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快速推进背景下新乡村的空间分化及其治理转向

进入新时代以来,城市化的持续扩张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积极推进极大地促进了乡村传统物理空间的迭代更新、传统社会空间的现代性转变以及新型数字空间的全面建设。在城镇化发展较为突出的新乡村,乡村社会从静态稳定的空间状态向流动易变的多维空间复合体迅速转型。基于此事实,为了回应时代发展要求,科学建构与乡村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空间治理范式,有必要深入分析城镇化快速推进地区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空间机制和空间变化过程,充分揭示其衍生的多维空间张力,从而为新乡村社会空间治理实践提供理论基础。新乡村社会空间治理须注重乡村社会的多维空间特性及其治理的空间内涵,将乡村空间视为重要的实践对象和治理资源,重视空间正义,尊重村民主体性,科学整合多重空间资源,进而推动乡村社会从静态的“空间中治理”到动态的“空间治理”的治理转向。

纵横协同: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双重路径

新乡贤文化是由传统乡贤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来的新型文化形态,以其独特作用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政府和社会是新乡贤文化建设的两种力量,并以此形成了政府主导式建设路径和社会主动式建设路径。政府主导式建设路径以做好顶层设计、整合各种资源、注重授权赋能为主要抓手,通过行政纵向推动力量引领新乡贤文化建设;社会主动式建设路径则以乡村内生力量、特色化的优势资源和参与式行动为依托,通过内生横向协商方式践行新乡贤文化建设。双重建设路径虽共存于乡村场域,但二者属性不同,需通过纵横协同形成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强大合力,使新乡贤文化建设更具持续性和实效性。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双重路径的纵横协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双重建设路径应顺应时代新要求,遵循互嵌互融逻辑,在互动-嵌入-融合中实现纵横协同,共同服务于新乡贤文化建设。

政策激活自治: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实践路径——以人居环境整治为例

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一些村庄在政策的牵引下,动员村庄精英和普通村民积极参与公共品供给的民主实践,从而激活了村庄潜在的治理能力,实现了公共品的有效供给。这种现象可称之为“政策激活自治”。公共品供给政策的灵活性、以村干部为核心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以小组为单位的内生性治理能力构成了政策激活自治的政策、组织和社会基础。基于公共品分类的视角可发现,政策的牵引效应主要作用于与农民关系紧密、投入较少的建设项目上,而对与农民关系松散、投入较多的公共项目作用有限。政策激活自治的存在,启发我们在公共品供给中掌握政策统一性和灵活性的平衡,区分不同项目与农民的利益链接,通过适当的政策激发村民参与的积极性。

重访传统:从“相忘”认识近世中国的小政府特色

近代中国在西潮冲击下发生巨变,形成一些固化的认知,导致传统常被“讲错”。传统被误读的一个基本因素是汉代确立的经典多是为“封建”时代所设计和书写的,却承担着指引郡县时代政治和民生的重大责任。充分认识封建与郡县理念的持续紧张,才能理解大一统的中国。包括专制与自治是否并存、小政府或大政府的政治模式,以及乡土社会是流动的还是呆滞的等关键问题,都需要重新认识。通过重访并据史迹重建传统的一些基本面相,可以清晰地看到,基于朝廷与民“相忘”的放任理念,在古代形成了一种上有专制、下有自治的小政府模式。而其前提,正是民间自身保持活络的流动性。

中国式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机制——基于人口现代化的视角

中国社会转型期,应对复合型社会风险的关键在于建构乡村治理共同体。转变传统治理理念,创新基层治理机制对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尤为重要。根据乡村社会风险的治理需求及共同体的理论内涵,按照“结构-关系-效能”的建构机制,构建中国式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是通过整合治理资源,激发参与热情,凝聚思想共识,引导风险认知而形成的有机系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情境下,从人口现代化视角出发,基于2018年在湖北省20个村和社区开展的“性别失衡社会风险及治理”微观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治理能力、公众参与、信任和风险感知是基层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建构中的关键要素,对治理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公众参与、信任和风险感知在机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提供了一种现代化国家治理复杂性背景下的简约治理逻辑,对于提升风险治理的公共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五社联动”:乡村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建设路径研究

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的智力支撑,该文通过实证调研发现,目前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以下困境,一是乡村文化建设主体流失严重,乡村文化人才体系亟待构建;二是智慧文旅平台投入使用不足;三是社会参与力量尚未形成合力;四是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不充分。该文基于“五社联动”的行动框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助力乡村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乡村数字治理的内在逻辑、潜在风险及消解策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与数字乡村战略等宏观顶层设计的相继提出,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一种必然趋向。在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过程中,主要以数字技术整合治理资源、促进信息流通与激活乡村公共信任的价值逻辑和多元主体之间不断交织与调适后共同选择的制度逻辑与为乡村治理赋权增能的技术逻辑为主要表现内容,共同构成了乡村数字治理的内在逻辑。当前,现代化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长期形成的传统治理模式并不会自然达成耦合协调,出现数字技术侵蚀乡土性、消解自治性与催生伦理风险等问题。未来,乡村数字治理需要通过促进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有效融合、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责任与村级组织力量、塑造“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乡村伦理规范等策略加以消解,从而保护乡村性价值。

