前,全国四级法院对彩礼纠纷作出的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意见,均存在过于原则、规范冲突以及规范欠缺等不足,难以切实有效地发挥司法引领和教育功能,也无法从根本上破除婚姻陋习。将《民法典》中“适用习惯处理纠纷”和“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适用到彩礼纠纷案件中,可以深刻影响此类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结果,对彩礼纠纷的预防和解决起到重要推进作用,进而从根本上破除婚姻陋习,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营销方格视角下直播带货主播与顾客关系研究

传统的线下推销,对推销人员的要求极高,推销人员的风格对推销的成功率有很大的影响,常用营销方格理论来进行研究;直播带货如火如荼,主播风格对顾客购买成交率的影响无疑也是巨大的,那能不能用营销方格理论来研究直播带货这种线上推销现象呢?通过深入到南通某纺织企业实地调研发现:基于线下的面对面推销,和基于线上的非面对面的直播带货比较,营销方格理论基本适用且有一定的差异性。

后法典时代婚俗引致纠纷司法解决路径的审视和优化

民间法和实定法的关系在婚姻家庭棱镜下尤为错综复杂。民间仍有影响广泛的早婚、习俗婚礼、婚约彩礼等婚俗,在与法律规定的最低婚龄、登记程序、自愿合意等产生冲突时,司法层面体现为婚姻效力、事实婚姻认定、同居析产、同居子女抚养、婚约财产返还等纠纷,事实中可能导致有悖“公平正义”原则,违反“男女平等”国策或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后果。民法典收回了地方立法变通权限,维护了家事立法的统一性和法定婚姻形式的权威性,因婚嫁习俗引发的矛盾纠纷需从司法层面得到解决。然而,司法审判长期存在的经验各异、规则不一、方法不明、路径不清等问题导致类案异判现象普遍存在。后法典时代亟待厘清民俗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关系,明确引俗入审的必要可行性,在司法层面审慎“变通”处理婚俗纠纷的指导原则、价值导向和具体规则。

苏州地区发禄袋的造型及审美特征研究

以苏州民俗博物馆收藏的发禄袋实物为研究主体,通过实物分析与民间民俗文化考证相结合的方法,对不同主题发禄袋的造型与审美特征进行研究,发掘吴韵文化背景下民间造物艺术的地方性特征。研究发现:苏州地区的发禄袋应用了传统吉祥图案的造型手法,将各种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通过精湛的刺绣工艺组合成平面及立体样式的装饰工艺品,在民间各类民俗活动中传递着大众“求全求满”的生活理想,体现了苏州民间工艺精巧细致、清雅灵秀的风格特征。这对进一步理解民间手工艺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丰富民间造物艺术理论、推动地域特色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创新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成人、齐家与化俗:家礼教化功能探析

家是儒家开展人伦教化的核心场域,家礼则是维系家庭或家族和谐稳定的伦理观念与仪礼规范的综合体。伴随着家形态的发展演变,家礼也经历从无到有、逐渐完备,并由贵族而普及平民百姓,成为指导人们日常居家生活的各种礼仪规范以及冠、婚、丧、祭四大人生礼仪。家礼具有多层次的教化功能,对于个人成长化育而言,有助于其养成尊重人和守规矩的意识;对于家族共同体而言,家礼结合家族建设举措,能够发挥敬宗收族、凝聚人心的作用;对于改良社会风气而言,家礼对于不良风俗具有校正、提升的作用。借鉴传统家礼的教化功能,反思现代家庭问题,重建适应于现代家庭的新家礼,十分必要和重要。

公序良俗原则在婚外同居赠与合同中的适用

《民法典》在合同效力领域不再单独规定无效事由,违背公序良俗法律行为直接归于无效。通过对351件婚外同居赠与判决研究发现,通常因违背此原则合同被整体判定无效,而类案民事裁判理由书写部分存在界定模糊、说理不足等问题,并将公序良俗原则范化为社会一般道德评价,缺乏分类评价体系。基于此,应当在适用公序良俗原则裁判时把握其本质内涵,遵循消极适用原则,并在适用时针对案件事实性质严格区分,对法律行为合俗性进行单独考察。

