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课程的教学改革构想--基于政府会计改革背景

本文结合政府会计改革背景,针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三个方面提出了教学改革的构想,包括紧跟政府会计改革步伐、及时调整课堂教学内容,提高课程在会计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合理设置和安排学时、改革教学方法等,以期更好地改善课堂教学效果。

人工智能在非营利组织会计营销管理中的潜在应用

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会计管理作为其中的关键环节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各个行业和领域中产生的深远影响,将该技术引入非营利组织的会计管理中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文章首先对非营利组织、会计管理和人工智能的概念进行阐述,同时介绍了当下人工智能结合会计管理的相关研究,进而分析非营利组织当下所面临的挑战,包括信息披露、营销策略、管理制度、风险处理四个方面,并提出了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非营利组织会计管理中包括预算管理、营销策略、投资决策以及风险管理四个方面的潜在应用.

雾霾协同治理视域下的社会组织参与--协同行动、影响因素及拓展空间

我国雾霾的根治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的协同治理理论可以用于指导雾霾治理中多元主体的行动策略分析。社会组织是协同治霾的多元主体之一。现阶段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主要行动包括推动信息公开提质、调研协助环境监管、提供治霾技术支持、培育环保社会资本等。这些行动为治霾持续成为公共议题推波助澜,并有效推动雾霾问题从公共议题成为政策议题。决定并影响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主要因素包括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和行动者主体三个方面。拓展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制度与政策空间、完善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法律规章、增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将有助于拓展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更大空间。

体育非营利组织的品牌治理:以奥林匹克为例

无形资产开发与营销是体育非营利组织实体化的关键手段。该文以奥林匹克品牌治理为案例,通过对国际奥委会的品牌发展与管理历史考察,讨论了奥林匹克品牌出现的标志数量增长与分配失控、反埋伏营销的立法正当性危机、品牌效益“兑现”能力趋弱、品牌管理能力缺乏协同等问题,认为国际环境、行业环境、赛事产品等变化,共同导致奥林匹克品牌出现危机。国际奥委会发起品牌治理变革,通过在多元主体中强调“价值共创”与“协同治理”来推动奥林匹克品牌治理社区化。国际奥委会的经验对体育非营利组织营销事务有启迪意义,也为我国体育非营利组织的品牌治理提供参考,推进体育社会组织市场化和产业化。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课程融入思政教育的设计与实践探讨

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思路进行设计,首先确立该课程的思政教育目标,在此基础之上,将思政教育元素以不同的途径融入课堂教学,并给出相应的实践路径,最后对该课程思政教育后期建设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并提出相关建议,落实立德树人任务,实现全员育人。

非营利组织会计教育的比较研究

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会计主体,在会计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所以在教育工作中也存在极大的差异。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企业会计理论,非营利组织会计成为这一领域的盲点。阐述了非营利组织会计的相关内容,分析了企业会计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教育的差异,探讨了非营利组织会计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非营利组织会计教育的策略。

非营利组织失灵与治理之探讨

如同企业界的“市场失败”、政府部门的“政府失灵”一样 ,非营利界的失灵正在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利益的驱动、道德的失控、官员腐败的侵染使非营利部门失灵。为此 ,应该从立法、信息管理。

森林生态价值会计核算原则

对森林生态建设(保护)单位的森林生态价值会计核算的研究与发展将是会计理论的突破性进展。在森林生态价值会计理论中,由于会计的一般属性,决定了这一专业会计对必须遵循会计中的真实性、相关性、可比性、一致性、重要性、及时性、明晰性、谨慎性等原则的要求是一致的;由于其森林生态价值会计的特殊性,又必须在遵循某些原则中有些特殊的处理或者必须遵循一些新的原则。在不同的森林生态价值会计主体中应根据自身的特点分别选择权责发生制原则和收付实现制原则;在遵循配比原则、划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原则、可靠性原则等方面应有些特殊的处理或者是对这些原则新的理解;森林生态价值会计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遵循社会性原则及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原则。

政府与非营利体育组织合作:理论逻辑与模式转变——基于资源依赖的视角

在政府着力改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背景下,政府与非营利体育组织合作理应受到重视。以资源依赖理论为研究视角,从中观层面探讨政府与非营利体育组织间的合作问题,认为组织目标的一致性和资源互赖是促成政府与非营利体育组织合作的动因,从组织身份和资源依赖两个维度来看,当前我国政府与非营利体育组织形成权力失衡下的有限合作模式,应通过政府赋权和非营利体育组织增能,构建政府与非营利体育组织理想的合作模式。

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特征分析与框架构建

非营利组织治理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对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的厘清程度,由此也就取决于其治理结构基本框架的构建。文章回顾了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研究的相关文献,在此基础上对非营利组织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并致力于构建我国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

