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现状及完善研究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自产生以来在维护司法权威、解决行政争议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通过搜集整理各地的规范性文件并进行分析之后,可以发现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的案件范围划分模糊,现有规范对负责人不出庭应诉的责任制约性弱,出庭负责人级别不统一以及各地普遍追求高应诉率的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出庭应诉范围、统一出庭应诉负责人级别、强化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考核监督、增强负责人的应诉能力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具体的实践做法,最后还应当改变单一追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的做法,正确引导新闻媒体作正面宣传,以此激发该项制度所蕴含的功能,推进行政审判的进步。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价值目标与现实定位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以“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及“缓解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压力”为价值目标。但经后续修改,“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这一价值目标不仅在内容架构中难以体现、在制度发展趋势与价值实现路径间产生割裂,且因自身的模糊性、开放性,导致“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这一价值目标名不副实。因此,应通过善用人民法院书面建议权及限缩行政机关任意指派人员出庭应诉的方式构建行政首长应诉制度,以落实“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要求。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现状与展望——兼对新《行政诉讼法》第3条第3款之检讨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至今已实施一年之久,从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和司法机关的生效裁判文书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行政机关正职负责人极少出庭,即使出庭也限于部分类型案件,副职负责人出庭应诉已成常态,且副职负责人与委托代理人在诉讼中多为一人。此外,负责人出庭的法律效果以宣示性为主,法院对于负责人未出庭的事由缺乏审查权限,需要靠行政机关强制性规定为补充。随着实践深入,应逐渐改革行政机关诉讼代理人机制,发挥司法建议的作用,完善行政诉讼公开机制,并赋予行政相对人对于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请求权。

法治一体建设视域中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作为一项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实践探索,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在24年间经历了依托文件推动的初创期、制度正式入法的生长期和司法解释实施的拓展期三个阶段。置身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制度功能应当得到全新阐释。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视域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具有以官员守法带动全民守法、以官民沟通促进实质化解、以个案处理实现诉源治理的时代价值,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为此提供了有力佐证。遵循法治政府建设要率先取得突破、带动法治社会建设的法治发展逻辑,应从必须出庭案件范围划定中的司法裁量、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取向的应诉表现和负责人出庭应诉实际效果的公开评价三个方面进一步予以完善。

关于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的思考

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是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席法庭进行应诉的活动。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作为行政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作为第一顺序人出庭应诉。实践中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率偏低,出庭应诉不发声情况普遍存在,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本身。在综合行政争议解决、宣示性功能实现和成本效益权衡等因素的基础上,明确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范围,人民法院建议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相配合,注重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应诉能力的提高,最终实现行政诉讼立法的预期价值。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浅析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其既能更好地保障司法公正与司法权威,又可以进一步推动依法行政和政府法治建设。目前,正副职负责人出庭应诉应当符合出庭应诉的"实质性要求",负责人出庭应诉行为具有权利和义务双重属性,负责人出庭应诉具有应诉主体的特殊性、应诉行为的实质性和应诉制度的系统性等体系的构建,在实践中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亟待相关部门出台措施予以解决。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运行省思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被认为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承载着优化审判环境、缓和官民矛盾、实质化解争议、推进依法行政的工具性价值。该项制度的生成和发展有其特定土壤,在司法环境不成熟时能够取得正向的改良效益,然而,该项制度面临着正当理由认定不明、委托制度运作偏误、出庭应诉性质界别不清、缺席裁判适用存疑等困惑。随着法治社会建设的日益完善,这项制度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在目前,仍要通过正当理由压缩不能出庭的空间,配套行政系统得力的支持措施,从而实现该项制度的优化和落地。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现实观察与制度完善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是特定阶段下产生的针对性很强的诉讼法律制度。该项制度经过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推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存在出庭应诉比例地区差异大、效果比较有限、强制出庭案件标准不一等难题。在制度保障上,问责形式、问责事由和问责主体均呈现出简单、空洞等形式化特征,操作性较弱。为此,要以案件重要性设定硬性出庭范围,搭建操作性强的问责监督体系,健全法院与政府协同互动的工作机制,推动该项制度价值的实现。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实践与反思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在实践中存在出庭应诉主体不规范、出庭应诉制度目的达成不能、出庭应诉状况地域差距明显等问题,应转变对其意义解读的关注重点,从该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两个角度进行分析论证,理性对待该制度。

论规范文本视阈下行政机关首长出庭应诉制度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正案在《行政诉讼法》中增加了一条作为第三条行政机关首长出庭应诉制度。至2018年,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出台司法解释、通知、意见细化行政机关首长出庭应诉制度。但行政机关首长出庭应诉制度仍存在规范设计不够科学、负责人推诿责任、督促乏力、监督缺位等问题。为此应当对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起草与执行进行有效管理、加强法院对出庭应诉人员的身份查验工作、充分发挥检察院对行政诉讼的监督职能。

行政诉讼中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研究

行政诉讼中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民告官的诉讼制度,将行政机关纳入到了司法监管中来,提高了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意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利,是中国进行法制化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在当前的司法实践过程中,行政诉讼中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存在着很多的问题,需要不断的进行完善。通过对行政诉讼中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制定的原因、背景、主要内容进行检查,通过分析和对比,探讨"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对行政法制化建设的积极意义,为法治化建设添砖加瓦。

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分析《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行政诉讼的受理难、审理难、执行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法院、行政机关从公共利益的维护者蜕变为理性选择的经济人,为逃避责任而选择不受理案件、不出庭应诉、不改变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新增的第3条中规定的行政案件受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修改的第26条中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三项制度都是专门针对此类逃避责任的行为而进行的责任强制,力图通过强制承担法律责任的设计,恢复其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法律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