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朱南孙从冲任论治不孕症经验介绍

介绍国医大师朱南孙教授从冲任论治不孕症的临床经验。朱南孙教授认为,冲任损伤为不孕的基本病机,虚实两端,实证当疏利冲任,虚证当补益冲任,任通冲盛,则血海蓄溢有常,胎孕乃成。故临证有调经为先、分期论治、疏利冲任之诊疗特色。

朱丹溪传说中的弃儒从医现象研究

弃儒从医现象在我国古代并不少见,尤其是到了元代,这种现象愈发多见。元末“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就是弃儒从医,关于朱丹溪的传说甚多,主要记载于传记、医案、碑刻和文人文集,民众口头讲述也多,迄今不绝。通过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发现,朱丹溪弃儒从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元代社会对儒生的需求减少,对医家的需求不断提升,儒生入仕无门,从医成为他们的谋生手段。儒生与医家的仁爱之心原本相通,亲人罹病不愈、对庸医固方的憎厌则成为朱丹溪走上从医道路的直接原因。儒生从医有利于中医的理论总结和医术提升,对中医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朱良春教授疑难病辨治思路及遣方用药规律浅析

目的:探讨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疑难病辨治思路。方法:收集朱良春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结果: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认为临床辨治疑难病时要四诊合参,谨察病机。痰、瘀、虚三大因素是疑难病病机特点。治疗时要辨证辨病相结合。对疑难病重视燮理阴阳,以调治根本。临证时灵活组方,法活机圆,具有鲜明个性。善用虫药治疗多种疑难病症,归纳虫类药十大功效。根据病情,灵活调整用药剂量。结论:朱老强调疑难病的治疗是需要多方面综合调理,包括情绪的疏导,饮食、起居的宜忌,还包括配合针灸、推拿、足浴、熏洗等疗法。坚持长期治疗,多能收到效果。

国医大师朱良春“旋覆夏麻芍草汤”加减治疗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临床研究

【目的】观察朱良春"旋覆夏麻芍草汤"加减治疗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CVA)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随机、阳性药平行对照的前瞻性研究方法,将符合纳入标准的60例CVA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每组各30例。治疗组给予旋覆夏麻芍草汤加减治疗,对照组给予常规西药治疗(包括布地奈德粉吸入剂吸入和孟鲁司特钠咀嚼片口服治疗),2组疗程均为3个月。观察2组临床疗效、中医证候疗效及随访6个月的复发情况,检测2组治疗前后血清嗜酸性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水平和尿白三烯E4(LTE4)水平。【结果】治疗3个月后,治疗组完成28例,对照组完成27例。临床疗效方面:经符合方案集(PP)分析,治疗组总有效率为89.3%,愈显率为64.3%,对照组总有效率为85.2%,愈显率为51.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中医证候疗效方面:治疗组总有效率为85.7%,控显率为57.1%,对照组总有效率为81.5%,控显率为40.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6个月后,治疗组复发率为8.0%,低于对照组的30.4%,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单项证候疗效方面:治疗组在改善咯痰、咳呕、多汗、舌象异常、下眼睑发青等方面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治疗后,2组血ECP和尿LTE4含量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1),且治疗组在改善血ECP含量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对治疗前后组内尿LTE4含量和血ECP含量进行相关性检测,相关系数r均<0.2,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无相关性(P>0.05)。【结论】"旋覆夏麻芍草汤"加减是治疗小儿CVA的有效方剂,并且有一定的疗效持续性,对改善CVA患儿的咯痰、咳呕、多汗、舌苔花剥、下眼睑发青等效果明显,且无不良反应。其下调CVA患儿异常的LTE4和ECP水平可能是起效途径之一。

