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伦理观下算法歧视治理模式的革新

算法技术已借助大数据技术被广泛应用,成为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角色,其也因技术中立性不断遭受现实挑战而呈现出事实上的歧视性。重新审视算法歧视及其治理路径是发挥算法积极作用、避免算法消极影响的重要前提。传统伦理观念影响下的算法歧视治理模式存在价值观念偏航、治理结构失衡及技术治理落后的问题,影响算法歧视治理实效。社会发展促进了伦理观念的革新,积极伦理观的树立可以为算法技术向善的实现提供理论指引。算法治理结构的优化及反歧视技术水平的提高是纠正算法歧视的重要前提,理念、制度及技术三维措施的综合运用方可在算法领域实现科技向善的伦理目标。

资本逻辑批判与生态文明建构的三重内涵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来看,资本逻辑呈现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客体化过程。资本制造了人类对自然的奴役,生态危机是资本逻辑运行的必然结果。解决生态危机需要超越工业文明的发展范式转向生态文明,通过构建以系统性、整体性为视角的生态世界观、以良好生态为发展基础的生态良好观和以多样化、精神化为需求的生态幸福观推动人们重塑生态思维和生态价值,进而探求构建生态文明新形态的发展路径。

大学生美好生活观的价值偏离与复归

美好生活作为一个蕴含多重维度的复杂矛盾统一体,内在要求以唯物辩证法对其进行全面把握。多元思潮和亚文化以形而上学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将美好生活各维度进行肢解与分裂,导致大学生美好生活观出现“盲从化”“物欲化”“虚无化”“私利化”“享乐化”等价值偏离。要实现大学生美好生活观的价值回归,需要超越形而上学的遮蔽,使美好生活各维度摆脱彼此分裂的二元对立,以开放和包容的方式实现内在统一。

由图景到确立:世界历史视域下新时代好青年身份建构

好青年以青年学生为主体,后续成长为青年干部、青年教师等社会群体。作为民族复兴的“担纲者、先锋队、生力军”,好青年群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竞相“出场”。好青年的身份本质上是时代的产物,与时代新人的身份高度匹配。从世界历史角度考察社会主义新人身份,彰显了使命型的青年特质;从国际话语中汲取培育新人的有益养分,有助于青年自觉接受身份使命;铸牢当代青年群体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意识,有助于引导青年人自觉唤醒主体意识、铸牢民族意识、强化身份意识。由世界历史图景到新时代好青年身份确立表明青年学生有着极具可塑性的精神特质,不仅具备良好的成“新”潜质,并且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荀子思想中的友善价值观蕴含初探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是对传统友善价值观的传承与创造性发展。不同于孔孟从人性善进路来探讨传统友善价值观的蕴含,荀子另辟蹊径从人性恶的角度探讨了他对儒家传统友善价值观的理解。他的性恶论思想让我们看到了非友善行为的人性根源所在,即人的“生而好利”;他对“人生不能无群”的强调,深刻揭示了友善型人际关系之所以重要的根本原因;他对“礼者,人道之极也”的探讨,也为我们描绘了友善型人际关系如何得到规范和固化的途径。重温荀子思想的友善价值观蕴含,有效拓宽了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思想视野。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

作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所必须坚持的内容以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大经验之一,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推动政治体系建设与融入国际秩序的支撑,是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发展、维护国际和平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思想与实践层面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胸怀天下,使其产生了“修齐治平”的治理自觉,为其诠释“解放全人类”树立了理论规范,是其放眼全球与融入世界历史、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推动美好生活建设对接美好世界建设的关键。继续坚持胸怀天下,应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传统天下观的结合,坚持党领导下的互利共赢理念,坚持顺应历史潮流与把握世界格局的实践规范。

整体系统观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法治进路:梗阻、法理与向度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加快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背景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将整体系统观作为一种方式变相嵌入到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法治保障命题之中,以塑造整体主义思维范式融贯其中的黄河流域生态法治话语体系与规范秩序。以整体系统观为分析工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法治进路关涉问题导向、理论追溯与逻辑向度三个核心议题。于前者,黄河流域生态法治面临以“形式理性”为表征的黄河保护法律规范纵向体系化任务尚未完成、以“行政命令—控制”为内在逻辑的权威管制型法律实施机制存在漏洞、以“风险预防”为内核的动态回应性流域司法保障体系付之阙如三重梗阻;于中者,因应现代法治是融合时间、理念与规范而生成的特定统一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法治构造的基本法理应沿循纵向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内在专业主义与权力主义的互动、外在公私法的交融而展开;于后者,为达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良法善治”的目标,宜构建“形神兼备”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法律规范体系,塑造“软硬兼施”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执法体系以及建立“防治结合”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司法体系。

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及其当代意义

幸福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现实活动和理想追求。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最高的善,幸福是灵魂的合乎品德的实现活动,思辨活动是人的最大幸福,幸福和快乐紧密相连,幸福的获得需要外在的条件。他的幸福观把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个体幸福与集体幸福统一了起来。他的幸福观有利于激发人们的积极进取精神,激励人们要为真理而奋斗,有利于集体主义原则的落实。

论公益伦理主张的权利——兼论道德权利的含义

道德权利是道德权利主体在社会生活中基于人而应当平等享有的,并应由道德来伸张和保障的地位、自由和要求。公益伦理主张的权利主要指公益伦理的客体——弱势群体基于人而享有的,并应当由道德来伸张和保障的生存权、就业权、受教育权以及社会保障权等基本权利。

