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援助:北京民间筹赈日灾义演

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强烈地震及引发的次生灾害造成日本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援日行动开始后,知名艺人梅兰芳很快倡导全国同人义演筹赈。梅兰芳的号召得到北京各界民众的积极响应,梨园艺人、学界及票友等民间人士纷纷发起义演筹款行动,将募捐款项转交日本灾民、在日留学生和华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日本遭受严重灾害时,中国人民搁置仇恨、施以援手,日本人民应记住这份恩情。中日和平交往,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两国人民的努力方向。

危机治理中的救灾类社会组织:现状、模式与优化路径——以浙江省为例

随着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救灾类社会组织在危机治理中与政府展开了紧密的互动,推动了危机应对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在此背景下,救灾类社会组织在组织数量、地域分布和业务类型等方面蓬勃发展,并且在创新探索中与政府部门产生了服务委托、行政吸纳和专业主导等多样化的合作模式,丰富了危机治理网络的理论内涵。但是,我国救灾类社会组织的发展仍然面临多种发展瓶颈,需要从参与的协同性、行动的响应度、政策的针对性、救援的专业性等多个方面进行路径创新。

南京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活动与民间义赈

1931年的水灾是民国时期最为严重的天灾之一。南京国民政府为此特成立了救济水灾委员会(简称“国水委”)。该文主要考察国民政府这一新设的救灾行政机构的特征与民间义赈的关系;从中国荒政史的角度,分析南京政府时期救灾行政体系的特点,进而联系民国史的研究,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国家权力(官赈)与社会势力(义赈)的关系。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民间救助机构的现状研究——基于西安儿童村的调查报告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爱心救助,民间救助机构就是这样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西安儿童村的调查显示,民间救助机构在救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社会公益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面临一些困境,一方面,从业者中专业人员短缺,机构内部管理不规范等;另一方面,救助机构经费不足,社会力量及政府所提供的支持还不能满足需要,支持源和被支持者之间沟通渠道不畅通。

论政府信息公开的实现机制

政府信息公开的实现机制在于公众可以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政府所掌握的公共信息。当政府有义务公开而不公开的情形时,公众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获得救济。公众申请公开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当公众要求公开政府的信息得不到满足时,可以通过向信息员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救济途径来保障其权利。

明清时期滇池流域的水灾、赈恤与河流治理

滇池流域是典型的高原湖盆区,丰富的水土资源使滇池坝子长期作为云南的核心经济区。滇池水系在为坝区农业灌溉提供丰富水源的同时,也使滇池流域长期遭受水患的威胁。以往关于滇池流域开发史的研究多侧重于农业开发与水利灌溉,对于水患涉及较少。本文通过梳理明清档案、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探讨明清时期滇池流域水灾、政府赈恤及灾后河流治理,以期全面认识滇池水系,推进高原湖泊的综合研究。

和谐社会的政府救助义务

和谐社会应有完善的自我保障机制,政府的救助义务是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政府对贫困公民的救助义务是生存权原则对行政主体提出的要求,也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内在需要。政府在社会救助中肩负着宏观管理和微观保障的职能。政府的救助行为按利益实现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直接救助和间接救助两种形式,直接救助形式包括发放现金、给付实物、收容救助,间接救助形式包括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就业救助、法律援助以及其他救助形式。

中小学校和幼儿园防震减灾:美国加州《费尔德法令》及措施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造成一批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坍塌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伤亡,似乎不能仅仅用地震的自然力量来解释。如何做好中小学校和幼儿园防震减灾工作?本文以美国地震多发地区加州的《费尔德法令》(The Field Act)为例,介绍加州如何通过对建筑设计、结构设计、施工监理和建造质量评估等工作的行政审批和干预,开展公立中小学的防震减灾,或许可以为今后四川震区受到地震影响的学校和幼儿园重建,提供一个参考实例。本文的最主要结论是:通过公开、透明和系统的法律程序,由高层级(省或州一级)政府专业部门领导并组织对建筑结构设计、施工进行严格审查,能够大幅度提高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的防震减灾水平,大规模减少因地震造成的建筑坍塌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员伤亡。

试论乾隆十二年山东水灾与灾后应对

乾隆12年(1747),山东90余州县卫所遭受了特大水灾,被灾面积几乎遍及全省,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清廷首要任务是有效地解决粮食供应问题,迅速采取周边省份协济仓谷、截留漕粮和捐纳贡监等举措,并积极号召地方士绅参与,同时变通现行政策,缓解了山东灾情,显示了此时国家行政运转的高效率。

