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多元主义文化观再审视

作为五四时期知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杜亚泉关注国际政局和世界形势,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他对东西文明进行学理意义上的比较,主张多元主义和文化调和论,断定东西文明不仅是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的差异,而且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差异。他不承认西洋文明在总体上比中国文明优越和进步,认为中国文明可以“救济”西方文明,乃至对世界文明作出补救性贡献。这种文化调和论肯定中华文明有其自身的价值,力主通过东西文明的调和,创建以中国传统文明为根基的中国现代新文明,体现了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和对中华文明前途的担忧。这一思想顺应并揭示了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发展趋势:思想自由、价值多元与开放包容的格局。但他夸大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误解了欧战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消极影响,仅仅看到两种文明的民族性差异而否定两者之间更为明显的时代性差异则是错误的,这无益于东西文化问题的真正解决和中国现代新文明的建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域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不同于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思潮,或者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出发,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理解为否定发展和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途径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和个人生活方式的转变;或者从现代主义的视角,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理解为基于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自然条件,人类应当承担保护自然的责任和义务,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途径归结为通过严格的环境制度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学说,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理解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一种生态文明理念,践行生态文明发展方式与生活方式,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途径归结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论和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为基础,坚持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的生态生产发展观,坚持生态法治和生态德治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域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实践意义在于有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价值取向,提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科学途径,深化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转向和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大隈重信的“东西文明调和论”

东西文明调和论是日俄战争后在日本思想界兴起的一股带有文明使命观性质的思想潮流,其代表人物是大隈重信。该理论是作为解决当时欧美排斥日本移民问题的思想手段登上历史舞台的,其核心内容是"对于东洋来说,日本是西洋文明的介绍者;对于西洋来说,日本是东洋文明的代表者"。该理论为大隈重信的对外政策论:"支那保全论"和"日英同盟论"提供了理论支持。该理论具有对西洋先进国的从属性和对落后于西洋的东洋后进诸国的优越性的双重性质,其特征是完全无视东洋后进诸国的主权和自主性,因此最终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实施侵略的意识形态。

日本作家的巴黎体验与纪行文学研究(1920-1950)

法国巴黎作为二战前欧洲乃至世界文明的中心,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一度对世界各国产生巨大冲击,其影响力甚至波及了日本这一远东国家。随着20世纪20-50年代、世界局势的不断变化与“洋行”意义的交替更迭,日本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不断发生改变。在这一日本审视外界、同时又通过外界不断审视自己的历史独特期,金子光晴、横光利一和森有正三人以其鲜明的东西文明观,共同构成了20世纪20-50年代“洋行”背景下、独特的意识形态链与文化景观,是那个时代日本作家“巴黎”体验的缩影。而这些在其一篇篇纪行文学作品中都得到了具象化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