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视域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策略研究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各地基层政府积极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同时,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也面临着党建引领作用发挥不充分、激励机制不完善、创新内生动力不足、社会合力尚未形成等困境。为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增进公共利益,需进一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应通过强化党建引领以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正确,完善创新机制以创设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良性环境,激发创新内生动力以实现创新的自主性生长,并通过打造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开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新局面。

“三治融合”与重构基层社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治理。2013年,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建设肇始于浙江省桐乡市。十年来,它从一个地方创新上升为中央政策,进而被扩散到全国,这充分体现了“三治融合”在破解基层治理难题上所具有的成效。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三治融合”能够从根本上突破已有基层治理的局限,从而型构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更进一步地,“三治融合”对于现代基层社会的重构是否具有关键意义?本期编发的笔谈有针对性地回应了上述问题,我们期待引发学界对“三治融合”与重构基层社会的关注和争鸣。张文显教授认为,“三治融合”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命题的实践依据和理论来源,它从“盆景”变成为“风景”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和政治逻辑。当前,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三治融合”)是一个不宜更改的科学概念。徐勇教授认为,面向未来,进一步创新发展“三治融合”,必须走体系化的道路,包括加快构建完善组织体系、工作体系、服务体系、制度体系、支持体系和理论体系,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邱泽奇教授认为,在现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异质性不断增强,基层社会与世界的关联性增强,基层社会结构出现了尾部断链的格局,出现了零散化的个人与整体化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冲突。创新基层治理,首要的是重构基层社会,而桐乡的“三治融合”实践对此作出了积极探索。何显明教授认为,桐乡“三治融合”贯穿着三大议程:一是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共治;二是多元治理资源的优化整合;三是多元治理工具的融合赋能。

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运作逻辑与形成机理——基于山东省大户陈家党建示范区的个案分析

党治基层是认识和理解中国基层党建转型的实践基础。基层党建转型要求调整党群关系与凸显治理属性,推动形式党建向功能党建转型,组织基层党员参与乡村治理,更好地践行党建的群众路线方针。通过山东省大户陈家党建示范区案例引介发现,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推动基层党组织统筹运作,通过设置包括党小组长和网格员在内的制度节点,彰显党员联户网格化的治理优势,激活党员身份感,成为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运作逻辑,从而激发党员先进性与积极性,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形成机理在于形塑党组织的治理责任权、组织动员的身份在场和具体事务的治理嵌入。以乡村治理激活基层党建,遵循的是治理视角,这也是新时代基层党建转型思路的逻辑起点。

媒介化治理的基层本土实践:样态、结构与范式

媒介化治理是将媒介化作为治理资源,促进媒介逻辑对公共空间、公共政策、社会生活和社会治理的全方位渗透,同时将人民民主的价值理性融入和贯穿治理全过程,实现媒介化治理与社会结构、政治逻辑的有机结合与互动。中国的媒介化治理应在媒介化政治和媒介化社会两种语境下加以洞察。媒介化政治层面,解决的是媒介化治理的理念问题或治理目标问题;媒介政策演进、新技术迭代更新、平台化趋势等编织的媒介化社会景观,为媒介化治理提供了实践之基。以融媒构建多元化的公众参与通道;通过数据聚合,型构治理扁平化结构,实现精准治理;以服务型治理方式实现柔性治理手段与国家治理刚性结构的有机融合,这些媒介化治理的基层实践,构建了独特且重要的传播景观,彰显了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成为理解媒介化治理“中国之治”的破题之钥。

明代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研究--以老人调处纠纷制度的兴衰为视角

老人制度作为独立于国家政权体系的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环节,在中国传统法律实践中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出于"以良民治良民"的考量,明初统治者充分汲取乡民自治与官府控制这一双层治理路径的实质内涵,通过《教民榜文》正式确立了包含民间与官方两种面向的老人制度。该制度在明代中前期发展到顶峰,老人在调处纠纷的过程中往往处于主导地位;但由于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冲击,老人的作用逐渐被官方权力所束缚,其开始扮演协助官府决断纠纷的配角。从老人调处纠纷制度的兴衰可一窥明代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的转向与全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风险演变及生成机理

