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 of the Last Chagba Wanhu Hea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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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营造尺复原的土家族土司建筑断代与营造系统类型探索

土家族土司建筑采取既非官式、也非民居的地方做法,对于历史文献不足、建筑型制系统暂未明晰的地方建筑来说,断代面临难题。通过营造尺复原,建立营造尺序列,据此推断相关建筑年代,探讨土家族土司建筑年代一种判定方法的应用。针对本地区不同营造尺并行现象,提出在官式与民居建筑之外存在另一类地方高级建筑,或可称之为“地方官式建筑”,分属不同营造系统。这一探索有助于深化地域建筑断代研究、厘清我国传统建筑营造体系类型。

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的西南实践:以容美土司为例

土司制度是传统时期王朝国家治理在西南地区展开的一个重要制度。通过考察容美土司种种所谓“非理越份”的僭越之举,本研究强调如下三点:其一,土司制度的推行并不意味着西南“自相君长”传统的消失,而是制度与传统的共舞,并呈现出“土王”相当大的主体性;其二,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传统的延续是当时为不同类型的人群所共享的一种观念,也是王朝国家治理过程中所建立的弹性、多元与包容的疆土管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三,不能被近代民族国家观念所桎梏,想当然地视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为国家治理与社会整合的阻力。事实上,他们先于中原王朝而在其治域内用一套挪用、模仿内地州县的制度与机制,整合土民,为后改土归流时代王朝国家实施州县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代周边形势及其影响下王朝中央对西南边陲壮族土司的认同与倚重

明代,北部边境有残元势力的南下威胁,西南边陲有安南的寇边,东南沿海有倭寇的侵扰。与此同时,各地方土司政权因其本身所固有的封建割据性对王朝中央亦存在着潜在的威胁。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为了强化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稳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明王朝决定以防边为上,整合各地武装力量,着力保障沿边沿海安全,因而对西南边陲壮族土司采取认同与倚重的态度,借助壮族土司之力保境守疆。由于王朝中央与壮族土司在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博弈中找到了利益的共区与平衡点,因而壮族土司制度得以在明代长期存在和发展并进入全盛时期。

民国时期滇西土司制度变化探究——以南甸土司为例

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直到中华民国建立,滇西土司制度仍保存完整。民国政府对这一制度采取了渐进的改土归流,但它最终没能彻底革除土司制度。不可否认的是,民国政府对滇西土司采取的一些改土归流举措,动摇、瓦解了这一制度。土司的许多权力被新型管理机构或共同或单独行使,土司制度也逐步向国家统一行政建制过渡。这为解放初期滇西改土归流的彻底完成准备了条件,也提供了历史借鉴。

改土归流与社区危机——主要以1505至1949年湘西土司区危机事件为例

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湘西改土归流前后各220年社会危机全过程分析后认为,造成非土司时期危机系数比土司时期的大、民国社会秩序比清代社会秩序混乱的根本原因,是民间组织频繁活动、选官制度受到严重挑战、边界地盘得不到尊重、现实政策背逆地方实际,而这些诱因与中央地方各级政权组织不采取改变基层社会组织结构、不以治本代替治标、消极转变治苗态度等息息相关。正是如此,家族村社一旦感到某些不适就燥动不安起来,从而导致危机事件无论从发生次数到动荡频率均历呈剧聚上升态势。而消弥危机事件主要途径,就是要设法弥补政策中的缺陷。

土司制度下的酉阳直隶州酉水流域后溪白氏土官考论

土司制度下的酉阳直隶州酉水流域后溪等地总管官实行世袭制,受朝廷直辖、授封,为朝廷进贡、效力、出兵打仗。宋元时期酉阳酉水流域名义上受酉阳冉土司管辖,实际有相对较大的权力和自由空间。明朝晚期至清初,酉阳酉水流域白总管归冉土司有效统辖和控制。

从土司制度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土司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采取的不同的民族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对土司制度的继承和摒弃。

对明清时期庄浪卫鲁部土人的族群理论分析——以鲁氏历代家谱为中心

自明洪武九年以来,庄浪卫鲁氏家族及所辖土人部众在土官、土司体制下,形成地域稳定、文化介于番汉之间的新族群,直至民国废除土司、改土归流。在族群演进过程中,以权力尊崇为核心,基于众多历史史实和人物原型,形成了众多祖先传说和历史记忆。受强势主流文化的影响,按照帕克的同化理论,该族群与当时主流社会的互动可分为接触期、不稳定合作期及彻底同化三个时期,但最终没有同化于周边汉藏文化而是统一归化于现代社会。共同利益基础的丧失和族群内部生产关系的改变是族群消解的关键因素,鲁氏家族对权力的固守和对土民大众的疏离是族群崩解的重要原因,改土归流既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是族群崩解的最后推手。

近40年来明代甘青藏区土官土司制度研究综述

近40年来,学者对明代甘青藏区土官土司制度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整理出版相关史料及专著;证实了明代确实在甘青藏区实行过土官土司制度;对土官与土司两个概念进行辨析,阐述了甘青藏区实行土官土司制度的原因、类型及特点;分析了甘青藏区土官土司的来源及演变;以甘青藏区主要的土官土司家族为案例,探讨这一制度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对甘青藏区土官土司制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拉祜西头人制度:传统与国家力量影响下的变迁

本文在长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中缅边境拉祜西人的头人制度及其运作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低度分化的拉祜西社会以自然村(寨子)为传统政治组织的基本地域单位。四位头人(佛爷、着八、卡些和章利)分别管理本寨的佛事、寨神、世俗事务及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头人之间的分工大致明确,但分工的有效实施又依赖于头人的集体合作。随着国家力量不断下移至村民的生活中并构成规范性的影响,自然村中的头人与基层干部形成双重权威。至今,传统头人制度依然享有强有力的文化动员资源并努力维持着自身的边界,其作用蕴含在传统文化的脉络之中。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应当有效利用当地民族传统组织而不是将其排斥于村庄治理的范围之外。这样,当地社区会更和谐,基层行政系统也能在低成本情况下获得更高的运作效率。

“舍把”辨证

本文针对《中国历史大辞典》“舍把”词条释文提出不同看法 ,认为舍把作为土司管区土舍及土目中的亲信 ,其活动地域并不超出湖广土区 ,直接管理比峒与村寨范围大得多的旗 ,管理职能上没有湖南、湖北不同的区分 ,担当土差亦无外乎冬围行猎、充当衙役、外出结盟、下乡视察、料理民间词讼、征解秋粮银、列阵出战、节制外来客民等等 ,由此在围占肥田美地、拥有私人豪宅与马匹、享用防苗工食等方面享受不同待遇。其频频参与土司管区重大活动 ,实际上在一定程度架空了土司事权 ,加剧了土司与土民和汉区官府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近古乡村基层催税单位演变的历史逻辑

催征赋税是帝制时期乡村基层管理的主要内容,从具体负责家至户到地向人户催征的基层催税单位的角度出发,考虑到它的规模与实际可操性,将各种重要制度要素前后通贯起来作观察,可以发现从宋初的乡管制到熙丰年间开始形成的乡都制,是帝制国家重组乡村基层社会的一大环节。在乡都制之下,宋廷一直试图将催税乡役的负担均摊到一般民户,从而形成了以二三十人户的结甲制,与百余户的户长/大保长催税制,但均因有其不足而陷入两难困境。经元代的承续,到明初再次重组乡村社会,形成结合两种制度要素的里甲制,终于对自唐末以来基层催税制度的演变做出总结,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