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科背景下基于校院合作的妇产科护理学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研究

目的探讨新医科背景下基于校院合作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妇产科护理学课程中的应用与效果。方法选择我校2019级110名护理本科生为对照组、2020级113名护理本科生为观察组。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观察组采用新医科背景下基于校院合作的妇产科护理学混合式教学模式。课程结束后,比较两组的期末考试成绩、自我导向学习能力、评判性思维能力和教学满意度。结果观察组的期末考试成绩及优良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自我导向评定量表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均高于对照组(P<0.01)。观察组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各项教学满意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新医科背景下基于校院合作的妇产科护理学混合式教学模式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自我导向学习能力和评判性思维能力,进而能提高护理本科生整体教学质量。

孔子“以直报怨”思想研究——兼论孔子是否反对“以德报怨”

据《论语·宪问》,孔子主张“以直报怨”,而对“以德报怨”则并未明确表示赞成或反对。通过考察《论语》中关于“直”、“怨”的各种论述,结合历代学者的相关观点,可以得出:“以直报怨”中的“直”,应该包含诚实、无私、符合通权达变原则的正直、等值、合乎礼的直率等丰富的含义;“以德报怨”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的体现了人们不计前嫌、公而忘私的高尚品德,有的则反映了一些人的虚伪和充满私心的算计,因此,对于“以德报怨”,我们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以直报怨”既包含“以德报怨”中值得肯定或提倡的内容,又包含“以德报怨”中所没有的对怨恨对象采取相应报复措施的内容,因此是一种更为全面、合理的报怨方式。

善恶人类学:“暗黑人类学”与“关于善的人类学”何以共存

善与恶“势不两立”,“暗黑人类学”与“关于善的人类学”是否也是如此呢?人类学家雪莉·奥尔特纳(Sherry Ortner)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发展,并提出“暗黑理论”,关注人类苦难的经验。而在另外一派理论脉络中,人类学家则再次讨论“良善”的问题,以“新道德人类学”为主力。表面上,两者好像是一种对立关系,并呈现出从“暗黑”向“良善”的单向转变,但对“暗黑人类学”与“关于善的人类学”的梳理讨论揭示出两者之间并非二元对立,而是构成一种多重且互相包含的关系,即“善恶人类学”。如果人类学家没能察觉到这种关系,有可能将研究对象“本质化”为“苦难”或“良善”的道德主体,只聚焦于主体在道德两难中的抉择,而忽视他们也在善与恶拉扯之间有意或无意的行动。

鲁迅之善恶判断与尼采的伦理观念

清末民初,鲁迅因心态上的“绝望”,对旧有伦理准则产生怀疑,传统的善变成了恶,而习俗的恶则变成了善。这一善恶的价值重置,源自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对传统伦理观念的颠覆。鲁迅揭示了“看客”“奴才式的破坏者”“合群的自大者”这些类型的“平庸之恶”,对“国民性”的“弱点”起到刮骨疗毒功效。鲁迅进而揭示了令人更为惊惧恐怖的传统习俗之“恶”,它不但形成外在伦理法规,还潜移默化为“集体无意识”,渗入国民的精神内里,即构成“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它杀人不见血迹,夺魂不见影踪,如同“铁屋”般笼罩着你。鲁迅这一反陈规旧习的善恶判断,深隐着尼采反世俗的愤激与颠覆性的伦理叛逆。

方以智说“邹均”解读

选方以智评说孟子人性论的五则论述,以解读的方式揭示他对孟子人性论的独特认识:(1)将“性善恶混”与“性三品”归为同一类型;(2)孟子谈“心”“性”“天”的统一性,不是从知识理性立论,而是从道德理性立论;(3)以“不落有无”解释孟子的“养气”与“践形”两者统一说,彰显出其解释的浓厚思辨哲学色彩;(4)将人的自发的学习能力定义为人的“习性”亦即“独性”,并将“独性”归根于“公性”。“公性”在宇宙形成之前即存在(逻辑在先),则“独性”归根于“公性”即意味着人天生具有自发的学习能力。方以智以人有自发的学习能力来规定人所固有的特性,与孟子侧重从道德意识和道德能力来规定人所固有的特性,存在明显的差别。

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思想重释

历来对于王阳明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中的“无善无恶”,学界多以至善无恶与无执著性解之。两种解释路向固然在阳明学中渊源有自,但也蕴含张力,不好统一。良知心体作为善的根据和来源,被强化为至善无恶之善,这与先前儒家所论尚无实质区别。但考诸阳明的说法,他以“无善无恶”说心之体,还表达了两层“无”的意义:其一是未发之中义,指良知心体未显发时不显露自身之为善的内容和标准;其二是自然知觉义,指良知心体遇事是非善恶自然知之、自然觉之的发用特性。阳明以“明莹无滞”,也即无执著性统称这两层含义,是其在佛道之学的影响下创造性诠释的结果。从今天的角度,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良知心体未发之中、自然知觉二义,分别指的是隐默之知与当下呈现。

