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私修类书与律赋关系略论

作为文学体裁的赋与作为书籍体式的类书,虽然分属于不同领域,产生于不同时代,但两者在功能、题材、体例等方面有着天然联系。中晚唐时期的私修类书与律赋,在上述联系的基础上,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两者在科举考试这一相同的背景下出现,有着相似的生成机制和政治教化功能,也正因为如此,此期的私修类书对律赋的体制特点、理论主张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老子》、《易传》及汉唐时期哲学家们的过程论和生成论思想

在中国古代的《老子》、《周易》等文献中,以及汉、唐时期的众多哲学家们的相关论述中已经产生了很多关于有无相生、对立相化、万物自化、生生不息、循环周始、化无穷极的论述,在这些论述中不同程度地体现着过程论和生成论的复杂自组织思想。

试论《焦氏易林》的易学建构

作为汉代经学兴盛时期的诠《易》佳著,《焦氏易林》将《周易》六十四卦演化为四千〇九十六卦、配以四千〇九十六林辞,以独特的文本形式和筮占应用显示其卓异的易学建构。一方面,《易林》融《诗经》《易经》于一体,因易象立文辞、以文辞释卦象,创造出万象缤纷、运舞不休的易象世界;另一方面,《易林》揭橥易象世界之中的恒常天道与非常之变,呈现为六十四卦值日以及四千〇九十六个之卦的易学文本形式,而每一次筮占操作则成为激活《易林》文本的生存论契机。《易林》以六十四卦值日的卦气说统摄纷纭活泼的易象世界,这种易学创制是《周易》在汉代天人之学背景下的创造性诠释,是汉代易学的杰出典范,值得深入研究。

史学理论视野下的唐修正史探析

对于唐修正史问题的考察,应回到历史"现场",采用历史主义的态度予以整体性观照,进而从史学发展的连续性中探寻唐初史学演进的脉络。唐初政治家、史学家以政治性需求与学术性考量二重性原则为指导,历时30年先后撰成八部正史。从八部正史成书的时间与撰修的过程来看,唐初正史编纂的演进有着内在的逻辑。在运用纪传体撰写断代史已成为修史范式的背景下,唐初当权者对李延寿《南史》与《北史》的成就与地位,采取包容与肯定的态度,从而使唐初正史的编纂兼具断代与会通两种不同风格。在史书性质上,唐初所修八部正史可以分为官修正史和私修正史两大类型。从二十四史成书的历程来看,唐初正史的编纂处于私修向官修的范式转型期。

晋唐方书兴盛的时代背景探析

晋唐经方类著作在总量上远超过医经类著作,使该期医学呈现出"重术轻理"的特征。试图从社会生活、文化、科技、医学教育等大背景入手,揭示方书兴盛的时代原因。在战乱年代,直接从方书中找寻治法,无疑是最快捷有效的自救方式,方书正因通俗的便民特质而易于流通。又因当时印刷术尚未普及,理论性医著的流通极其局限,医学教育又多是师徒之间的秘授,故大多数人无法接触到医学理论,因此理论性著作较少,方书中亦少有病因病机及组方理法的阐释。故不应忽略科技、教育等时代局限而将晋唐时期在方剂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简单地定位于"经验用方的积累"阶段,若将晋唐经方与《诸病源候论》联系起来解读,或许会对其背后的组方理法收获更深刻的认识。

论南朝至唐代“人文化成”文学观的流行历史

“人文化成”之说源于《周易》“文”说,具有原始美学的价值。在齐梁文学风气兴盛、文笔说流行的背景下,被刘勰及萧氏兄弟等人适时引入文学理论范畴,成为齐梁文学的基本原理。唐初诸史沿用齐梁文说,使此说更得以流行,成为初唐文论的常调。但在初盛唐复古文学流行之后,其说逐渐淡出。传统评价,将此论仅视为对齐梁文学的批评观点、单纯从文学复古、重视教化的方面来阐述,并没有凸现从齐梁到唐代人文说流行的全部事实真相。“人文化成说”,至少是在使用过程中,具有用其来缘饰上层的文治及其文学创作的功能。

唐甄“悦”道的文化阐释

唐甄所著《潜书》,汇集了众多的文化词,"悦"便是其一。长期以来,学界对唐甄晚年大力提倡的"悦"道说解纷纭,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唐甄及其思想的解读与研判。从《潜书》文本语义分析,唐甄"悦"道不是走向自我适意和自我放任,而是由超越现实困境的个体自适与心忧天下的士子情怀构成,包含了旷达淡然的人生追求、超然物外的生命体悟、安贫乐道的士人情怀等文化内涵。唐甄"悦"道与其经世传统、批判精神并不矛盾,而是不同层面展开的问题,体现了不一样的人生追求。

丁若镛对京房辟卦说的批判

丁若镛的推移说是基于辟卦说而展开的理论,其14辟卦说的根源可追溯到京房的12辟卦。丁若镛虽采用京房易中的"辟卦"一语,但总体上对京房的辟卦说持批判态度。其中丁若镛对京房辟卦说的批判主要见于《易学绪言》中的《汉魏遗义论》、《唐书卦气论》、《班固艺文志论》等。尤其是《唐书卦气论》,对京房的辟卦说和分卦直日法进行了详细的批评,是揭示茶山易与京房易关系的重要资料。笔者试图通过这些零散的资料,重新整合丁若镛对京房易的批判。京房易的特征在于阴阳灾变说,丁若镛严厉地批判此是沦于左道和邪僻的术数。易学史上,京房被公认为最早使用"辟卦"一语之人,但丁若镛不仅主张"辟卦"一语在京房以前便已使用,并将其起源追溯到《周易》的形成时期。但笔者认为丁若镛缺乏支撑自身推测的充分文献证据,故而批判性地探讨了他的主张。京房根据与汉代身份制相对应的辟、公、候、卿大夫等品阶对64卦进行了分类。但丁若镛认为辟卦称为君主卦,不能解释为只有天子才能使用辟卦。另外,他还认为把辟卦设定为君主卦就如君主统治臣下,辟卦作为中心卦统制其它各卦。另一方面,丁若镛还批判京房的分卦直日法是过于复杂、支离破碎的理论,是易家的蔀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