寻求真理:朱子对“道心人心”问题的探索

朱子早年注重“十六字传心诀”的后半部分,此时他尚处于自发状态,未能自觉地发展其道心人心思想。中年时的“心说之辩”中,朱子认为“人心”是恶,道心人心之关系等值于天理人欲之关系。其道心人心思想获得独立发展的标志是《答陈同甫第八书》。该书影响极为深远,但其内部尚有一些思想冲突。朱子道心人心思想的晚年定论以《中庸章句·序》和《尚书·大禹谟注》为代表,尤其是前者。

眉山水陆考

苏轼《水陆法像赞》此前被与《眉山水陆》相提并论,但由于资料有限,学界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一直不太清晰。以《水陆法像赞》小引提到的"法云寺法涌禅师善本"为突破点,可推知《水陆法像赞》撰于元祐六年夏秋之间,与苏轼元祐八年为亡妻所设水陆道场无关。根据所见昆明地区两种相关新资料,可知《眉山水陆》又称《龙华水陆仪》,是指南宋绍兴年间张兴运、宝月禅师等人编辑,以杨锷《水陆仪》、祖觉《水陆斋仪》为基础,将苏轼《水陆法像赞》纳入到中、下时仪文中的水陆仪。

清初文化变革与桐城派

清初的文化政策的变化是文学复苏的重要原因,桐城派便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方苞为桐城派的开派首领,在江南日益平静之后,"学行继程朱"成为为文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祈向,再加上从明代尚先秦秦汉古文到尚唐宋八家的文学宗趣转变,复以桐城地域的人文风尚,一个勃勃生机的文学流派桐城派便呼之欲出了。

城市的衰微与画家的去留——后八怪时代的扬州画坛

盛清扬州是当时全国的艺术中心城市,出现了"扬州八怪"等一批富于创新精神、留存于史册的名画家。而随着嘉道之后扬州城市地位的衰微,来往于扬州的外籍画家越来越少,由本籍人士为主体的画家开始活跃于扬州画坛,"扬州八怪"时期曾经具有的开拓性与霸主气也被小城心态下的自足自满所取代,以至绘画上很难以产生出如华喦、郑板桥、金农那样的大家了。

朱熹论《太玄》

本文梳理了《朱子语类》中对《太玄》的评价。朱子基于儒学正统立场,对扬雄的拟《易》之作《太玄》的主要方面都进行了评说。朱子认为扬雄的模仿不足道,《太玄》高处乃是道家之学;其以三起数,失《易》之本义;《太玄》只是在作历,其数零星凑补得可笑,而其卦气有气无朔,是没有道理的;且《太玄》的“爻位”吉凶太笃定,把《易》变动不居之理说死了。总之,朱子认为,扬雄虽费力安排,但《太玄》的内容和形式都不足道。

《朱子语类》词汇特点探略

《朱子语类》叠置着历史上各个时期传承下来的不同历史层次的词语,反映了"言语意义←→语言意义"的动态演变。师生即时问答所用词语具有"文白并用雅俗交融、词语运用灵活多变、词语的联想和形象色彩、注重义理包容释道、南方地域方言色彩"的特点。

以道事君:方孝孺与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

方孝孺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以道事君、以道辅主,这种政治思想在与朱元璋的关系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朱元璋杀掉了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在位的三十多年间虽几次召见却不启用他,方孝孺并不仇怨朱元璋,相反却极力赞扬朱元璋。方孝孺对朱元璋的颂扬,是看到朱元璋所实行的政策中有符合其政治思想的内容。方孝孺对待朱元璋的态度,反映出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典型特征。

《伤寒论》“主证”辨识

《伤寒论》是一部以讨论外感病为主而阐发运用辨证论治方法的著作,书中仲景既示人以规矩,又诲人以技巧。其言精奥,其法简详,其中第101条:"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后世医家或伤寒论注家对此"一证"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对此笔者认为此"一证"定是"主证",其义有二:一为某方所治之证侯;二即某证侯中之主要症状。

