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能抑制国企并购商誉泡沫吗--来自董事会投票的经验证据

选取2013~2020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以非国有董事投非赞成票行为代理其治理积极性,研究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与国企并购商誉泡沫的关系。研究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的提升不仅能够显著降低超额商誉,还能够显著降低商誉减值的计提比例以及商誉减值的发生概率,即非国有董事通过“用手投票”积极治理有效抑制了国企并购商誉泡沫。进一步研究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发挥抑制效应的影响路径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可以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缓解信息不对称来显著抑制国企并购商誉泡沫。研究结论为持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充分发挥非国有董事“用手投票”的积极作用,提升国企并购效果提供了有益启示。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基于盈余平滑与供应链管理视角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盈余平滑信息机制,通过对2008-2020年A股国有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和高管参与治理能够提升国有企业创新质量,并促进企业信息属性的盈余平滑。立足盈余信息的有效契约观,进一步分析发现,盈余平滑信息机制通过降低供应链集中度对国有企业创新质量产生促进作用。因此,国有企业应强化创新引领作用,充分发挥非国有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重视高质量财务信息披露对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创新质量提升的助推作用。

论国有企业大兴调查研究的四大关系--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

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和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背景下,文章聚焦利益相关者视角,深入剖析了国有企业与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四大关系,包括企业与政府的上下关系、企业与员工的组成关系、企业与企业的左右关系、企业和客户的里外关系。文章指出,国有企业应运用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理顺国有企业在经营中与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正确地发现、认识并处理好自身与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同时,文章提出以三大视角审视四大关系、统一主体目标、遵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发展眼光等四方面的政策性建议,以期强化国有企业四大企业关系的管理,为国有企业建立更加科学、更符合当前经济形势的现代公司治理模式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和实践价值,进而推动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深化和落实。

“反向混改”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国有资本参股视角

民营企业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如何推动其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基于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视角,探讨国有资本参股这一“反向混改”形式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该实证结果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有利于缓解民营企业数字化人才匮乏和代理冲突问题,进而可赋能其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小规模民营企业、成长性较高的民营企业、行业集中度较高的民营企业及单一国有股东参股的民营企业,其国有资本参股的数字化激励效应更为显著。该结论为明晰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共同推动数字化发展的联动机理、依托“反向混改”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提供了经验证据和路径参考。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对策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一些基础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重要进展,总体社会信用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然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且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仍面临着理论研究和法治建设滞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目标定位和功能边界不够清晰,商务征信体系不健全、企业账款拖欠严重,以及其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建议在系统总结前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厘清认识和实践误区,进一步明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目标定位和功能边界,加快推进信用立法,健全商务信用体系,破解企业账款拖欠难题,大力发展信用经济,并做好面向公众的宣传引导工作。

逆向混改助力民企创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逆向混改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创新投入吗?以A股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有资本参股的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后发现:首先,国有资本参股对于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存在异质性影响,即能够显著提高民营企业开发式创新投入,而对探索式创新投入无明显作用(国企“两利一率”考核压力影响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探索式创新投入的作用);其次,缓解融资约束与提高风险承担能力是上述关系的作用机制;再次,制度环境、行业竞争和技术董事数量等情境因素会影响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开发式创新投入的治理效果;最后,国有资本参股能够通过提高开发式创新投入的方式提高民营企业价值。通过揭示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回应了国有产权对民营企业创新作用的研究分歧,也拓宽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思路。

异质资本持股、内外部治理与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鉴于股价崩盘风险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联性,以2014~2020年国有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不同性质的非国有资本参股对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企业内外部治理对非国有资本参股与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民营资本参股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机构投资者参股增加了股价崩盘风险,而外资参股不存在显著影响。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仍然成立。就内外部治理而言,内部治理水平仅对民营资本持股比例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外部治理环境仅对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

国资监管体制已由“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模式向以“管资本”为主的模式转变,这为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本文以2009—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代理成本降低与政府干预弱化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水平在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西部地区和金字塔层级低的国有企业中,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其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国资监管体制改革通过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了国有企业价值。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能提升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吗?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在此背景下,探究数字化转型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和提升国有企业资本效率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的非金融国有企业为样本,从外部成本以及内部治理两个层面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结论说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改善国有企业资本要素错配,提升国企资本配置效率。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以及改善融资约束,优化国有企业资本要素配置。3)从市场、政府以及国有企业自身层面来看,首先数字化转型在一定程度上能替代外部不完备的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环境中,数字化转型更能改善国有企业资本要素错配。其次较高的财政补贴隐含过多的政策性负担,弱化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资本效率提升效果。最后在较高水平内部控制环境中,数字化赋能显著提升国企资本配置效率。研究有助于深化数字化转型赋能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效果和机制,为探究我国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依据及决策参考。

政府审计与国有企业ESG表现

以2010—2021年我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审计署央企审计活动,对政府审计与国有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政府审计对国有上市公司的ESG表现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没有发生变化。机制检验发现,政府审计可以通过提升企业ESG关注度、驱动企业绿色创新和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来提升其ESG表现。同时,在污染行业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较差企业和成熟期企业中,政府审计对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内部控制、国家审计与国企避税

