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督查治理的制度变迁、实践逻辑与机制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督查在解决政策堵点、问题难点,保障中央政策权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日益成为推进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式和工具。从制度变迁角度看,政府督查总体上经历了国家“政治行动”主导下的孕育期、党务督查引领下的发展期、政府重塑下的确立期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下的成熟期。新时代政府督查是在沿革和发展原有督查制度基础上的创新,形成了以促进政策落实为驱动、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导向、以优化政策决策为面向和以依法行政为指向的实践逻辑。推进政府督查治理需要进一步完善督查组织的协调协同机制、健全督查过程信息的多元反馈机制、强化督查结果正向激励与负向惩戒相结合的应用机制、提升公众参与的技术赋能机制。

高管权力与公司治理效率——基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视角

本文基于国有企业的高管变更视角分析了高管权力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以2004-2008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1)总体上高管变更与公司业绩呈负相关,而高管权力的增强会降低其因业绩低劣而被强制性更换的可能性,表明国企高管的权力在高管变更决策中发挥了显著的职位堑壕效应;(2)发生了高管变更的公司其未来业绩有明显的提高,但这一促进效应仅在权力较小的高管被变更后出现,而权力较大的高管被变更后公司业绩并没有得到改进;(3)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政府控制层级的提升和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抑制国企高管的权力寻租行为。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国有企业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并为当前有关国企公司治理和高管选聘体制改革的政策导向提供了经验启示。

基于公共治理范式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研究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是地方政府政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核心要素,决定着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效率的高低。政策执行力弱化的成因主要包括政策执行中的自利性、机制缺损、人员素质欠佳、监督乏力等。基于善治范式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创新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机制应注重优化公共政策决策机制、创新动力机制、构建共建共享机制以及完善利益均衡机制等。

高管性别、权力配置与企业税收激进行为

以2008~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当高管团队中存在女性成员或女性高管比例提高时,公司会倾向于放弃激进的避税策略,表明高管性别是影响企业避税行为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研究显示:CEO权力配置的增强会弱化女性高管抑制激进避税的积极作用,揭示女性高管参与公司治理的功效发挥会受到企业内部治理情境的牵掣。基于高管性别视角拓展了对企业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认识和理解,并为当前关于优化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异质性以及加强对"一把手"的权力监督等政策实践提供了经验启示。

高管权力、股权结构与预算松弛

预算松弛是企业预算管理与公司治理领域重要的结合点之一,不仅是企业财务控制的重要目标,也是企业高管职位壕沟效应的重要策略工具。基于面板数据模型,本文就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权力对预算松弛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预算松弛受到高管权力的显著影响,高管权力越大的公司出现预算松弛的可能性越高;第一股东持股比例与预算松弛呈正相关性,不同终极产权性质对预算松弛影响显著;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出现预算松弛的可能性更大,并且高管权力对预算松弛程度的影响更明显。

高管薪酬差距、管理层权力与公司业绩波动——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公司治理机制有效与否，不仅体现在公司价值和业绩水平上，还体现在公司业绩的波动性上。管理层内部实行差别化的薪酬体系，被认为是解决代理问题的有效途径，薪酬差距越大，高管团队内的竞争越激烈，为了在业绩竞赛中打败对手，高管会竞相做出更高风险的决策，从而加大公司业绩的波动程度。本文选取2009-2011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高管薪酬差距与公司业绩波动的关系，并探索管理层权力对该作用过程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随着高管薪酬差距的加大，公司业绩的波动性更大，风险也随之提高，在两职合一、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酬差距对公司业绩波动的影响更大，而高管长期在位的影响并不显著。

机构持股、管理层权力寻租与公司分红决策

基于中国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日益扮演"积极投资者"角色的背景,运用代理理论、权力制衡理论分析了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管理层权力寻租动机对公司现金分红决策的影响机理。以沪深两市2011-2015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寻租动机对现金分红有显著消极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制约并削弱管理层权力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消极作用,且持股比例越大,制衡作用越明显。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机构持股制衡管理层寻租的机理在于:机构持股可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进而有利于公司分红水平的提高。这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决策应引入包括机构投资者在内的多边治理机制。

政府执行力刍议

对政府执行力的研究具有紧迫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执行力的涵义首先源于对行政法意义上执行力的理解以及对企业管理上执行力概念的解释,它主要是指政府组织有效地执行公共政策、决策、法令、战略、计划以及完成政府既定目标的政府内在的能力和力量。政府执行力的主要构成要素及影响因素包括政府执行主体、执行资源、执行制度以及执行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优化组合,有利于政府执行力的生成及提高。

新官上任之“火”会燃及国企高管吗——基于地方官员异质性、高管变更及经济后果的研究

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A股主板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合新任地方主政官员个体异质性特征,研究了官员更替对高管变更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官员会导致地方国有企业高管变更概率增加,并且这种现象仅存在于新官员上任年龄大、预期任期短和政绩压力大的样本组中。样本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内升官员更倾向于从企业外部选拔继任高管,空降官员更喜欢从企业内部选拔继任高管;官员更替所导致的国有企业高管变更,更有可能发生在经营业绩好、能够承担政府负担的企业中。新官员干预下的国有企业高管变更,会抑制官员更替中的企业投资效率上升和税负承担下降现象。同时,地方政府“政绩观”的转变和混合所有制改革会正向调节官员更替引发高管变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拓展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高管变更方面的相关研究,并在理顺政企关系和优化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提供政策参考。

