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后二年赐田宅制度试探——《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二

《二年律令》第一次发现汉代赐田宅的具体数字。吕后二年的赐田宅 ,是按不同等级进行分配 ,爵位最高的彻侯可食邑、受 1 0 5宅 ,没爵位的庶民只受田 1顷、1宅。这种受田宅制度 ,实际就是名田制。《二年律令》中的赐田宅制度 ,与秦商鞅变法 ,汉五年及汉武帝时的军功赐田宅制相比较 ,他们之间既有联系 ,又有明显的不同。说明《二年律令》中的赐田宅制度并非西汉的通制 ,而是吕后当政时为适应其政治需要而制定的具体政策。这一政策培植一大批军功地主 ,形成汉初军功地主掌权的局面。

朱绍侯先生与军功爵制研究

朱绍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秦汉史研究专家。他在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军功爵制和简牍学等研究领域,都有很多建树。其中对军功爵制的研究用力尤多、成就最著。其主要贡献在于厘清了军功爵制产生、发展直至衰亡的基本线索,揭示了军功爵制的价值、历史地位和作用等。

治学不为媚时语 惟寻真知启后人——朱绍侯先生访谈录

朱绍侯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半个世纪来笔耕不辍,在中国古代史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在对他的访谈中,内容涉及到了其治学经历、主要学术成果、学术风格及他长期形成的史学观和方法论等诸多方面。最后,朱先生还对当前学术研究的环境和风气提出了自己的评判,并对21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乐观的展望。

从《二年律令》看汉初二十级军功爵的价值——《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四

军功爵制本是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的重要军政制度 ,但由于史书记载分散、简略 ,后人已很难知道军功爵制的真实价值。根据《二年律令》的珍贵资料 ,从经济价值、政治价值、以爵赎人、赎罪等方面来看 ,军功爵制在西汉初年仍具有真实的价值。例如 ,西汉初年各级军功爵受田宅的具体数量、爵制与官级的对比关系 ,一级爵可以免死罪一人等是前所未见的资料。因军功受田宅制实际上就是名田制 ,汉政府就是通过名田制培埴了一大批大、中、小军功地主和大量的自耕农。故说汉初是军功地主的天下 。

春秋至秦统一后“五大夫”在军功爵中的历史定位(下)

"五大夫"爵,于两汉时期,一直是吏六百石及高爵(官爵)的分界点。但春秋时期"五大夫"便已被授予,传世文献中,至少可见魏、秦、赵等三国。"五大夫"既是爵名,也是官名。当时能够领兵作战的将领,多必须拥有"五大夫"爵,因"五大夫"是赏给对国家有极大功劳之人。商鞅变法中,得爵"五大夫"者,除了可享有《商君书》所规范的一切高爵权益,还能免除徭役,食邑最多者可高达六百家。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五大夫"的政治权益虽多和统一前重迭,但秦时的领土,已是由偏处西陲而扩张至全国,史料及新近出土的简牍中,虽未见秦统一后,又增多了哪些权益,但至少在食邑上,恐将随其地域的扩展程度,而得到更高的受益。此外,秦始皇二十八年(219BC),除了授为其遮风避雨的大树为"五大夫",还将陪同其出游及参与议政的大臣,从战国时期的十级门坎,下降至第九等"五大夫"。秦始皇用皇权高举了"五大夫"的尊宠形象,使"五大夫"因此而奠定了更崇高的政治地位,此举或已深植人心,故至汉初惠帝即位,便将"五大夫"规范为官爵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