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定原则之内涵与进路

税收法定原则与现代国家相伴而生,是民主法治理念在税收领域的体现。近年来,我国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这就需要以理顺该原则发展脉络为前提,进而明确其本质内涵在于对征税权在规范的基础上达到有效控制。现阶段,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存在着现实问题,横向授权立法上表现为比例失衡、内容宽泛、转授权情况普遍;纵向分权立法上表现为地方机关立法权限狭窄、无实质立法权、行政机关主导税收立法。因此,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的落实应当在梳理理论发展、明晰本质内涵、剖析现存问题的前提下,完善税收法律体系,实现对授权立法的有效规范,合理扩大地方立法权限。

地方税权建设的借鉴与思考

完善我国地方税权既是发挥地方政府公共财政职能的内在要求 ,配合税费改革的需要 ;也是各地保持税源优势 ,防止税收流失的需要。可借鉴国际上实行分税制国家税权划分的经验 ,建立和完善我国地方税权 :通过法律制度规定地方税权 ;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 ;等等。

论中央与地方税权的划分

税权是国家权力在税收领域的体现,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行政权和税收司法权三个方面的内容。税权具有可以进行纵向划分的性质,是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划分的核心,是地方是否拥有地方税的立法权。宪法和法律的限制、司法权和民主制度的制约,可以有效防止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滥用。按照不同税种的归属确定税收行政权的归属,是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收行政权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与政府税收立法权的界定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税法的首要原则。根据这一原则,税收要素、税收程序基本方面的立法权都应由议会机关保留。政府部门只有对税收程序中的具体问题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即使在授权立法的情况下,对政府部门的授权也只能针对个别、具体的事项。

论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理论依据与取向选择

税收立法权是税权中的核心权力。我国在税收立法权问题上采取的是中央集权的模式。依据社会公共产品理论和地方税的本质,以及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法律法规,结合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和构建地方税收体系的需要,地方享有税收立法权具有理论上的必然性。中央在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时要依照法律,坚持稳健性的原则,具体税种具体分析,加强对地方税收立法的监督和指导,并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

后“营改增”时代的地方税收收益权法律问题研究——以上海市为样本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的财税体制逐步朝着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但是面对当今社会的新形势、新挑战,分税制改革中的许多漏洞正逐渐暴露出来,其负面效应不断显现。尤其是自2012年我国正式启动"营改增"试点工作以来,地方政府税收收益权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其问题主要表现在地方立法权缺失和分配制度的混乱。

论税收立法权纵向划分的基本思路

目前我国税收立法权纵向划分存在着缺乏稳定的规则、行政性特征明显、税收立法权过度集中于中央、地方隐性税收立法严重等突出问题。我国税收立法权纵向划分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在宪政的基础上通过法律的方式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分税制公共财政体制;在此框架下结合分税制其他配套制度的完善将税收立法权总体上集中于中央;赋予地方必要的税收立法权,并对其进行制约与监督。

从税权划分看我国地方税制立法体系的完善

税权划分规范与否,关系到中央和地方两级税制体系能否规范建立和有效运行。针对我国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税收征管权交叉重叠等税收权划分问题,本文比较国际上通行的三种税权划分模式,认为我国应选择“合理集权、适度分权”的分权模式。并指出赋予地方适度税收立法权、合理调整税种归属及其征管权、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是当前规范我国税权划分、重新架构地方税制体系的具体政策选择。

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美国、日本和法国代表了当前世界上最主要的三种税权划分模式,通过对它们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几点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一是中央与地方税权的划分与国家体制相统一;二是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应在宪法和法律的层面上加以规定;三是税收基本法规的制定权集中在中央,即使是有限的地方税收立法权也将受到中央严格的法律规制;四是注重税收司法权对税收立法权、执法权的制衡;五是地方政府拥有稳定的主体税种,地方税体系成熟;六是中央政府掌握大部分税收收入,通过恰当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对地方税权的补充和制衡。

税收法定原则与地方税收立法权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要求建立与此相适应的现代财税制度。在"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大背景下,有必要认真探讨地方税收立法权的落实。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不仅必要,而且具有现实和法律上的可行性。应从完善法律、划清权限和强化监督等方面逐步推进地方税收立法权的落实。