宋明理学的性说

北宋王安石承继唐代韩愈彰显孟子、肯定孟子的性善说,与程颢、程颐开创的道学派学者具有共同的性论基础。与王安石、程颢强调伦理意义上的善恶只是已发阶段的概念不同,南宋朱熹依据张载的心统性情与程颐的性即理,建立性情二层构架。同时,《大学》“身有所忿懥”的身、心理解反映了道学家不同的思想特色。有关性本善与无善无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论,反映了理学家不同的思想重点。尤其是尊德性与道问学对立的思想史叙事不断地再生产,直至今天仍保持着生命力。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可为代表,这样的叙事非常稳妥,但也因此需要保持警惕。一方面这样的叙事容易忽略不同学者思想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即使强调“朱陆和会”的学者也不可避免地局限在朱陆对立的理论前提。

朱子人性“恶”的思想逻辑与管理警示

耙梳《朱子语录》《四书集注》等传统古籍文本,不难发觉有必要厘清朱子人性“恶”思想的理论源流及其内在逻辑。对于由何而产生人性之“恶”,在朱子看来,一念之差时,人心极易朝着人欲放纵,而产生“恶”,此为“恶”之发动机制;而且,禀气使至善的天理落实到人身上时,为人欲所蒙蔽,不能充分地展现而产生“恶”,此为“恶”之影响因素,但禀气不必然导致恶的产生;另外,“欲”是“恶”牵引机制,但“欲”也并不绝对导致“恶”,“欲”不等于“人欲”,“人欲”是做坏的“欲”,这“人欲”便是“恶”。深入分析可知,朱子哲学的人性论对人性“恶”的形成机制有过细致剖析,结合现代管理学来看,它有助于从源头上对治理管理活动中的一些难题,进而促成管理效果的提升。

再论“管理学人性假设的新思考”——兼论“人性善”和“人性恶”

“人”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和精髓,从伏羲《易》是“己”以及“天人合一”,皆可窥见“人”的分量。尽管传统文化在字面上未提“人性假设”,但“人”贯穿于儒、释、道、易。人性假设是管理学的基础,梳理管理学文献,得出大凡涉及研究传统文化的“人性假设”时,将人性假设研究归于且止于“人性善”和“人性恶”之辩。从本体上讲,若将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性假设研究仅止步于此,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人”的误读和错读。本文借由王阳明之见来破解“人性善”和“人性恶”之辩之惑。发掘出儒、释、道、易中的“人性假设”之宏阔,并进一步指出传统文化人性假设与当代管理学人性假设的区别。

周敦颐的善恶观

周敦颐的思想以《周易》为根基,兼容道家和佛家。他的善恶观以诚为本、以善为根、以“中”为目标并以成圣为旨归,倡导“主静”和“立人极”的思想道德学说,并涉及生成论、本体论、动静观与工夫论4个方面,具有自我超越意识。就存在状态而言,无论是由五性感动而分之“善”“恶”,还是诚幾之“善”“恶”,皆遵循“无极而太极”的宇宙存在模式,并且隐含佛家的“不二”思想和“不住于相”的思想,以及《周易》的“尚中”思想和“迁善改过”思想。

当代中国社会精神征象的建构与反思——评艾伟长篇小说《镜中》

艾伟的长篇小说《镜中》采用对称美学,将现实与历史、爱情与欲望、沉沦与救赎、入世与出尘、感恩与仇恨等建构成人性的两极,在阔大的叙事时空中探索人性的隐喻,以爱情为主线形成多元复杂的叙事主题、善恶融为一体的人性立体结构以及从沉沦到自赎的模式。作者在小说中虽设置杭州为叙事场景,却借助镜像叙事来建构隐喻性的精神世界,使得小说对现实生活的镜像式观照功能得以充分展开。小说叙事的宽广性以及主题的多义性、隐喻性,是《镜中》的突出特征,也是艾伟长篇小说创作的最新成果。

孟子性善论域内人性论争的再思考——兼论人性善恶与儒家德治及法家法治的关联

人性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中的核心议题。哲学史上的人性论主要归结为五种:性无善恶、性善、性恶、性善恶混、性三品,但各自均存在一些问题或困境。其中,孟子的性善论是一种更全面、更深入的人性观,它内含着性本善与性向善两个面向。孟子的性善论不仅能回应性善论自身面临的困境及问题,还兼顾、会通了其他人性论并弥补其不足,且为人的生存提供精神支撑与价值指引。儒家德治与法家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其治理依据与结果完全不同。前者以人性善为依据,主张明德慎罚,表现出对人的地位和价值的尊重;后者以人性恶为依据,主张严刑峻法。

