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汉酌金”立法思想视域下的清代丁忧制度

丁忧制度从儒家伦理中的孝道思想演变而来,自汉代开始逐渐法律化,形成了一项职官制度。清代作为边疆民族统治中原王朝,不仅吸收了明代汉文化中丁忧制度的经验,同时也融合了本族习惯,“参汉酌金”将丁忧制度应用于清代官员制度中。“参汉”,即借鉴前代丁忧制度的回籍守制等规定,同时,具体内容也随着统治者的需求变化而不断改进。“酌金”,则体现于丁忧制度中对待满蒙与汉族官员的区别上。由于满蒙族不曾有丁忧的传统,为了兼顾其习惯,清代丁忧制度中的规定和实施对满蒙与汉官员都有所不同。除此之外,还有“夺情”这一历朝历代都存在的例外情形。“丁忧”是“孝”的体现,“夺情”便是与之不能两全的“忠”的代表。清代在“丁忧”的“孝”与“夺情”的“忠”之间也做出符合统治需要的调整。清代丁忧制度在“参汉酌金”立法思想下的核心理念体现在:清廷在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实践过程中重视主动学习模仿儒家文化,同时也注意保留自身的传统和习俗。

寒国考

古寒国出于逢蒙氏,逢蒙氏又为史前祝融部后裔豢龙族的一支。"五帝"时代后期,这一支族自今豫东鲁西地区迁居潍淄流域,夷夏交争之际一度依附于"因夏民以代夏政"的有穷氏后羿,后取代有穷氏而自为盟主,直到夏王少康即位前复为夏后氏所灭。按古本《竹书纪年》所记,寒国的存续年代,若从寒浞杀羿算起,至寒浞被杀为止,前后凡76年(约公元前1910-前1835年)。由部族史到华夏史,寒国的兴亡是个转关。民间传说的嫦娥本称"恒娥",为女巫之通名,其原型可能是寒国的女首领,亦即逢蒙氏之女祖。

法藏敦煌《汉书》节钞本残卷研究

法藏敦煌本《汉书》之《萧何曹参传》《张良传》及《项籍传》残卷,系隋唐以前的一种《汉书》节钞本遗存。考察敦煌节钞本残卷对《汉书》原篇的内容取舍和文字删节可知:删节者意在提供一种能适应普通读者需求的《汉书》简易文本;敦煌节钞本由删节后保留下来的《汉书》原文缀辑成篇,删节者力求于原书"只删不改",则又为该本文字的可靠性提供了基本保障。敦煌《汉书》节钞本残卷注文皆取自晋灼《汉书集注》,且保存晋灼注文之旧,可证晋灼《集注》乃初唐颜师古《汉书注》主要取资和依据对象之一。作为《汉书》的一种特殊文本形式,敦煌节钞本残卷对于早期《汉书》流传(尤其是隋唐以前在民间的流传)、文本变易、汉晋以来《汉书》注释等多方面的研究,以及今本《汉书》校订,都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论后羿神话背后的历史真相

从历史文献看,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后羿,那就是夏初的有穷后羿。他之所以被认为生活在帝尧之时,是因为他是丹朱部落的婚族,是帝尧的后代。夏帝太康到洛汭田猎百日不归期间,封豨、长蛇等六害是肆意残害夏民的六个部落的图腾。后羿平定六害,为夏王朝的稳定作出了贡献,但最后被伯明后寒派来的奸细寒浞(一名逢蒙)害死。少康复国之后,后羿被祀为主管降妖除魔和降雨的宗布之神。他是夏王朝忠臣,而不是许多人所认为的野心家。

《三老赵掾之碑》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1940年4月在青海省乐都县发现的《三老赵掾之碑》,是黄河上游地区发现的数量不多的汉碑之一,也是青海省迄今已知最早的一通石碑。此碑的出土面世,引起当时国内史学界、考古界和书法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该碑煌煌694字碑文,上补正史之缺漏,下增地方文献之异彩,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从《山水纯全集》看韩拙山水画创作笔墨观

韩拙《山水纯全集》是一部系统探讨山水画理论的著作,其在山水画笔墨方面见解独到,提出了"笔以立其形体,墨以别其阴阳""意在笔先""以气韵求其画""用笔四病"以及"规矩格法""画有八格"等观点。

中国山水画学中独特的写“真”观

通过荆浩、郭熙及韩拙画论中对自然之"真"的探讨,研究中国山水画创作中"写真"观念的提出、深化及其在创作中的落实,阐述中国山水画创作中独特写真观的形成过程,剖析其深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的精神实质和对后世中国山水画创作的影响。

试论韩拙山水画创作的方法论和精神观

《山水纯全集》是宋韩拙论述山水画理论的著作。长期以来理论界认为此书抄袭前人之说太多而无任何学术价值。但笔者认为韩拙在山水画的学习观方面见解独特,其采纳百家之长,弃其糟粕以及坚持"求古法、写真山"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都值得后人借鉴。同时批判了韩拙"凡学画者先执一家之体法,学之成就,方可变易为己格"的错误观点。

“清浊”观与汉晋人物品鉴论

"清浊"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命题。这一命题萌芽于气论,在两汉以"轻清重浊"构成审视天人关系的基本视角,又在汉晋人物品鉴中得到广泛应用,逐渐定性为"清贵浊贱"的依据,被确立为分辨优劣的重要标准。之后,受到"文如其人"观念的影响,"清浊"成为文学品评的理论命题。