双逻辑下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基于35位乡村干部访谈文本的扎根理论研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有机融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以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例,基于北京、浙江、山东、青海、贵州5个省份的27个乡镇和35位乡村干部的访谈文本和文件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探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研究发现,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受到政府和社会双重逻辑的影响。产品提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基层治理这4个要素是影响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在提炼范畴的基础上,归纳出基础、推动、提升和保障四大对应机制,阐述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具体运行机理。在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合力作用下通过扩大优质产品供给、刺激生态产品消费需求、完善基础调查监测体系、培育市场交易机制、提高支撑能力、发挥社会组织带动作用等措施促进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进而助力共同富裕,实现生态共富。

县域治理中的“关系”逻辑——基于J县迎接“后评估”考核中“关系”运用的观察

关系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与实践方式,在国家治理与日常生活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县域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接点”,连接城乡两端,因而“关系”运作在这一场域中更为突出和典型。在此背景下,本文以J县在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考核中“督察—迎检”的互动过程为案例,深入分析县域治理主体试图通过“关系”运作以增强治理乡土社会的弹性空间的实践行为。研究发现,县域治理中的“关系”运作呈现为党政关系、县乡关系、条块关系和人际关系四个方面的实践样态,这些关系样态总体上呈现为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交织的运作特征,进一步又可细究为公共关系与私人关系的混合、庇护关系与依附关系的共存、情感性关系与工具性关系的平衡的特征。体制因素、文化因素、制度因素和利益因素使这些“关系”能够不断被再生产出来,并通过运作和转化形塑着治理主体的行为。

乡村治理语境下农民精神风貌变迁及其提升对策探析——以聊城市为例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保障。农民作为乡村的主体,展现出来的精神风貌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地的乡村治理水平,因此有必要对农民精神面貌现状进行研究,并对消极精神面貌及原因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该研究以黄河流域鲁西段乡村作为调研对象,从农民自我身份认同、乡村伦理关系、乡村礼俗秩序、农民文化和情感需求等维度进行田野调查,分析当地农民精神风貌的变迁与表现。研究发现,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精神风貌存在与乡村社会现代化变迁不匹配的消极表现,剖析其成因,从推进乡村“三产融合”、创新治理模式、发挥文化教化功能、满足农民精神需求4个方面提出了对应的解决路径,为未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启发和借鉴,为乡全面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提供精神支撑。

“乡土”与“契约”: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乡村社会治理新格局

乡村是国家之根基,乡村兴则国家兴。象征传统治理的“乡土”与现代治理的“契约”的强弱对比反映着乡村社会治理格局的变革,乡土性塑造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强乡土弱契约”治理格局,差序格局和社会继替构成了传统治理格局的运行机理。社会改革重塑乡村社会面貌,法治秩序的建立与人情秩序的瓦解促使社会治理转向“弱乡土强契约”格局。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重塑和回归乡村社会的乡土本色,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礼法共治的“强乡土强契约”新格局,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对于充分发挥乡村社会现代化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基础性力量和磅礴创新性伟力具有重要意义。

脉脉温情难复归?半熟人社会与乡村共同体的嬗变

中国传统村庄可以被视为多重功能复合的共同体,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显著嬗变。其中聚居共同体由于人口流动受到影响,经济共同体遭到传统经济结构解体威胁,政治共同体随着村庄权力格局变化而变化,文化共同体则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找寻着新的定位。以上变化并非预示着乡村共同体也会遵从“现代化—传统消弭”逻辑而走向消亡,半熟人社会公私边界日渐分明、工具理性倾向明显、社会资本总量减少等诸多特点有助于解释乡村共同体的嬗变机制。国家力量下沉、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为乡村共同体重建和复兴提供了乐观前景,乡村共同体依旧有其延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新时代皖南民俗体育文化助力乡村善治的内在机理、现实困境与纾解路径

以乡村善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文献资料、调查访谈等研究方法,立足新时代背景,对皖南民俗体育文化助力乡村善治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皖南民俗体育文化的草根性、宗族性和集体性,为其助力乡村善治提供精神动力、族群认同和情感支持。但当今皖南民俗在助力乡村善治中,面临生存环境变迁引发民俗体育文化价值体系崩塌,西方文化冲击致使民俗体育文化主体地位失落,创造性转化不足削弱民俗体育文化参与善治效能等现实困境。为充分彰显皖南民俗体育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独特作用与价值,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要激发民俗体育文化主体能动自觉,重构皖南民俗体育文化价值体系;挖掘内涵打造民俗体育文化精品,提升皖南民俗体育文化浸润力;加强民俗体育文化“双创”引领,焕发皖南民俗体育文化善治效能。

