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 of the Last Chagba Wanhu Hea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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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的西南实践:以容美土司为例

土司制度是传统时期王朝国家治理在西南地区展开的一个重要制度。通过考察容美土司种种所谓“非理越份”的僭越之举,本研究强调如下三点:其一,土司制度的推行并不意味着西南“自相君长”传统的消失,而是制度与传统的共舞,并呈现出“土王”相当大的主体性;其二,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传统的延续是当时为不同类型的人群所共享的一种观念,也是王朝国家治理过程中所建立的弹性、多元与包容的疆土管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三,不能被近代民族国家观念所桎梏,想当然地视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为国家治理与社会整合的阻力。事实上,他们先于中原王朝而在其治域内用一套挪用、模仿内地州县的制度与机制,整合土民,为后改土归流时代王朝国家实施州县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峡石柱土司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石柱土司文化特色突出,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我们应该在一般保护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客观实际情况,探讨开发式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振兴方法。发展土司文化旅游产业是一条可行的方法,对三峡库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壮族的英雄、家族与民族神:以桂西岑大将军庙为例

桂西岑大将军庙的核心“神格”是“岑怀远将军”。在岑氏土司历史上获得“怀远将军”头衔的是岑世兴 ,像岑大将军庙、歌圩等这些具有集体记忆性质的载体 ,为我们留下了一点点壮族先民活动的痕迹。

三岩“帕措”考

"帕措"是世界并不多见的父系氏族的残留,它主要分布在三岩一带。它的来源、分布、财产、婚姻以及它的内部组织、活动、议事规程都有其特征,文章在对这些特征进行描述的同时,运用社会学理论对"帕措"的正功能与反功能进行了分析和论证。

论明清时期土目的来源——土目研究系列之一

"土司无等可降"并非是土目的唯一来源,土目主要来源至少有七个,其形成既处于非官非民又亦官亦民的游离状态又多因多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司区各个层面各种势力消长,即使在土司降授为土目的过程中,朝廷对降授的地域空间均具有极大选择性。

借历史题目,作现代文章──丽江木氏土司府重建设计构思

文章介绍了云南丽江古城木氏土司府建筑设计的构思及其相关的细部处理。

明代周边形势及其影响下王朝中央对西南边陲壮族土司的认同与倚重

明代,北部边境有残元势力的南下威胁,西南边陲有安南的寇边,东南沿海有倭寇的侵扰。与此同时,各地方土司政权因其本身所固有的封建割据性对王朝中央亦存在着潜在的威胁。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为了强化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稳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明王朝决定以防边为上,整合各地武装力量,着力保障沿边沿海安全,因而对西南边陲壮族土司采取认同与倚重的态度,借助壮族土司之力保境守疆。由于王朝中央与壮族土司在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博弈中找到了利益的共区与平衡点,因而壮族土司制度得以在明代长期存在和发展并进入全盛时期。

改土归流与社区危机——主要以1505至1949年湘西土司区危机事件为例

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湘西改土归流前后各220年社会危机全过程分析后认为,造成非土司时期危机系数比土司时期的大、民国社会秩序比清代社会秩序混乱的根本原因,是民间组织频繁活动、选官制度受到严重挑战、边界地盘得不到尊重、现实政策背逆地方实际,而这些诱因与中央地方各级政权组织不采取改变基层社会组织结构、不以治本代替治标、消极转变治苗态度等息息相关。正是如此,家族村社一旦感到某些不适就燥动不安起来,从而导致危机事件无论从发生次数到动荡频率均历呈剧聚上升态势。而消弥危机事件主要途径,就是要设法弥补政策中的缺陷。

民国时期杂谷脑河流域的鸦片种植与族群互动——以佳山羌民杀团总事件为中心的讨论

本研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综合利用民间文书、口碑资料以及地方文献,透过对1923年发生在川西理县通化地方佳山羌民杀汉人团总事件的历史重构与解读,探讨了事件背后的政治经济与族群互动因素。文章认为,该历史事件之发生与民国时期杂谷脑河流域的鸦片种植关系密切。换言之,鸦片种植在此区域的普及化诱发了汉、羌族群对于土地资源的激烈竞争,在异常紧张的族群关系氛围中爆发了流血事件。由此,文章进一步讨论此历史事件对当地族群关系、族群认同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不同影响,从而表明族群间的认同、互动形式均与时代情境之变迁息息相关。

甘孜名人:司徒·曲吉迥乃

司徒·曲吉迥乃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人,他生活在十八世纪。司徒·曲吉迥乃重建了八邦寺,主持德格印经院的早期工作。司徒·曲吉迥乃作为大学者在佛学、文学、医学、美术等多方面有极大贡献,得到世人的敬仰。

乾隆再定两金川战争钩沉

大、小金川战争是清朝乾隆帝自诩的“十全武功”之一,尤其是第二次平定大、小金川,对清朝政府和大、小金川地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欲利用所读史料,对第二次大、小金川战争进行简单地梳理,以还历史原貌。

民国时期滇西土司制度变化探究——以南甸土司为例

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直到中华民国建立,滇西土司制度仍保存完整。民国政府对这一制度采取了渐进的改土归流,但它最终没能彻底革除土司制度。不可否认的是,民国政府对滇西土司采取的一些改土归流举措,动摇、瓦解了这一制度。土司的许多权力被新型管理机构或共同或单独行使,土司制度也逐步向国家统一行政建制过渡。这为解放初期滇西改土归流的彻底完成准备了条件,也提供了历史借鉴。

土司制度下的酉阳直隶州酉水流域后溪白氏土官考论

土司制度下的酉阳直隶州酉水流域后溪等地总管官实行世袭制,受朝廷直辖、授封,为朝廷进贡、效力、出兵打仗。宋元时期酉阳酉水流域名义上受酉阳冉土司管辖,实际有相对较大的权力和自由空间。明朝晚期至清初,酉阳酉水流域白总管归冉土司有效统辖和控制。

几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叶梅小说的文化解析

恩施土家族女作家叶梅，自1992年在《中国作家》发表中篇小说《撒忧的龙船河》以来，其创作出现了一个高潮，接连推出了十多个中篇，且都质量上乘。细读这些作品，不难发现作者的创作有一个统一的倾向：即都反映了几种文化的碰撞，以此来显示几种文化碰撞与融合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启迪人们的文化价值观。这也正是叶梅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及价值。

沙济富察氏与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

乾隆十一年(1746年)、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帝先后两次用兵大、小金川,战争历时近十年之久。大小金川之役中,沙济富察氏傅恒、明亮、奎林、福隆安、福康安、明仁等先后出征,为维护国家统一,保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大小金川之役也成为沙济富察氏再度崛起的重要转折点。

论云南彝族土司制度的渊源

土司制度是封建社会中央政府直接任用少数民族首领进行统治的地方自治制度,既是区域行政管理制度,又是纳入大一统的中央政府管制体系的一种制度。就云南彝族土司制度的渊源、成形来看,大致是滥觞于秦汉,萌芽于三国,肇始于魏晋南北朝,唐代全面推行"羁縻"政策,宣告了土司制度基本成形,经历了宋代对西南边疆更加谦和的民族政策,到元代正式实行土司制度,其间共有800年左右的历史。

试论清朝初期对侗族地区土司的管理

清朝初期,清政府十分重视对侗族地区土司的管理。广加招徕,准予承袭,制定并施行一系列严密的管理措施。这对于稳定和巩固西南边疆,起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侗族地区土司制度的腐朽,其弊端日渐显露,为雍正时期清政府于此进行改土归流提供了条件。

从土司制度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土司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采取的不同的民族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对土司制度的继承和摒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