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建设的纪实文献研究

陕甘宁边区建设的纪实文献,可分为党政机关发布的纪实文献、新闻报道、当事人记载三大种类。党政机构发布的文件,政治性和政策性强,记事严谨,近乎档案;新闻报道类文献,记事及时而面广,可靠程度因人而异;当事人记载,记述面向更为丰富,但会因个人好恶或避嫌形成偏见。在边区纪实文献的阅读、运用基础上,必须广泛参考其他材料,参稽比勘、取长补短,当同一问题遭遇不同说法时,尤须细细辨析、择善而从。

民初国会政制研究中几个关键问题

民初国会政治研究已奠定良好的基础,但仍有一些重要问题尚存思考余地。就"机运"而言,中国代议制国会的创建与构成其否定因素的"直接民主"观念为国人所认知同步,可谓生不逢时。从政体角度观察,在分权体制下《临时约法》赋予国会单方面制衡行政的诸多特权是否合宜,也成问题。民初政党发育不成熟,相互制衡的两大主流政党未能形成,难以支持国会及责任内阁制的正常运作。国会政治运作不成功,非尽关乎地方自治导致的政治"碎片化",民初地方自治体现的是一种"中央方向上的地方主义",并不一定构成国会政治的否定因素。真正对民初国会具有杀伤力的是国民党在"统一"名义下实施的一党专政,这种专政在"直接民主"幌子下实施,最终导致代议制国会严重畸变。

强有力政府与政党内阁:民初建立共和政治的困境——以孙中山与宋教仁的共和政治设计为中心

辛亥革命爆发以前,孙中山与宋教仁对如何实现共和政治有着不同的设计,其要点是需要一段时间革命党独揽大权还是立即实行民主宪政;是权力比较集中的总统制还是限制总统权力的内阁制;是一党制还是两党制。由于武昌起义以后的政治现实,孙中山和宋教仁的设计都没有实现,共和政治的建立陷入困境。

现代国家政权在甘南藏区合法性建构的开端——民国时期甘南拉卜楞藏区保甲推行及其绩效考察

1927年,甘肃省政府借调解拉卜楞寺与宁海军冲突之际,于拉卜楞藏区设立设治局,并于其后开始了保甲编查。就保甲推行绩效而言,由于藏区旧有地方政教体系的影响与阻力,保甲制度在拉卜楞藏区基层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十分有限。但保甲编查的最终完成,仍然成为藏区基层政治体制裂变与政治合法性基础重构的开端。

论“政权党”——以当代俄罗斯和中华民国初年政党政治为例

本文详细考察了当代俄罗斯和中华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和政治制度,认为二者都是以政权党为显著特征的政党政治,表现出总统重视政党的作用,善于利用政权党来巩固政治地位但又超越政权党,具有不受任何党派约束的巨大权威;政权党虽然能得到总统的支持,但是无法成为执政党,因而表现出既支持政府又批评政府,既与政府合作又与政府斗争的特征。由此得出结论,政权党是一种在政党与政权关系问题上相对于执政党、在野党之外的又一政党类型,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基础。

集权分权之争与民初军政－－民初中央局地方关系研究系列之一

集权与分权问题是民初政坛中央与地方争论的焦点．这在军权问题上也有深刻反映。围绕对军权的控制问题，双方产生了一系列的冲突，最终中央政府借助武力，同时采取一系列加强中央军权的措施，暂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军事体系。

民初政体模式失效的反思——以政党政治与军权政治为视角

民初政体模式实践在内阁制与总统制间经过了一系列的反复,这种反复,不论胜负,都可视为辛亥革命的成果。其间,政党政治蔚为壮观,然而浩大的声势并不能遮掩其幼稚的本质,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共和党、国民党、民主党等都因其自身的幼稚与脆弱未能守住资产阶级的政体。当袁世凯祭起军权独裁的大旗时,民初的政体模式已经走向了它的宿命,无论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都只能是昙花一现。

民主政治的忧虑

民初活跃于中国历史舞台上的议会民主政治因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全相背离 ,再加上中国皇权主义思想的深远影响 。

法律史视野下的西北地区基层政权组织研究——以民国时期为例

基层政权建设是我国政治文明体制建设中的重心和基础,关系到政治体制和国家安全的稳定,是历代中央政府关注的要务之一。由于西北地区具有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靠近京畿的特点,历代中央政府尤其是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央政府对西北地区的政权建设尤为重视,特别是基层政权建设,形成了一整套迥异于其他地区,适合于当时西北地区客观环境的基层政权体系,对稳定当时西北地区政局和国家安全提供了基层建设的制度保障。

民国时期晋北地区基层政权的嬗变及启示

在中国历代政治结构中,基层政权的安定与否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在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帝制时期后,中国基层政权组织无论是外在制度设计还是内部权力结构均已相对稳定。民国时期,晋北基层政权大体经历了官绅合治——乡绅自治——初现民治的三次转向。一方面,晋北基层政权在强大的权力惯性面前展现出一定的内卷化倾向;另一方面,这种基层权力的分化重组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基层政权的旧有面貌。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晋北部分乡村地区崭露出了民主的曙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权发展规律研究

纵观70年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权的发展历程,其发展规律呈现出四大特征:话语权地位在不同时期和当时的政治生态环境总相关;话语权内容在不同时期总是反映当时国家领导人重要理论成果;话语权精神内核总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命题;话语权发展趋势最终是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对提高新时代思想政治课话语权启迪有三:必须继续强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必须持续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方式;必须强化党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领导。

郭秉文、杨杏佛与1927年鼎革之际教育界的权势转移

郭秉文与杨杏佛为近代教育史中无法绕开的两个人物,两人均对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因为教育理念与政治倾向的迥异,两人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由亲到疏,再到反目成仇的过程,并由此引发了江苏教育界权力结构的裂变。1924年,郭秉文及东南大学校董会因经费支绌裁撤工科,杨杏佛被迫离校。此后,包括1925年东大“易长”风潮的发生,1927年东大的改组等无一例外地与二人有关。1928年,在教育界如日中天的杨氏又努力推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改组,迫使代表郭秉文等“北洋旧人”难以在教育界立足。两人的经历在鼎革之际的教育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的命运沉浮不仅是两个时代的缩影,而且也折射出1927年前后教育界的革故鼎新与权势转移。

乡村基层权力与城市扩张——以民国时期广州河南开发为例

本文试图以民国时期广州河南的开发为例,探讨乡村基层权力如何应对代表着国家政权的城市扩张。在清代的开发历程中,河南形成了街市与乡村两套不同的乡村权力体系。民国时期,近河一带的街市被划入市区范围,而内陆乡村基层权力先后掌握在乡团联团和区公所的手中。当20世纪30年代广州市政府推行发展河南计划时,盘根错杂的乡村权力关系极大地牵制着市政权限的扩张。

章太炎对民初政局的批评及其内在困境

民国成立后,章太炎回国参与新政权的建设,他目睹当时盛行的参照西洋各国政治建制来探讨未来中国的制度建设,强调为政者应做到"先综核后统一",在明晰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对症下药,通过有效的政治治理,来"巩固国权",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因此他对讲求西学的政坛新锐极不信任,希望能任用清末的立宪派与原清廷的旧官吏,依靠他们的行政经验来稳固政治与社会局面。另一方面,基于实现民权的理想,他对新成立的临时参议院与其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展开批评,认为这些并不能真正代表民众意志。但章太炎的内在困境在于,在他的政治视野里,作为主权所有者的广大国民,始终是"沉默的大多数"。章氏所仰赖的政治实践主体,只是在立宪派与旧官吏到国民党人之间转换而已。他无法找到新的政治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