《民法典》优良家风条款规范效力实现路径研究

《民法典》优良家风条款的规范功能不应局限于道德劝喻的法律化,应重点关注家风条款入典的法功能预期,体系化构建《民法典》相关条款适用逻辑。当下司法实践存在经验性架构监护人责任与“失管失教”因果关系、形式化认定家庭暴力构成要件等裁判惯性,新增制度规范适用界限模糊、新型家庭纠纷制度供给不足等现实问题。就具体制度适用而言,应类型化探索优良家风条款规范性质转化机制,考察监护职责、扶助、赡养等法定义务履行程度,细化类案裁判路径;转介公序良俗原则,理性判断夫妻忠诚协议、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生育协议等身份关系法律行为之效力;协调冠姓权、生育权、隔代探望权等新型家庭纠纷,树立优良家风法治理念;合理分配家庭暴力证明责任,明晰离婚冷静期等新增制度适用界限,以期实现新时代“优良家风”于法治国家的价值融入与司法适用。

论美国冒犯性商标的注册边界——以“Redskins”商标争议案为视角

确定冒犯性商标的注册边界是世界范围内商标法领域需要面对的普遍性问题。传统上,世界各地基于本土性价值理念确定“公序良俗”的具体内涵,并以其为基准,检视标志是否具有冒犯性和能否予以核准注册。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表达自由权利为核心,美国联邦层面的司法实践突破了传统的冒犯性商标注册边界,也催生了以市场检视为核心的新观念,即放任冒犯性商标注册、依托市场和消费者的选择淘汰不被接受的冒犯性商标。然而,市场检视理论存在明显缺陷,表达自由本身也存在限制。与美国比较,我国的实践模式过多强调对“不良影响”的解释和“公序良俗”内涵的确定。设定传统冒犯性商标的注册边界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有必要重新思考市场对于冒犯性商标的调节功能及其局限性,以及商标注册层面表达自由的本土化空间。

限制契约自由视角下强制性规范与公序良俗条款的适用研究

《民法典》第153条规定了强制性规范与公序良俗条款的适用规则,此为结合限制契约自由的事前模式与事后模式适用之典型,应作体系化解读。协调两种模式在合同效力判定中的适用,合理划定以强制性规范为核心的事前模式适用范围,明晰强制性规范的适用边界。对于未被立法者明示性质的规范,应以任意性规范推定原则的适用为基础,在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前提下,由法院根据公序良俗原则发挥事后模式的补足作用,以期对合同效力作出清晰认定。

聚众淫乱罪的法理嬗变:从道德家长主义到公序良俗

我国聚众淫乱罪采取的刑法干预,系一种道德家长主义模式,它主张通过法律强制,防止行为人对其本人的道德损害。在具体内涵上,道德家长主义可划分为“家长式道德”与“道德家长制”两个层次。从聚众淫乱罪的立法溯源、现行规定及司法案例来看,皆可得见道德家长主义的深刻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来自自由主义的思想冲击和法秩序统一的规范需要,构成了道德家长主义模式的现实困境。在民刑共治时代,由公序良俗原则取代道德家长主义,是保障公民自由、从公私不分走向公私法一体化的应然选择。在具体适用时,刑法应将公序良俗定位为弱调节性出罪原则;在公序良俗原则指导下,聚众淫乱罪的适用应围绕着淫乱活动的公开性、淫乱行为的交易性、淫乱方式的限定性等路径展开。

出口危险货物包装的海关监管创新

出口危险货物包装海关监管有着一整套制度设计与规范流程,但也面临法规体制瓶颈、单证使用欠规范、全过程涉及主体较多、海关监管存在风险等现实困境,有必要在现有法律框架范围内通过多部门综合监管、加大现代科技手段运用、加强监管队伍建设等方式方法,实现出口“危包”海关监管创新。

海关维护国门安全路径研究——以进出口禁限管理为视角

“十四五”规划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深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人民海关为人民的重要体现。全面坚持和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对海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提出新要求,海关维护国门安全面临新挑战。本文以进出口禁限管理为视角,列表梳理海关贸易管制执法维护国门安全的作用,并围绕禁限管理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海关维护国门安全的优化路径。

电子商务中的耐用品定价

考虑专家建议,在开放式电子商务环境下,将顾客对耐用品的价格期望和耐用品的成本考虑到耐用品定价中.针对耐用品生命周期长,产品需求依赖于时间、价格等特点,建立顾客消费的模型.在描述具体算法后,在库存和价格的约束下,以最大化网络运营商的在线收益和在线销售量为目标进行仿真计算.计算结果表明,考虑顾客期望的耐用品定价方案优于只考虑成本的耐用品定价.该定价方法为电子商务中的耐用品定价提出了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案,但算法还需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