房产税试点立法与税收立法权的法律规制

上海、重庆两地房产税试点立法引起业界对地方房产税收立法权的合法性质疑。本文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法律界定入手,深入分析探讨此次试点立法之所以引起合法性质疑的制度性原因,进而提出遵守税收法定主义、明确税收立法权的法律界定、限制地方税收立法权等完善制度的建议和看法。

论我国分税制立法的完善

分税制必须有配套齐全的法律体系予以保障和规范,而我国的分税制是在相关法律准备不足、又没有及时加以完善的情况下实行的,分税制立法的内容和税权的划分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应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收入的划分以及税权的划分几个方面对分税制立法进行完善,以发挥分税制应有之功能。

制度变迁理论下我国最优税收立法路径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税收立法的进程是不同相关主体之间由于目标函数的冲突和不一致而进行的多方博弈和策略互动的过程。我国最优税收立法的核心依据是建立在税收法定主义基础上的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从税收立法的进程看,税权设置不合理、税率设置缺乏基本法和法定主义以及税收征管缺乏有效监督与审查是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致使我国的税收工作未能在衡平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有效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此,在加快税收法定主义和税收基本法构建的前提下,合理设置税权、科学设定税率、加强税收的监管应该是当前构建我国最优税收立法体系的关键所在。

当前税制改革与地方税收法律体系的完善

当前正在进行的对部分行业由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改革被认为是1994年分税制以来的又一次大规模税制改革,将对我国整个地方税法体系产生深远影响。自此,我国税法改革由单行税法的完善进入跨税种的两个单行税法的协调阶段。下一步的税法完善应遵循渐进原则,分阶段进行。应在建立有效监督制约机制的前提下,在《立法法》的框架内,授予地方更大的税收自主权。

刍议《税法通则》中地方税权的科学定位与合理划分

文章通过对地方税权的学理分析,提出了关于地方税权的定位和征收管理,需要从《税法通则》的高度予以进一步界定和法律调整的观点和建议,以完善《税法通则》的内容和体系。

从个税修改论立法民主性原则的体现及其不足

立法民主性原则是指导立法工作的重要原则,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条件。个税法修改以人民主权原则和权力制约原则为理论基础,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让人民直接参与立法等途径努力实现了立法内容和立法程序的民主性。但要进一步做到民主立法,还需要完善法律起草阶段和法律草案审议阶段的相关程序,并扩大公众参与立法程序的渠道。

借鉴国际经验 优化我国税权划分

税权划分是财权分权的重要内容,本文分析了税权划分的国际经验和我国税权划分现状,揭示了我国税权划分存在着税收立法权行政化、税权划分法制化约束不强、税收执法权划分不清晰等一些问题,最后提出了优化我国税权划分的基本思路。

我国税收立宪的初步设想

随着我国税收国家的到来,税收立宪已是必然的选择,从我国税收宪政发展的前景来看,税收立宪的首选事项是税收法定原则,其次应在宪法总纲中规定公平正义是税收的基础,再次,待时机成熟时,应在宪法中规定中央和地方之间税收立法权的划分。

试论西方国家财政权的民主控制

为落实人民主权原则,防止发生"代理人危机",从而使国家异化为一种压迫的力量,由议会掌握国家的"钱袋子"是西方民主法治国家普遍的制度安排和宪法通例,具体包括议会控制征税权、预算权,以及独立的国家财政审计监督,保障纳税人财政知情权等。西方国家对财政权的民主控制,对我国财政法治化建设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中央与地方税权关系研究——以消费税立法为背景

我国央地税权关系的现状体现了我国在税权体系上存在中央强地方弱的状况,在“营改增”后,地方税权目前存在缺乏主体税种、税收收入与财政支出不相匹配等情况。《消费税法(征求意见稿)》中有关授权立法的规定没有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但其规定的征税环节后移体现了对地方税收收益权的影响。应当借助消费税法的立法契机,从税收立法权和税收收益权的角度,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的税权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