释《朱子语类》中的“款”类词

《朱子语类》虽为讲学语录汇编,但文本内容广泛涉及南宋社会生活实际,汇集了众多的社会文化词。其中,反映当时政治文化领域的"款"类同语素词语族,字典辞书大都未加收录,前贤时彦亦较少关注或释义有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以期进一步明晰词义引申机制,为阅读先贤经典和传承传统文化破除语言障碍,亦为辞书编纂提供文本参照。

担当起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责任——“朱子学说与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研讨会综述

以开放、兼容的态度深入研究朱子及儒学,探讨其在思想史、学术史和社会史上的作用,汲取其有益成分,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学术文化的发展,都是有意义的。这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

国医大师朱良春“治未病”思想在痹病临床中的应用探析

[目的]总结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运用“治未病”思想治疗痹病的临证思路。[方法]收集学习朱老治疗痹病的病案,并查阅相关著作和文献,结合朱老对于痹病病因病机的认识,研究其临床常用药物和诊治思路,从痹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过程角度进行阐述,并附医案一则加以佐证。[结果]关于痹病的治疗,朱老注重治病求本,临证时将辨病与辨证紧密结合。在病发之前见微知著,注重避邪扶正,巧用引经药,并将患者临床表现的高危可疑因素与现代医学理化检查指标相结合,做到未病先防;痹病发生之时,针对其病因病机,有效控制风、寒、湿、热、燥、瘀之痹的发展和传变,并遵循脏腑辨治的特点,顺应各脏腑的特点杂合以治,有效遏制五脏痹的进展;在痹病发生后期,用益肾蠲痹丸、蝎蚣胶囊等,将“从肾论治”和“善用虫药”的思维充分发挥,以巩固疗效、防止复发。所举医案患者辨为浊瘀痹,以泄浊化瘀、调益脾肾、蠲痹通络为法,注重祛湿通络药与其他药物的灵活运用,经治后患者多年痼疾告愈。[结论]朱老在痹病的治疗中善于运用“治未病”的学术思想,未病状态加强防护,已病状态注重病症统筹、标本兼顾,根据各阶段的致病特点分别加以辨证施治,其临证思路值得继承和推广,用以指导临床实践。

浅论朱丹溪的医易思想

[目的]研究朱丹溪医学理论中与易学紧密相关的部分,通过医易学视角加深对朱丹溪学术思想的理解,拓宽中医学的研究思路。[方法]结合朱丹溪的经历与时代背景,分析朱丹溪受易学思想影响的原因,并通过分析、整理朱丹溪著作中的医学思想与易学元素,探究朱丹溪核心理论与易学的内在联系,阐述易学参与朱丹溪医学理论构建的方式,从多角度展示朱丹溪的医易思想。[结果]易学对朱丹溪的影响来源于教育、师承与文化环境。朱丹溪熟练运用易学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构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医学理论体系,如"阳有余阴不足论"运用了典型的易学思维,"相火论"与卦爻象关联紧密。朱丹溪在著作中多次引用并应用易学,以易理阐释医理,运用易理于医理之中,利用易理发展了医理。[结论]朱丹溪的医易思想虽尚不成体系,但明显具有后世医易学的雏形,并将医易学运用于临床实践之中,为后世中医医易学的成熟积累了宝贵经验,打下了基础。

喻家兴学:朱九思与华中工学院的崛起(1952-1988)

朱九思曾执掌华中工学院30余载,将一所初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新兴工学院打造成为一所声名远扬的多科综合性大学。经历了临危受命-蓄势待发的初创期、首当其冲-艰难前进的发展前期、休戚与共-不断超越的发展中期以及老骥伏枥-再创辉煌的发展后期,华中工学院在朱九思的领导下,坚持科研是"源",教学是"流";强调综合发展,发挥多科性优势;主动延揽人才,重视师资队伍建设;积极优化环境,建设完备校园资源;探索拓宽口径,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这些办学实践与改革,使华中工学院抓牢了发展机遇、增强了综合实力,得以迅速崛起,与国内外一流大学比肩。朱九思之喻家兴学丰富的价值意涵为我国现代大学的发展与改革提供了有益启迪。

