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人为什么造土司的反:王权视角下对清末民国西南边疆的再认识

清末及民国年间川康藏区改土归流之际或之后,头人群体崛起并反对、挤压乃至取代土司是颇为常见的地方军事政治景观。受神性王权理论的启发,基于现有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及地方文史材料,本文指出土司是地方社会认知中的王,而头人则应归为百姓群体,二者属于“陌生人-王权”观念中的外来统治者与土著二元范畴。头人造反是土司制度消亡之际,边疆地区维持社会活力、寻求群体内部完整性和对外独特性的一种尝试。关于王权神圣化的讨论,本文指出土司权力受到多重限制,土司制度已经成为自上而下地容纳、调谐从王朝正统意识形态到边疆社会独特性的容器。这一重新理论化的努力,既回应王权理论中对王权危机约束机制不足的问题,也为理解边疆社会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治理提供历史洞见。

云南孟连土司研究

元代勐卯王室罕叭法率领其部落由勐卯迁徙到孟连,途经西盟与大马撒佤族酋长和亲 结盟,从元代至民国年间孟连土司守土保民,勤守贡职,中央政府一直承认其世袭。从某种意义上说,没 有孟连土司就没有孟连的历史。其在守卫孟连、传播文化,加强中央与地方的政治、经济联系,促进民族 团结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随着傣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司制度必然走向消亡。土司制度 的历史如今仍是中华民族汲取国家统一方略的思想宝库的重要内容。

元明清时期西南土司府衙中的贵族体育研究

土司府衙(宣抚使)即是土司统治集团,又是各少数民族最高统治者的土司贵族,该集体拥有超社会权力,控制着土司区的全部资源,从而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可称为边疆的"土皇帝"。各族土司统治者特权膨胀,为彰显其尊贵身份,凡事都讲求独具一格、高人一等。土司统治者一贯张扬不拘的贵族作风在进行体育活动时也突显了排他性和独享性,因此府衙中土司贵族体育由此产生。

元明清时期甘青地区的土司制

土司制是元明清三代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措施，但由于《明史·土司传》未收甘青地区的土司，导致一些学者误认为甘青地区元、明时尚没有土司，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作者认为元、明、清三代甘青地区不仅有数以百计的土司，前后相承，衔接清楚，有自身形成的条件和特点，而且其建制多有创意。

明清时期土司土官与贵州佛教关系考论——以贵州梵净山地区朗溪蛮夷长官司正长官田氏为例

梵净山是"贵州第一佛教名山"和"中国弥勒菩萨道场"。该山"山连四府",核心地区为五大土司共属之地。本文从梵净山地区现存珍贵的碑刻摩崖和相关文献中,考察贵州朗溪蛮夷长官司正长官田氏在明清两代参与梵净山佛教的重建活动,指出田氏土司一方面对梵净山进行军事统治,一方面大力扶持佛教,借以加强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教化作用;田氏土司不仅有守土安民之功,而且对贵州佛教的兴盛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初土家族地区卫所设置考

对明初明王朝在土家族地区设置卫所的时间、地点、名目等情况进行了逐一考述,第一次描绘出明初土家族地区卫所设置的全景。澄清了一些历史谜团,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指出明初在贵州思州、思南土司境内曾分别设置思州守御千户所和思南守御千户所等。

滥举与滥捕:江苏省禁烟禁毒运动中的保甲长与军警(1934-1937)

1933年,陈果夫主政江苏以后,江苏省政府对烟毒的查禁改放任为统制,要求保甲长和军警进行检举和查挤。不过,由于联保连坐的压力、官员自上而下的纵向压力、硬性指标和数字攀比的横向压力,不仅造成了保甲长的滥举和军警的滥捕现象,还导致了诬告和索诈的盛行。因此,禁烟禁毒运动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

土司的消亡之路:清代赤溪湳洞司改土归流后存废问题再辨

明清时期,贵州东南部的赤溪湳洞长官司,因逼近"生苗地界",所辖地域甚广,其设置、辖区、革废之记载,前后抵牾之处甚多,须要辨明。经考辨,赤溪湳洞司明初有一个"先朝"归附与从征有功合二为一的设置过程,而改土归流之记载,亦仅为康熙二十三年"停止承袭"之讹传。在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行动中,其通过参与"新辟苗疆"立功而再次获得世袭的权力,身份亦由长官司一分为二变为两个土千总。但是,在地方社会实际运行中,仍以"长官司"的名义而非"土千总"的名头行事,土千总只是在官方职官与世袭系统中的表达,赤溪湳洞司则存于地方社会,体现了地方官府基于苗疆治理实际而作出的灵活性制度创造。