突发性灾害治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良性互动

作为突发性灾害治理的主体,政府是最具权威的公共机构。政府作为公权的代表,必须在灾害应对中起主导作用,但是政府的职能是有边界的。非营利组织(NPO)在突发性灾害治理中具有行动快速、擅长联合行动、专业性强和工作细致等政府不可比拟的优势,但同时也面临如下困境:首先,我国NPO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未理顺。对NPO来说,现有政策和法律上的缺陷以及政府对NPO的管理模式,是其发展壮大的障碍;在政府看来,NPO的大量存在是在政府之外树立了新的权威,带来了治理上的困难。这样的认知使双方的合作很困难,双方之间的良性互动更少;其次,没有正式的法律可以保证NPO参与救灾。政府与NPO之间合作关系的规定在法律上有待进一步具体化;此外,还存在政府对NPO的监管不力和NPO自身组织结构不完善等问题。有鉴于此,应采取如下对策:第一,双方改变认知态度;第二,政府出台正式的法律保证NPO参与救灾,畅通与NPO的合作机制;第三,NPO应完善自身组织结构,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治理与财务绩效研究

本文就理事会治理对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发现扩大理事会规模能增强理事会边界跨越和资源吸纳的能力,有利于改善非营利组织的筹资能力和财务绩效;理事会的政治关联使非营利组织能依赖政府的政治资源进行社会动员和筹集资金,对筹资能力和财务绩效具有积极影响;理事年龄过高将削弱非营利组织的筹资能力,不利于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的提高。

论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进入规制

在经济发展和政府改革的背景下,我国的非营利组织面临着一个良好的发展际遇,其服务、沟通功能日益彰显。该文从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进入规制现状出发,提出应当进行政府规制的改革,提高非营利组织独立于政府组织之外的自主性,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体制空间。

从美国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经验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美国社会管理体制网络化合作治理的经验在于:以政府再造过程为动力原点,社区自治为平台,非营利组织体系为经纬线,建构从公民个人到社区组织,从地方政府到联邦政府等多重社会主体,扎根于基层社区,联接于非营利组织网络,以基层社会需求为重心,平等合作,形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的多重网络,以替代官僚制支配、控制之下,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单一化、垂滴式的模式。对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启示在于:以政府重塑的过程,向基层社会授权,推进民间组织生长,建构中国的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格局。

政府购买环境治理服务的实践模式与创新路径

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全球普遍高度关注的议题,随着科学发展观和经济新常态等新思想的提出,中国环境治理问题举国关注,已被列为重要政策议程。目前学术界对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研究较多,对购买环境治理关注尚显不足。本文在分析我国推进政府购买环境治理服务可行性、必要性以及内容构成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政府购买环境治理服务的初期实践探索的分析总结了几种主要的购买模式,并发现我国政府购买环境服务过程中存在购买范围边界不明晰、购买资金保障不到位、购买服务绩效第三方评价机制不健全、购买服务制度化、法治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政府购买环境治理服务的政策建议。

政府会计与企业会计等式比较

政府会计与企业会计遵循了相同的会计基本核算原理,两者的会计等式从数学关系来看基本一致,但反映的会计事项与经济内容完全不同。文章对企业会计与政府会计等式从形式上到变化的逻辑差异进行了比较,从会计等式角度解读了企业会计与政府会计在财务管理、资本保全的方面的不同以及"二元"政府下会计双分录核算的缘由与意义。

我国非营利组织融资“脆弱性”及相机治理

我国非营利组织融资脆弱性是其“志愿失灵”最突出的表现。融资脆弱性直接影响到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组织安全,具有显著的负外部效应。其主要表现为过度依赖政府拨款、民间捐赠或投资意愿不强、债务结构失衡、服务收入比例极低等四大方面。文章最后提出了基于相机抉择基础上的非营利组织柔性融资模式及相应的保障机制。

善治:第三部门管理的众望所归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突显了第三部门的社会地位和价值。但是,正处于成熟与发展中的第三部门面临着管理体制不健全、管理法规不完善、管理水平滞后等很多问题。第三部门的发展迫切需要达到善治,实现从混沌到有序的转变。

和谐社会背景下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分析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项在市场体制和国家体制之外的重大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以其独特的性质和特有的优势,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在促进行政改革、提供公共物品、推动社会公益和实现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西方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背景、运行机制及其应注意的问题

为破解当前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中"入园难入园贵"的难题,我国一些地方政府结合政府职能转变的时代要求,已经采取或准备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策略。为保证这一策略的可行性与有效性,有必要充分了解这一策略产生的背景、运行机制及其可能产生的弊端,才能避免盲目简单照搬。西方政府是在福利支出日渐超过经济发展水平的背景下,为削减庞大的福利支出而采取这一策略的。强调政府也有可能失败的公共选择理论、强调尊重和保护社会组织独立性的委托代理理论、强调由多元化的主体来提供公共服务的治理理论是西方政府产生和发展购买行为的直接理论基础。一般来说,西方政府主要向非营利组织购买服务,并主要集中在卫生、社会服务、教育科研等领域,购买的方式多样化,同时按照法律法规对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进行质量监控。在此过程中,政府一方面不能随意弱化自己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不能用购买服务完全取代自己应尽的责任,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和保护社会组织的独立性,防止它们准政府化、失去效率、偏离组织宗旨等。政府购买服务作为一种政府干预手段有其局限性,如果政府仅仅依靠这一手段,有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消极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