选取2007-2017年上市中央企业集团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内部控制对国企避税的影响作用以及国家审计监督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具有抑制国企避税的治理功能,国家审计监督会显著增强内部控制对国企避税的抑制作用,说明内部控制和国家审计是深入理解国有企业税负水平及其变化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避税的治理效应在地区税收征管强度小、社会审计质量低和避税激进的国企中更为显著;通过分解内部控制五要素后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避税的抑制效应集中体现在控制活动和信息与沟通两大要素上。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达到抑制企业避税的治理目的。

国有企业在中国房地产业发展中的使命、地位与作用研究

基于历史维度,分析我国房地产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可以揭示出国有企业在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不同时期的使命、地位和作用。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房改之前,国有企业承担了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使命,逐渐取得了绝对主体地位,发挥了房地产生产消费的主导作用。从1978年到1998年房改之前,国有企业新增加了培育市场主体的使命,在房地产行业占主导地位,发挥了控制作用。在1998年房改后的阶段,国有企业增加了弥补市场失灵、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使命,在房地产业发展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发挥了带动支撑作用。

政府审计、管理层特征与国有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以2010—2018年国有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审计监管下,国有企业高管政企合作特征和晋升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有非金融企业高管政企合作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显著负相关,高管晋升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显著正相关;政府审计对上述关系起到不同程度的监管和威慑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显性金融资产受缚会使影子银行业务增加。这对于防止国有企业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和研究政府审计影响国企高管决策的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持。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党组织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国家审计机关应对存在晋升预期的高管所在国企,增加审计力度和审计资源供给;同时,国有企业方面应当合理配置金融资产,降低金融资产错配率。

治理主体权责边界与国有企业创新——来自党委前置研究清单的证据

本文以《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提出党委前置研究清单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厘清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厘清能够促进国有企业创新。机制检验表明,增强企业政策感知能力、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加快企业动态调整速度以及鼓励股东尤其是非国有股东积极参与企业治理,均是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厘清促进国有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厘清的创新效应在面临历史和行业期望落差、存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处于命脉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中更显著。本研究为国有企业进一步厘清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并发挥其创新效应提供了理论借鉴与经验证据。

CORPORATE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ASE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ception of Western corporate governance models and standards into the Chinese system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t investigates how China has adapted these models to fit in with it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norms in relation to its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SOEs）, a large number of which are now listed in onthe Fortune Global 500 list. Overall, the study highlights that firstly,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in the shaping and functioning of human behavior as well as that of institutions, and in their subsequent path dependence; and secondly the limited impact of property rights, minority shareholder rights, and financial markets as arbiters of the destination of investment funds.

政府干预与地方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基于现金持有竞争效应视角

本文基于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视角,理论剖析和实证考察地方国有企业是否具有市场竞争实力及其政府干预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地方国有企业现金持有具有显著的竞争效应,且仅存在于受到政府干预较弱的地方国有企业中,表明了政府过度干预会弱化企业市场竞争力。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过度干预异化了企业现金资源的用途,使企业的税费负担和非生产性支出增加,进而弱化了其现金持有竞争效应。

金融分权影响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途径:一个补充讨论

从中国金融分权实施形式出发,分析地方银行作为金融分权的具体机构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首先,地方银行的建立确实会增加民营企业的信贷比率,但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经济发达、地方国有企业积极推进产业升级的地区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切实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方面,重要的不是地方银行规模增加而是银行控制权结构优化,由地方政府向市场控制分权越多,越有利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从城市商业银行入手详细探讨银行控制权变化对其信贷倾向的影响,发现随着地方政府的退出和民营股权的增加,城市商业银行信贷中的民营企业信贷占比会显著增加。但是,并非地方政府退出程度越高越好,在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过度退出反而不利;相反,在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需要更大程度地退出才能有效促进城市商业银行为民营企业融资。因此,在适当扩大地方银行规模的基础上,优化其控制权结构和加快地方产业升级是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关键之举。

国企混改与双元创新--基于股权多样性视角

文章以2007—2018年我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结论显示: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双元创新投资水平,较之于对开发式创新投资的影响,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公司治理机制检验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缓解代理问题从而显著影响国有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主管部门放权意愿越强,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双元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董事声誉偏好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中国2005-2016年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5—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董事声誉偏好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相对于股东友好型声誉而言,公司董事声誉偏好经理友好型对公司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抑制作用更显著,这可能是由于董事声誉偏好经理友好型,会积极促进经理内部信息共享和专业管理优势所带来的正面影响,从而更好地发挥董事声誉机制的作用,提升公司投资效率。进一步结合产权性质和股权集中度研究董事声誉机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经理友好型董事声誉对投资效率的正向影响更大;股权越集中的股东控制型公司中,经理友好型董事声誉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代理理论和公司治理等相关研究内容,而且对未来纵向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与国企资产保值增值--来自董事会投票的经验证据

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首要目标,引入的非国有股东通过委派董事参与治理是否有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3-2018年商业类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以非国有董事投非赞成票行为代理其治理积极性,实证分析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并借助公司层面投资者保护程度的调节效应检验来论证非国有董事投票行为的合理性,即非国有董事治理促进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国企资产保值增值,并且公司层面投资者保护程度越低,非国有董事投票行为的保值增值效应越显著,即非国有董事治理是理性的,其在公司投资者保护不足时可以起到替代保护作用,从而促进国企资产保值增值。进一步研究其保值增值效应实现的机制路径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可以通过提高投资效率和内部控制质量来促进国企资产保值增值。本文结论对国有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正确对待非国有董事投非赞成票行为、完善治理机制、加强投资者保护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