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得到了高速发展,无论是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还是技术创新能力、经营管理水平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也为推动广东省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使民营科技企业能够健康成长并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分析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现状及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提出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有效对策。

三权分立抑或行政主导制——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体的特征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特区")政体特征,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即行政主导和三权分立。香港特区政体既属于三权分立体制的范畴,又具有行政主导的特点。三权分立、行政主导是从不同角度对香港特区政体特征的描述,两者不是同一层面的事物,也不是割裂的关系。全面概括香港特区政体的特征,应是三权分立基础上的行政主导制。

高校内部治理中教师权力的谱系分析

高校内部治理中的"教师权力"不同于"教授权力"。从高校内部治理中教师权力变迁的谱系分析中可以发现教师权力的依据主要包括知识、组织设计、外部制度和集体行动。教师权力的知识性会导致教师权力过度集中于教授群体,以教授的权力代替了教师的权力。当普通教师以个体的形式存在于学校内部权力体系之中时,他们的权力尽管往往被教授的权力、行政的权力所抑制,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权力运作完全消失。

股权激励强度谁主沉浮？——基于不同控制环境下的高管权力与能力视角

选取2007-2016年沪市A股与深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高管权力、高管能力以及产权性质对企业股权激励强度在授予阶段和行权阶段等不同控制环境下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授予阶段,高管的权力越大,授予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高管权力对股权激励授予强度的正向影响大于高管能力;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越大其被授予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2)在行权阶段,高管能力越强,其越有可能达到行权所设定的业绩目标,解锁行权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高管能力对股权激励解锁行权强度的正向影响大于高管权力;高管年薪对高管股权激励行权强度能够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在既定的股权激励业绩目标下,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越大其行权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

保密管理改革:奥巴马政府的新举措及对我国的启示

奥巴马政府的行政改革是从"缩小国家秘密"开始的,2009年底奥巴马总统颁布第13526号行政命令,开启了美国保密行政管理改革的新篇章。奥巴马政府的改革不仅是为了实现竞选承诺,而且是迫于国内体制改革的压力,尤其是保密管理中累积的诸多问题,已严重影响了整个行政系统的工作效率。因此,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全新的保密管理理念和改革举措,并在一年的新政中取得可喜成绩,这些全新的理念和举措对我国的保密管理体制改革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战略管理

政府战略管理是现代政府的重要管理手段,通过对其理论与实践的回顾能够更好地理解政府遇到的现实挑战。学者关于政府战略管理的批评与反思主要集中在战略目标设置、组织管理实现等方面,通过引入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PV-GPG)模型能够有效地回应这些问题。首先,在PV-GPG理论中将政府战略管理定位为政府执行系统与政治系统之间的缓冲器,能够厘清其功能定位;其次,用PVGPG视角剖析政府战略管理的价值追求变迁能够更好地认识政府战略计划的设置;第三,结合战略三角模型分析政府战略管理,从外部关注向内部操作的过渡,并从战略管理阶段与PV-GPG组织管理环节有机结合,对其实现路径提供了操作化的支持。

地方政府执行力:概念、问题与出路——基于公共精神和行政伦理的分析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政府执行力无疑是直接影响政府存在与发展性质以及各项改革事业成效的一个关键变量。理解政府执行力,仅有技术层面是不够的,应挖掘其精神层面的丰富内涵。政府的信念、价值观和习惯对于政府执行力至关重要。过度推崇功利主义,必然导致政府公共性迷失,而盲目迷信和依赖工具理性,又使得公务员陷入自私自利的泥潭。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存在着政策执行不力和政策执行扭曲等问题,其根源在于功利主义盛行、双重激励机制和目标置换。因此,要提升地方政府执行力,必须走出功利主义误区,积极倡导理想主义,培育公共精神,建设以人为本的行政伦理,同时还必须摒弃公务员晋升制度中的集权主义,重新确立价值理性的核心地位。

高校行政化的法理解读与法律重构

高等学校行政化有其深刻的法理与法律逻辑。现行教育法律对高校的法律地位定位模糊、政府与高校权利配置失衡,导致政府权力扩张和学校自主权式微;高校作为特殊的行政主体拥有行政权力和基于办学自主权的思维定势抵制行政规范的约束以及司法审查,使高校行政权力运行失范,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和重要权利受损;而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的缺陷导致行政权力高度集中与学术权力的萎缩。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基础性工程是依法确定公立高校的特殊公法人地位,凸显学术自由作为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的价值,使高校在自治范围内自由、自律、自责的发展,避免教育行政的违法或不正当干预;进一步完善高校治理结构建构,彰显学术权力在高校治理中核心地位与本体价值。

公共精神:政府执行力的价值跃迁引擎——基于国家治理的视角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提出,政府执行力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对政府执行力的解构,不能囿于工具理性层面,造成"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遮蔽",必须消弭工具理性霸权,从价值理性向度寻根求解。政府执行力之价值理性涉及执行主体与客体的自觉能动性、执行意愿、价值吁求以及内在动力等方面。政府执行力归根结蒂要受精神力量驱使。公共精神作为一种无形的支配力量,贯穿渗透于行政执行的主体、客体、手段、价值取向以及执行目标等环节,透过对执行主体、客体、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传导于政府执行力。当各种社会主体都将公共精神内化于己时,政府执行力就有了共同的价值基础,国家治理机制的运转就会更加和谐持久。当前公共精神在我国尚属稀缺资源,与提升政府执行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诉求相去甚远。必须通过切实有效的制度设计,使公共精神根植于社会主体心灵深处,成为人们自觉认同的道德信仰、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