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人类社会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风险与挑战不断增多,其中乡村社会也是风险发生的重要场域。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风险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并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乡村社会风险;后税费时代工业化、城镇化深化发展中的乡村社会风险;新时期现代化进程加快中的乡村社会风险。整体来看,乡村社会风险呈现出时代演变规律,表现为:“自上而下资源汲取”引发的风险转向“自上而下资源赋予”下的风险;基本生计需求引发的风险转向更高层次服务供需不平衡引发的风险;乡村内部治安管理纠纷引发的风险转向开放流动社会中的社会风险;早期乡村工业化污染引发的风险转向局部生态系统破坏引发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风险的生成与演变有其内在机理,体现为:国家战略目标实施与乡村发展实际之间的张力;社会流动下的基层政权“悬浮”与治理重心“下移”中的运行困境;不同类型权力主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利益共性与差异;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总体来看,乡村社会风险既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人类要解决风险必须充分认识自然,提高驾驭自然、驾驭社会的能力,认识并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在实践中不断创新解决社会风险的方法与手段。

党建化治理:乡村振兴进程中基层改革创新特征和逻辑

新时代,基层改革创新的党建化色彩愈加浓厚,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党建化治理模式。党建化治理突出党建功能发挥,注重优势治理和共同缔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强调积极治理与为民服务相融合的治理机制及行为,注重融合发展和集成治理,致力于探索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实现方式。基于党建化治理视野,乡村振兴进程中推动基层改革创新要注重强化党建势能和属性治理,巩固拓展党组织为民服务功能,促进公共治理的简约高效化,全面塑造党领共治的治理网络,推动引领型协同治理与积极型互动治理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促进基层社会发展和善治能力增强。

法治社会的规范意涵及建设路径研究

法治社会意指社会主体自下而上地借助国家立法与社会自发形成的规则实现社会自治,并同时针对公权力展开持续的监督与制约,其与“法治政府”“社会治理”相比有着不同的规范意涵。法治社会命题的提出立基于法治内含的社会面向、社会转型期多元化的价值理念及其潜在的冲突,以及对政府推进型法治的反思。这一命题的实践革新了我国传统的法治发展模式,标志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初步完成。法治社会的建设路径在于政府主动放权,充分提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自我发展的自由度;同时,赋予公益性、互益性社会组织以更多的自由,打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逐步减少行政扶植,实现社会组织的多元竞争化发展。

西藏牧区基层社会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探析

西藏牧区作为西藏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海拔高、范围广和居住分散等原因,其社会治理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根据“治理理论”的思想,多元治理的效用是最大的。过去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单一的,不利于发挥综合力量的作用。为此,要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基本原则,聚合社会力量,激活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基层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该文通过对西藏牧区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西藏推进牧区基层社会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对策建议。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保障研究

基层社会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通常被认为是具有人口、文化、地缘属性的组织形态,与社会成员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从农耕文明向商工文明的转型,基层社会的传统属性已有重大改观。国家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挑战和更高要求。依据治理理论,基层社会治理表现为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治理目标的多向度性。在法学视域中,法治保障是基层社会治理和保持社会秩序稳定的基本要求和必要途径。法治保障的回应体现在,国家法与“民间法”并举,强化法治思维,健全配套机制,实行“三治”融合。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对基层社会治理法治保障进行深入研究正当其时。

“五社联动”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和推进策略

“五社联动”是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其本质就是通过整合社区“两委”的统筹优势、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优势、志愿组织动员优势和社会慈善资源广泛优势,不断满足人们多样化社会需求,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过程。“五社联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我们在外部要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在内部要形成有效的联动机制,因地制宜选择适合当地情况的发展模式,推动广大居民积极参与。推进“五社联动”有效运作,政府要加快简政放权、“五社”主体要找准自身定位,发挥优势,以利益共同体建设促进治理共同体发展,同时,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实现治理能力的提升。

“法外治理”:社区调解与中国基层社会的非正式控制

由于转型时期社区矛盾和民事纠纷的增加,社区调解对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和秩序控制的作用日益变得重要。社区调解源于传统中国乡村自治基于法外情理的民事调解,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中被赋予新的涵义,它可以被界定为一种"法外治理",既强调法外的情与理的运作,又主张法、情、理三者的结合。与正式社会控制不同的是,作为非正式控制方式的社区调解,其社会功能不仅在于秩序控制,而且在于社区团结和社区自治。居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其在社区调解中的角色正面临挑战,但是社区调解的变化本身也是居委会重建其自治功能的机遇。