丽江木氏土司档案文献评述

丽江木氏土司在统治滇、川、藏纳西族地区的数百年间,形成了内容丰富的碑碣、摩崖、谱 牒、图表、传记、文书、亲供册等,本文择其要者对其载体形式、内容构成、史料价值和某些学术观点 作了评述,希望有助于这一珍贵档案文献的发掘、整理和研究。

明清时期土家族土司花灯歌舞的表现形式

土家族花灯歌舞流行于湘鄂渝黔边邻的土家族聚居区,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土家族文化重要的体现形式。明清土司统治时期是土家族花灯歌舞兴盛时期,由于保存完整而且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因而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土家族土司花灯歌舞在表现形式、表演形态、音乐特征等方面与其它民间歌舞艺术不同,有着自己的特色。

古代西南地区土司军事体育研究

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期间,土司统治者为了抗御外敌,保疆守土,维护其世袭统治地位,采取了军事强国的系列策略。大力推崇军事制度起到了安土保境、巩固政权的作用,促进了民族武术、骑射、板鞋竞技、驭象术等土司军事体育项目的发展。

论彝族土司制度的实施与完善

土司制度贯穿元、明两代。元代全面实行土司制度,边疆民族地区出现了一种"土流并治"的格局。但土司制度在封建王朝统治者心目中,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安抚边疆民族地区的权宜之计。土司制度在明代达到鼎盛时期。明代的土司政权在政治组织形式上已经被纳入了明王朝中央集权的统一管理,而在土司的统治区域内,在政治、经济结构上仍然保留了地方的民族特点。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对西南彝族地区的进一步加强,逐步开始了所谓的"改土归流。"

崇左土司遗存现状及保护利用对策

崇左土司遗存丰富,分布广泛。梳理崇左土司遗存,掌握其保护现状,分析土司遗存保护存在问题,以便在保护与利用中寻求平衡发展。

彝族土司研究回顾与前瞻:2010-2020

彝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彝族土司也是中国土司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彝族土司的研究,有助于深化西南民族史学科的纵深发展。2009年以来,彝族土司研究产出了一批新的成果,在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在通史性著作、研究资料的拓展以及后备人才培养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潞江安抚司通释

潞江安抚司是滇西延续最长的土司政权之一,土司制度的终结是历史的必然。但潞江安抚司的存在,对潞江坝乃至保山地区的发展,以及保持云南边疆领土的完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试从设置沿革、袭位世系、抗日土司、疆域政治、司署遗址和土司后裔等方面阐释潞江安抚司的历史文化。

广西忻城“裁流复土”考略

历史上的广西忻城县在建置方面出现两次罕见现象:一是从唐代初开始建置至明代初的七百余年间,流官管理和土司管理多次反复更迭,在我国地方建置史上极为罕见;二是明代弘治九年(1496年)"裁流复土",至清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长达四百多年忻城都是实行土司制度,这在我国土司制度史上更为罕见。本文拟对忻城县建置沿革、明初"裁流复土"及其背景、"裁流复土"后数百年间忻城土县社会状况略作考究阐述,试图理清这段历史。

杂谷土司考略

学界对“杂谷”一词产生的时间、背景、基本含义等研究甚少,论及杂谷土司的疆域、驻牧地时也往往以偏概全、以点带面,难见其历史的发展脉络和客观真实。本文在研读大量古代文献的基础上,就上述问题进行讨论,以便为深入研究提供借鉴。

明代云南边区土司与西南边疆的变迁

洪武二十一年（1388）始，明政府在今云南边境以外的缅甸大部以及泰国、老挝北部设置了11个宣慰司、1个宣抚司、1个安抚司、6个长官司、1个土府。这些边区土司的设立将相关地区纳入了明朝的统治范围，拓展了中国的西南边疆。这些土司，在设置的历史条件、制度内涵、实施管理方面，均与内地土司存在着不少差异。这些差异是导致明嘉靖以后边区土司体系崩溃、西南边疆萎缩的重要原因。

云南土司制度发展与嬗变的制度分析

历代王朝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自汉代始中央王朝就对该地区采取了一整套特殊的羁縻统治措施，历经魏晋南北朝以及唐宋时期；元实行的是羁縻之治下的土司制度，经明清两朝而不衰，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云南土司制度的嬗递变化，既表现为在元明清时期国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实施政策法令的强制性变迁，也表现为民国时期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渐进的诱致性变迁。

文化变迁的个例分析——清代“改土归流”对黔中苗族文化的影响

清代“改土归流”对西南各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仅以“改土归流”对黔中苗族文化影响为例 ,从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操作、生产组织、生产资料结构、生活习俗等的变迁进行分析 ,认为文化变迁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在变迁中 ,不断吸收、消化外来文化 ,丰富发展本民族文化。而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因子 ,有的因功能的丧失而被淘汰 ,有的功能发生了转向。因此 ,要认识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变迁历程 ,要从多层次、多视角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