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实践探索与路径选择

现代乡村治理是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重要举措,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支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与传统乡村治理相比,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有独特的产权基础、组织基础和制度基础,具有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产权与治权高度统一、农村基层赋权扩能、依靠法治定纷止争等典型特征。近些年来,一些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在坚持党组织领导核心的前提下,推动乡村治理的末梢延伸下沉,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式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做到治理目标精准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多样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权利保障法治化。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工作,必须从组织建设、优化治理、公共事务准入、建立激励机制、强化公共服务等方面多点发力,探索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实现路径,形成更有效的乡村治理新秩序。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与社会管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部门视角下的研究

在三部门的整体架构下分析政府、市场和社会对农民工社会融合影响的实证研究还很少。本文利用2009年X市农民工和市民的调查数据对三部门与农民工社会融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包括文化融合、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等三个维度。论文发现政府、市场和社会对农民工社会融合三个维度的影响存在差异。政府和市场均对文化融合没有影响,仅社会对文化融合有显著影响。农民工与当地市民的社会互动和在迁入地的居住时间有利于他们习得城市社会文化。政府、市场和社会对农民工的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均有显著影响,政府还通过市场和社会对社会融合有间接影响。论文的重要发现是社会互动和社会参与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论文结论对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启示。

空心村问题研究进展与成果综述

作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空心村研究近年来开始活跃,产生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依据已有的空心村研究,文章采用文献法从空心村界定、空心村的形成机制、空心村形成的影响因素、空心村造成的负面影响、空心村的调控对策等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回顾和整理,并对当前空心村研究的拓展提出新的看法。文章认为:空心村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变迁的阶段性外在表现,"空心"并不一定是一种空间形态,而是土地、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各要素偏离和谐"运行轨道"的结果,是农村多要素"空心"的综合,是农村社会"生态失衡"的体现,是未来新型农村的孕育者。空心村的界定具有客观性、相对性和关联性特征。为了治理空心村,我们需要将目光从"土地"转移到"农民"身上,以人为本,将"增加农民福利作为空心村治理的最终目标",实现农村的顺利转型;而不是以治理空心村之名攫取农村土地用于城市建设,更不是将农民赶上楼。研究表明,现有研究从内容和方法上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化:空心村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采用多学科视角从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等各方面进行多维度分析显得尤为重要;基于社区的微观层面研究能够更加深入细致地反映出空心村的形成机制、变迁逻辑、社会影响、治理方式等,可以作为空心村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手段;农民对空心村的治理意愿、自主实践等是空心村研究中最具生命力的呐喊,在空心村研究中需要引入农民视角;制定空心村的量化指标体系是深入研究空心村的基础,能够保障国家政策有明确的施用对象,在制定空心村指标体系时,可以借鉴贫困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等较为成熟的指数编制方法。

中国乡村治理的理论阐释与现实建构

新时代,中国社会已经进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节点时期,中国基层自治制度安排和行动逻辑的外部性、现实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使得合作治理理论渐进成熟。鉴于此,在系统梳理几种主流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对合作治理理论提出的背景进行了分析,同时也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乡村治理转型与重建的基础。最后,提出从乡村社会治理复杂性、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乡村振兴战略导向性三个方面来重构合作治理理论适用于中国乡村的可能性。

集体产权与封闭乡村社会结构:社会流动背景下的农村社区治理——基于温州的调查分析

在当代农村社区治理中,以村庄集体产权为基础所形成的一系列基层社会制度,构筑了封闭的乡村社会结构,广大农民被内在地束缚在乡村大地上难以自由流出,离土无法真正离乡。同时,基于制度的限制,外来人员也无法真正流入并融入乡村社会。在现代化发展中,乡村社会基础不断发生质性变革,但是嵌入乡村社会的各种制度却成为乡村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阻滞。由此,乡村社会的内在封闭、排外与现代社会的外在开放、流动形成矛盾与冲突,造成了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的诸多困境。走出社区治理的困境,实现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发展,需要从集体产权制度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基层社会制度入手进行改革,破除封闭、排外的乡村社会结构。

数字化与乡村治理结构变迁

工业化、城市化推动了人口大规模流动与乡村人口“人地分离”,改变了乡村人口的关系模式与生计模式。村籍人口“失连”导致治理结构尾部断链,产生了乡村治理有效的困境。数字化不仅促进经济发展、产业变革,也提供了回应乡村治理难题新实践的机会,为乡村治理结构接续尾部断链、实现乡村治理相关主体“共同在场”创造了多重可行路径。数字化通过维系乡村人口之间的信息、情感、行动交互,维护了乡村的熟人社会。只是,数字化的乡村治理结构已经不同以往,既不是国家直理结构的简单延续,也不是传统双轨治理或混合结构的复生,无论从乡村治理权力结构还是参与结构看,数字化实践都带来了乡村治理结构的数治。

村民自治与乡村社会的基层权力结构——以湖北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为例

当前农村村民自治中，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基本上还是以乡镇政府为主的国家主导型结构，但民间社会权力正在复兴，反映在村干部选举层面和村政管理中的表现有：一是聚居村落中家族宗族的影响和民间精英的影响与日俱增；二是乡村政治中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越来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