我国少数民族基层社会治理的文化传统论析——以苗族议榔制为例

我国少数民族在传承中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多姿多彩的制度文化。议榔制是苗族传统制度文化的精髓,是苗族基层政治生活的基本运行机制,是维系苗族村寨和谐共处的基本制度平台。议榔制体现了苗族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平等人格,治理绩效的团结策略,治理过程的互助机制,治理目的的和谐导向,发挥了政治整合功能。这一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一致性,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文化纽带,是促进苗族聚居区和杂散居区基层社会和谐治理的文化基础。

吸纳式服务: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转型中的一个过渡机制

"后单位时期"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理论上是如何处理"国家-社会"关系的问题。对中国社会来说,社会治理转型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不是一个简单的二维关系特征,该变化是在党、国家与社会三维框架中展开的。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基层党组织依靠"双轨化"的功能结构,一方面选择性地吸收社会力量,实现国家意志向社会"渗入";另一方面以服务为导向,通过吸收社会力量"反哺"社会建设。这一"党社互动"过程可以归纳为"吸纳式服务"。通过对广州开发区异地务工人员管理服务创新的案例研究发现,"吸纳式服务"在"双重整合"的运行逻辑下,呈现了"控制-支持"的"重层式"功能特征,有助于从增进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缓解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造成的制度摩擦与转型压力。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的持续推进和社会自主力量的成熟壮大,党组织与社会主体的互动方式将逐渐由"嵌入式引领"为主,向突出"兜底式服务"的方向转变。

关于村民自治理性化的若干思考

目前 ,村民自治运行中的非理性化问题 ,已成为制约村民自治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解决这一问题 ,基本思路是 :构建乡政—村治规范化的良性互动关系模式 ,保持乡村公共权力体系内在张力的动态平衡 ;消解村民自治权威与村党组织政治权威之间的冲突 ,在党的领导下构筑农村基层社会一元性公共权威 ;在改造传统农业社会的过程中加速农民的现代性转换 ,为村民自治培育成熟的、理性化的主体 ;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和高效能的社会整合机制 ,为村民自治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

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双重变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研究综述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是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以基层治理现代化为目标,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资源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的创新过程。实践中主要以深化基层机构改革、构建区域化党建工作体系、向基层赋权赋能等为创新方式,具有增强治理综合性、协同性和夯实党执政根基的双重作用。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深入,要深化对引领作用的认识,以法治化的明权确责提升基层党建引领能力,将党建引领创新机制融入基层治理制度体系,推动党建与治理的深度融入,以机制创新提升治理效能。

从“守望相助”到“吏治应以团练为先”——由团练组织的发展演变看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中 ,保甲制度是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实行有效控制和管理的手段 ,而团练源于保甲。通过对团练组织、功能等方面发展流变的历史考察 ,可以看到 ,随着基层社会自身系统发展的趋于成熟 ,团练逐渐从幕后走到前台 ,其作用日益突出。清中后期 ,团练势力的崛起 。

政党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层社会治理

用“政党-国家-社会”范式来重新诠释、反思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国经验,才能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转型与机制创新,进一步开拓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服务功能。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组织网络,经由嵌入式治理中的功能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和资源性嵌入、吸纳型政治中的“政党吸纳社会”和“政党吸纳行政”、政党统合治理中的使命型政党、政治社会化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培育等方式,实现了政党治理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行动中,以强大的政党合法性为基础,以合法性政治动员为手段,通过吸纳机制整合社会力量,通过服务引领机制提升政党服务效能,强化了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的网络渗透,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基层社会的有效引领、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全面推进了政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未来社会治理提供了借鉴。

党建引领嵌入社区治理的机制研究——以豫东B街道“红色物业”为例

加强党建引领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红色物业”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载体之一。在“红色物业”中,党组织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党员个体双重嵌入方式,实现了一种嵌入式引领。党建嵌入物业,不仅彰显“红”的色彩,而且具有“治”的绩效,优化了基层党的建设、物业管理和社区治理。嵌入式引领,不仅仅是“红色物业”的运作机制,而且呈现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一般性机制:横向维度的“横向到边”、纵向维度的“纵向到底”、横纵向维度综合的网格化“嵌入式引领”。超脱“国家—社会”二维分析框架,选择“政党—国家—社会”三维分析框架,不仅契合中国特色化、本土化的治理实践,而且是建构基层党建研究本土性分析范式的可行性举措。

基层治理变革:转型期农村发展的新趋势

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农民的主体权利意识与民主法治观念逐步提高,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和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与热情度显著增强。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在转型期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背景下开始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乡村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是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现实背景与基本前提,同时,基层治理变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又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转型期,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乡村基层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深刻变化,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必然性,成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与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出路与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