朱丹溪耳鸣、耳聋证治思想探究

[目的]探讨朱丹溪对耳鸣、耳聋的辨治特色,以期为临床诊治本病提供有益思路。[方法]分析朱丹溪系列书籍中有关耳鸣、耳聋的相关条文,总结其从虚实两端、内外合邪、气血痰郁及内治外治等方面的辨治方法。[结果]朱丹溪强调"耳鸣、耳聋属火",认为本病证型包括虚火、实火虚实两端。以"气血痰郁"为纲辨治,认为少阳、厥阴气郁化火挟痰为本病实证最常见的发病因素;少阴元气、精血亏损、相火妄动为本病虚证最多见的致病因素;正虚邪壅为本病发病的基本病机,四时邪气乘虚而入或致七情郁结生痰化火,从而诱发或加重耳鸣耳聋。临证"脉症相参,详察病机",实证善用清、开、消、通、汗、补诸法助"行气活血解郁,清热祛痰通窍",虚证善于补中兼缓、兼升、兼降,"阴血亏虚,相火妄动,四物为本;元气亏虚,相火妄动,温存以养",并用"内治为主,兼容外治"等辨治方法。[结论]朱丹溪认为耳鸣、耳聋多为郁火挟痰之实证或气血不足、相火妄动之虚证,实证以行气活血解郁、清热祛痰通窍立法,虚证通过补血养阴或温补助阳之法以降虚火,其辨治思想具备临床价值。

朱子理学“一贯”的隐喻性意象图式——“理一分殊”的认知诠释

在"理一分殊"的理学体系中,"一贯"指世上一切(万殊)由一理贯穿,这体现在知和行的实践中。自认知角度看,"一贯"有三个最基本的意象图式:连接图式、容器图式、路径图式。这三个图式互相叠加,形成更复杂的串联关系、发散关系和聚合关系。这些图式隐喻性地赋予"一贯"动态的、结构的、条理性的特点,帮助我们理解"理"与世界的关系。"一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心。"一贯"在不同空间内所贯穿路径的曲折变化反映了理在不同事物内的特殊性。"一贯"的意象图式说明在理学思维内世界是空间网络状的结构存在,其视角同时兼顾整体和局部。

朱子哲学当代诠释方法论之反思——从“继别为宗”到“横摄归纵”

本文旨在针对牟宗三对于朱子学所提出的独特论点,提出反省批评,并经由方法论的深层反省,指出此中所含"逆格义"的诠释限制,进而对朱子学提出一更恰当的可能诠释与重建。首先,简要阐释"继别为宗"的意义,并指出这宗法性的分判本身的限制何在,在方法论上将有如何之限制,并深入朱子的相关文献,对比诠释,指出所谓"本质工夫"与"助缘工夫"之区别,及其在诠释上的缺陷何在。再次,以朱子的《格物补传》为核心,指出它仍归本于"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大传统,其并非"静涵静摄的横摄系统",而是"横摄归纵的系统"。换言之,朱子学仍是孟子学,只是它开启了孟子学的道德理智主义一脉,而不同于阳明学的主意主义。朱子为横摄归纵的系统,而阳明则为纵贯横推的系统。牟宗三关于朱子阳明的根本分判是可争议的。朱子学一方面强调"格物穷理",但另一方面则强调"涵养主敬",此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其中隐含一"知识"与"道德"的辩证性结构。这可以说是由"识别于物"而"知止于心",最后则"明通于道",从知识的横摄到归溯于存有之源,即此存有之源即是道德之源。借此进一步反思学术社群、诠释权力及学问系统之诸多问题,以朱子学为焦点,指出该跨越当代新儒学的限制,而进入一个崭新的诠释时代,中国哲学之发展将有新的可能,朱子学亦当有一恰当而妥贴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