公共危机管理语境中的我国政府能力评析——以汶川抗震救灾危机管理为例

政府领导者的决策能力、政府体系的决策执行能力和政府动员社会支援能力是现代政府能力结构的基本要素。公共危机管理使政府在非常态行政环境中的政府能力充分"曝光",成为检验一个国家政府能力强弱的最好机会。中国政府正是凭籍强大的政府能力优势,成功地应对了汶川地震危机。这种强政府能力具体体现为:中国政府领导者强大的决策能力、中国政府体系高效的决策执行能力、充足的动员社会支持能力。

非常时期的民间救济——以“庚子之变”后上海绅商义赈为例的探讨

“庚子之变”后 ,八国联军、散兵游勇以及土匪强盗在京津及其附近地区烧杀抢掠 ,导致难民大增 ,而清政府无力对灾民进行大力救济。以上海绅商为主组成的救济善会、济急善会等民间慈善组织 ,发动东南各省民间力量 ,大力组织义赈 ,有力弥补了官方在非常时期社会救济的暂时缺失 ,表明中国民间慈善事业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新的发展 。

财政救灾的国际比较

选择了联邦制、单一制两类政体四个国家(地区)——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财政救灾情况分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考察,一是救灾资金的准备情况,二是联邦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救灾情况,三是政府对于受灾对象的救济项目和标准情况。分析表明,有关财政救灾的制度规定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却有极大的相似性,这一点当为建设我国的财政救灾制度高度重视和借鉴。

明清民间社会救济力量生长的困境与趋向探析

透视明清社会救济史发现,国家荒政的衰败和基层社会自治化倾向的加强,由乡绅倡率的民间社会救济活动不断兴起,但民间力量的生长空间在于不能动摇封建专制统治的根基。在中国传统文化笼罩和社会层级结构固化中的民间社会救济力量,断然不能成为公民组织成长和公民社会形成的"基因"。"双回归"——慈善救济活动回归社会事业本位、政府回归其仲裁者和监督者本色的总趋向,仍将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动荡时期的民间组织与社会救济——以民国时期的世界红卐字会为例

动荡时期的民间组织在社会救济方面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民间组织也因此获得很大的发展空间。民国时期民间组织的社会救济可以分为精神慰藉、赈灾、助学、扶贫和战争救助等五个方面。这一时期的民间组织很少出现任意挥霍甚至贪污善款的事件,之所以如此,与其重视对成员的教化、具有强有力的管理监督和精干的机构设置,并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等因素有关。因此,我们应该给予民国时期民间组织一个客观的评价。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合作路径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以澳大利亚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印度洋海啸中的救援行动为案例

面对全球公共问题的不断涌现,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日趋明显。澳大利亚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印度洋海啸救灾中所谋求的同本国政府、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以及当地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反映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过程的基本路径。在多层次地重新建构中国的大国形象过程中,中国也应注意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中国红十字会与1917年天津水灾赈济——以《大公报》新闻报道为中心的考察

1917年夏,天津发生特大水灾,600余万灾民流离失所。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奔走呼吁,筹赈募捐,前后散放急赈、冬赈、普赈和杂赈共达22万余元,承担起恤灾救难的使命。作为一个民间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第一次大规模赈济灾民,救万千灾民于水火,既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又展示了近代慈善团体的巨大潜力和作用。

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研究——兼论我国粮食最低收购价的形成机制

2011年以来,我国小麦、稻米和玉米出现了全面的、持续性的顶破国际价格第一层"天花板"的价格倒挂,玉米还曾出现短暂的顶破国际价格第二层"天花板"的价格倒挂。我国粮食国内外价格倒挂与粮食生产成本刚性上涨、最低收购价的功能扭曲和关税保护作用微弱有关,也与国际原油等大宗产品价格下跌以及人民币贬值有关。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造成我国粮食产量、进口量和库存量的同时增加,影响了粮食的顺利销售,刺激了农产品走私,也导致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之间的价格倒挂。因此,必须通过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借助贸易救济措施来消除我国粮食价格的国内外倒挂。

论我国社会组织自治行为的司法监督及其完善路径

非政府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已成为社会管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自治的深入,多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在我国得以快速发展,由其所引发的法律问题逐渐凸显。在解决组织的管理权与其成员权益之间的矛盾纠纷问题时,现存的法律制度缺乏有效路径。完善对社会组织自治行为的法律监督有待于司法介入,通过司法审查维系社会组织的公益性,保障组织成员的权益,确保法治原则在社会治理领域得以全面落实。扩大行政诉讼调整的范围为完善社会组织自治行为的司法监督提供了可行的方式。

近代云南民间社团组织化赈灾特征探析

随着清末民初中国政治制度转型,近代云南民间社团灾荒救治呈现出组织化赈灾特征,其具体表现是组织形式完备、以组织为募捐主体和接受社会监督。组织化赈灾是以组织为中介,利用新式媒体进行广泛的社会宣传和动员,最大限度地吸纳社会资金,实现捐助者与受助者相分离。这构成荒政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亦为云南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彰显了近代云南慈善事业获得初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