汉末名士蔡邕家世及生平考述

以细致深入的文本阅读为基础,结合详尽的背景史料分析,考察汉末名士蔡邕的家世及生平。蔡邕的一生,大约与汉末顺、桓、灵三朝相始末,正值东汉王朝从衰败走向覆灭的时期。作为汉代乃至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通才式人物,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在书法、绘画、音律、碑诔、辞章、史志乃至天文律历、阴阳谶纬术数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当时的最高成就,且流风所及,影响深远。结合东汉末年的社会政治状况分析了蔡邕生不逢时的原因,并从5个阶段来评述他一生的经历及境遇。

蔡邕“从卓致死”本事刍议

董卓带兵入京,开启了汉末政坛军阀混战、动荡不安的局面。毫无疑问,作为一介残忍暴虐的武夫,他死不足惜,但他对蔡邕的恩遇和重用,却造就了蔡邕的悲剧命运。随着对董卓之死所发出的一声叹息,蔡邕被王允斥为附逆而下狱,最终死于非命。蔡邕之死,历来论者纷纭,观点不一。本文尝试结合汉末的政治环境及蔡邕的人生经历对他所造成的影响等方面,对蔡邕"从卓被杀"的原因进行多方面的分析。

董卓之乱与三国乱世的开端

董卓之乱自东汉中平六年(公元189)董卓率兵进入洛阳起,到初平三年(公元192)董卓被王允、吕布所杀,共历时4年。董卓之乱时间虽短,却使东汉朝政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汉室衰微,三国群雄在此期间先后登场,成为三国乱世的开端。

论何焯对柳文的批评

何焯很关注柳宗元的古文,对柳文有很多评论。但何焯对柳文基本持贬抑态度。何焯对柳文之"道",颇有疵议,认为柳文之"道"不合圣人之旨。同时,他以"雅"、"洁"的标准来批驳柳文之"文",认为柳文不"雅"、"少味"、不含蓄,需要删削。何焯对柳文的批评解读虽有不透彻且极为苛刻武断之处,但其对清代雅正的古文规范的建立、对方苞及桐城后学的文论产生重要影响,引领了桐城派文论的发展。

汉末关西诸部兴亡述论

东汉末年,随着中央政府的衰落,关西地区逐渐形成了以董卓为首的凉州官军,以韩遂、马腾为代表的凉州叛军,以丁原、吕布为首的并州官军以及以杨奉、韩暹等为代表的并州白波军等四股势力。四股势力随着董卓进京、迁都,逐渐联合控制了中央政府,并由此对中央政权展开争夺,从而走向衰落。关西诸部虽然臭名昭著,但其历史贡献及其对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确是不容忽视的。

《新元史》勘误两则

《新元史》在纠正《元史》错误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错误,张京华、黄曙辉总校的《新元史》于201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次修订再版系统地纠正了之前版本存在的疑误,全面吸收了学界的学术成果,为《新元史》之最新版本。查阅此次2018年版《新元史》发现其中存在两处疑误,予以指出考订勘误。

光武奖拔卓茂与东汉初年之“不尚争”

光武奖拔卓茂其用意有二:一是以道德标准压制军功标准,为"退功臣进文吏"做准备;二是借以倡导"柔以施德"、"导民不争"的为政理念,转变社会风尚。此举事关用人行政及政治理念,后果有得有失,从短期看得大于失,从长期看则失大于得。

论《后汉书》与《三国志》叙史之异--以《董卓传》为例

《三国志》和《后汉书》在叙史上有很多差异。《三国志》简略,《后汉书》丰赡;《三国志》平铺直叙,史料编排井然有序,《后汉书》合理调动史料顺序,将写人、叙事、议论、抒情融为一体;《三国志》理性准确,表达简明扼要,《后汉书》感性唯美,文学色彩浓郁。二书叙史差异与陈寿和范晔的成长环境、史料丰富度、思想、修史目的、时代学术风尚等有关。

夏代中兴史的可信度与接受史--兼评近代学界所谓“神话的历史化”假说

“夏代中兴史”包含太康失国、羿淀代夏、少康中兴三部分。清华简《四告》为夏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能与传世文献互证。根据内容细节、文本关系、三康之称、夏代积年等方面来看,夏代中兴史是周代人叙述的、具有较高可信度的记载;可能曾以典册的形式藏于西周王室,东周时留存于晋、魏,后传至楚地。今见于《左传》襄公四年的“羿淀代夏文本”在东汉早期以前一直作为少数人知晓的“逸史”存世,未收入《左传》;而在东汉中期附益于《左传》,遂使夏代中兴史成为被人熟知的“常史”。近代学者多认为早期历史来自“神话的历史化”;但夏史却呈现出“历史的神话化”现象。据此或可重新认识早期文献的形成与流传、夏史的真伪、“古史辨”运动的学术史地位等问题。

后羿、寒浞神话传说的历史钩沉

由于羿的名字有夷羿、仁羿、穷羿、后羿之别,其活动时间从五帝时代晚期直到夏代中期,长达数百年,而其行事更是善恶不分,忠奸并容。因为这样的原因,学术史上往往将羿分为几个形象来理解,并认同某些古文献所持态度,把羿当作反面人物来对待。实际上这些都是误解。认识后羿及寒浞的神话传说,至少应该把握三点事实:(一)无论是神性的羿还是人性的羿,无论是族名羿、地名羿、图腾羿,还是酋长羿,实际都是同一个羿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场合的不同表现而已;(二)就有关文献和考古资料可知,以后羿、寒浞为代表的东夷集团曾在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过程中创造过最先进的文化,东夷民族在当时众多民族部落中是一支实力最强大、影响最深远的民族;(三)战国秦汉文献中,对后羿、寒浞历史形象的批评否定,实际上是在"中原文化中心论"、"夷夏之辨"观念影响下,对东夷民族不公正态度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