王阳明与尼采善恶观之比较

中国传统善恶观之集大成者为阳明,西方善恶学说的顶峰则为尼采。根据阳明的良知宇宙学说,我们可以归纳出两类善恶。而尼采的善恶观则集中体现在其权力意志学说中,由此产生的超人道德乃西方道德观之顶点。将阳明善恶观与尼采超人道德学说进行比较,就能看到中西道德观的同异及良知学说之独特和高明。

武士道善恶观与军国主义战争观

以封建武士的利益和生存条件为基础形成的武士道善恶观 ,明治以后发展成了现代日本人的善恶观 ,将大和民族的利益置于其它民族的利益之上 ,以“日本的利益”得失作为衡量善与恶和自身行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这种利己主义善恶观认同所有形式的对外战争 ,以掠夺为荣 ,将战争暴行看作为了“日本的利益”的正义之举。近现代军国主义战争中的民族疯狂 ,制造惨绝人寰的暴行而无丝毫罪恶感 ,篡改历史、美化侵略的二战史观 ,都源自武士道善恶观。

中国古代养生体育思想简论

中国古代养生体育思想是建立在其关于生命的认识基础上。传统文化从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高度观照人的生命现象,认为人的生命是天地自然运化的产物,人的生命与天地自然运化具有相同的节律,与此相应,传统养生观要求顺应自然大化,遵循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运化节律调养身心;传统哲学认为人的生命是一个形体与精神相结合的整体,因此,在养生观上主张养神与养形相结合,提出了静以养神,动以养形的养生法则。

友善价值观:儒家渊源及其现代转化

儒家友善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的价值根源。在古汉语构词上说,"友善"是"友"与"善"的组合词,词义有相近之处。儒家"友善"的基本义是"友其善","因善相友",类似亚里士多德的"善的友爱",儒家的"友善"实际上是"内善而外友",是内心存善意而外显友好的一种人格状态。作为理想构型的儒家友善观涵括四个方面的思想特征,仁道为其思想底色,恕道为其交往准则,和谐为其价值目标,大同为其理想境界。近代以来,儒家友善观遭遇现代性挑战而陷入生存危机,但随着中国社会逐渐走上正轨,儒家友善观将重新获得生机。

我国体育用品业关键要素研究——基于资源的解释结构模型分析

体育用品业的高效运营应该着眼于关键影响因素。梳理相关研究,从产业运营管理框架和广义资源集视域,拓展了传统战略管理理论的研究疆域,运用德尔菲法分析出体育用品业相关影响因素,对这些因素构建解释结构模型(ISM),识别它们的关联性,进而采用手段-目的链法辨识出体育用品业运营的6个关键影响因素。基于此,探究从关键影响因素入手的相应运营管控对策,以有效提高产业运营绩效,实现产业运营战略目标。

庄子与柏拉图音乐美学观之比较

庄子和柏拉图是中西方美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音乐美学观体现了中西方音乐文化的融会贯通和差异所在。两人分别把"道"和"理念"作为音乐的本质和来源,但是二者产生的途径、存在的形式等都具有差异性。在论述"美"与"善"的关系时,两人都引入了"真"这一范畴,但是"真"的含义却不尽相同。同时,庄子认为善在美中,而柏拉图则认为美在善中。两人都把"自然"作为音乐的标准之一,但是论及音乐的最终标准时,庄子主张最好的音乐是"无乐",而柏拉图则认为音乐应该反映"善"。两人都注重音乐对于人身心的陶冶作用,分别提出了"近道说"和"净化说"。两人的音乐美学观中所体现出来的对自由和善的向往对于当代音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塞涅卡的幸福观及其当代启示

塞涅卡是古罗马帝国时代斯多葛学派晚期的重要代表之一,他终其一生投身于罗马政治,更关心如何成为一个有德性且能够幸福生活的人,在西方政治史和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作为帝国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哲学家,塞涅卡拥有异于常人的丰富而又传奇的个人经历,他以一个政治家的立场和哲学家的视角言说了其对"幸福生活"的理解,认为"幸福生活应该建立在德性之上";着重阐述了"幸福生活"与"健康心灵"、"正面情感"、"道德善好"、"适度财富"等要素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个人自省以及劝导教育的重要性。其对"幸福"的独到理解折射出时代的印记,对改善我国当下社会上存在的金钱观扭曲、权力观错位,以及帮助人们正确理解和树立全面、理性、科学的幸福观,构建新时代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自然:中西方文人的精神家园

在西方，从柏拉图到斯宾诺莎、康德、爱默生，人的“精神家园”越来越气象盛大，成为近现代以来人类崇高思想情感的栖息之地，但西方人的依恋自然，是为着回到自然运行的规律上求和建立一种理想的精神世界。中国文人的自然观却有一种“空山”：意识，词性中的“看透”更能表征中国文人自然观的实质，这在魂晋诗人以及陶渊明、王维、李白的诗境中可以看出。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及其当代启示

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分析,揭示了幸福的意义在于追求,拥有财富不等于幸福的道理,指出培养人的德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内容,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对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儒家经典《大学》的“三维至善”教育观

四书之首《大学》培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君子,要求其在学习之法、处世之道和为人之理三层维度上臻于至善。“三维至善”观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有助于人们获得人性完善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根基,帮助人们在物欲横行的世界中“止于至善”,极具现代教育意义。

中国传统养生的哲学思考

中国传统养生观主要包括"三观",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阴阳平衡的健康观、内外兼修的修养观,具体体现为"三养",即养身、养心与养气的和谐统一。只要具备"三观",坚持"三养",理论联系实践,知行合一,人类健康长寿的美好愿望便自然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