荀子思想中的友善价值观蕴含初探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是对传统友善价值观的传承与创造性发展。不同于孔孟从人性善进路来探讨传统友善价值观的蕴含,荀子另辟蹊径从人性恶的角度探讨了他对儒家传统友善价值观的理解。他的性恶论思想让我们看到了非友善行为的人性根源所在,即人的“生而好利”;他对“人生不能无群”的强调,深刻揭示了友善型人际关系之所以重要的根本原因;他对“礼者,人道之极也”的探讨,也为我们描绘了友善型人际关系如何得到规范和固化的途径。重温荀子思想的友善价值观蕴含,有效拓宽了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思想视野。

思政教育视角下高校大学生网络信息安全教育实效性研究

基于思政教育视角探讨高校大学生网络信息安全教育的实效性。结果显示,高校大学生网络信息安全教育均值高于理论中值,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主要体现在辨别善恶能力、价值判断能力、网络安全意识、网络法制意识、网上交友现象和网络游戏情况上,但在网上交友现象方面的教育还有待提升。高校大学生网络信息安全教育及其网络法制意识、价值判断能力及网络游戏情况维度在学生专业上存在显著性差异,高校大学生网络信息安全教育的辨别善恶能力、网上交友现象、网络法制意识、价值判断能力及网络游戏情况维度在学生年级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为此,高校应加强网络信息安全教育在思政教育中的地位,提高大学生的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加大对网络信息安全教育的投入力度,积极营造绿色网络环境。

陈龙正《阳明要书》的核心要旨及其思想史意义

为应对晚明的政治危机与王门后学重本体、轻工夫所造成的空疏玄荡的学风,东林学者陈龙正编纂《阳明要书》对王阳明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与评点。概括起来,该书的义理要点有三:一是朱熹理学未尝不有心理合一的维度,但心不等同于理;二是阳明“无善无恶”的本旨是“善本无善”,后人执着于“无”反而造成种种流弊;三是“致良知”的经世维度,良知必落实于现实经世,“致良知”是“万物一体”之政治理想的根本前提。从《阳明要书》的批注来看,调和朱王是陈龙正的学术倾向,但无论是宗朱抑或崇王,陈龙正的最终目的都在于经世致用。由此我们可以反观明清之际的学术走向,为东林学派的学术定位提供一种参考。

贵池傩戏与上元节关系探究

贵池傩戏有着祭祀祈福与娱人娱神的特点,是以戏曲、歌舞的方式进行驱邪纳吉的傩戏仪式。上元节有着散乐百戏之俗,一直有着驱除鬼神、祈求平安的祭祀传统。正是正月十五上元节与贵池傩戏都有着鲜明的祭祀性与娱乐性,使得贵池傩戏中最重要的朝庙仪式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上元夜的歌舞百戏之中,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人性”新探

人性问题的提出乃源自人“形而上”的思维倾向，人性是什么？人性如何？古今中外人们对此作了不同的定义和界说：中西人性论有着各自的路径、内容以及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中国当前则有“社会属性说”、“两性说”、“共同本性说”三种主要的人性论。总结中西人性探究的理论得失．可知合理之人性探究应遵循的若干基本规则或前提。而人性的新的理论界说可以为：追求生存优越。

善乎?恶乎?——论孔子人性论所蕴涵的两极趋向

孔子以“仁”与“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使其人性论蕴涵着“性善”与“性恶”的两极趋向,孟子与荀子分别将其拓展为性善论与性恶论,体现了人性论在儒学中的重要地位及原始儒学演进的内在逻辑线索。

信息生态的哲学维度

"信息生态"是用生态学的视野考察人所生活的信息环境而形成的概念,也被用来表达生态观念与日益变得重要和复杂的信息环境之间的关联。它不仅是个社会问题,也是个哲学问题。从哲学上分析信息生态,需要从如下三个方面加以展开和深化:一是自然生态和信息生态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其联系使得我们可以从自然生态的某些特征来关照信息生态,而且避免两种生态的失衡和恶化构成其共同的价值目标;其区别则使我们可以认清信息生态的某些特殊性,如信息生态作为一种客观精神与自然生态的不同属性,由此把握信息生态的本体论特征。二是信息世界的外化和内化的关系,从中揭示出人的内部主观信息世界和外部环境客观信息世界之间的相互映射和相互建构,因此,信息生态无非是无数人的"内心世界"外在化后所形成的"信息联合体",是信息处于客观流动的虚拟空间。三是对信息生态进行善恶的价值分析,从而重视信息活动的生态效应,不断改善信息环境,建构良好的信息生态,提升现代社会的文明水平。

技术善恶的元伦理探究

善恶是元伦理的核心概念,也是技术伦理得以展开的基础,是技术评价与选择的标准。善恶作为技术实践的逻辑起点,不仅是某种至上的前提,还可以借助这个问题的普遍原则使所要研究的许多问题得以澄清。对技术的善恶在元伦理层面进行探讨有助于消解技术评价与选择中的矛盾,从道德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出发,既坚持道德评价终极原则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又兼顾不同语境中道德规则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为价值判断在实践中的应用提供理论支撑,同时也为人们的技术实践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