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合虚与气,有性之名”义释

张载“合虚与气,有性之名”一语中的“合”并非语言层面的合而言之,而是合而为一;其“虚”亦不可理解为太虚,而是“天德”。“天德”即天性,“合虚与气”即天性之在人、物。“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意为天性必须落实于人、物方可呈现,方可以“性”名之。整体而言,“四有句”中的天、道、性、心构成了一个天人贯通的整体。

论人与天地相参理论内涵及其实现路径

《黄帝内经》中将对人的研究置于天地之间,以五神脏为中心,将“阴阳五行”作为桥梁,将人的生物性、社会性与天地自然规律相参照、相呼应,构建出天人一体化的整体观思维。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便能实现“人与天地相参”。在“人与天地相参”理论指导下趋利避害、在中医临证中“三因制宜”,可以让人们获益最大。

张载论性——兼论牟宗三对张载性论的阐释

张载认为,性可以从体、用两方面来理解。体之性是太虚之气所具有的“虚而神”的本性,是万物统一的根源、变化的动力,表现为神妙不测的变化性能;用之性是太虚之气所具有的大化流行之妙用,表现为天道流行过程。人之性是体之性、用之性在人伦社会中的呈现,可区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纯粹至善的,气质之性是恶的来源。人性修养的目的就是要根除气质之恶,复归纯粹至善的天地之性。要回归天地之性,使天地之性统率气质之性,既要“继善成性”,又要“变化气质”。

先秦“天人合一”思想形成之路径

距今8000年前后,人们用以地方为模型,以太阳运行为参照的“天地合一”方式给“天地定位”,开启了对天地关系的认识和利用。早期农耕先民形成因为农作种植的天地关联紧密性合一认识,约距今7000年始,为向天地求农作物收成,形成合祭天地鬼神与天地或巫为中介交通天地神祇、或祈祷物质性天地气交等的巫术和祭仪。距今约6000年后,分层社会的最高权贵——酋长开始对天神与天加以政治利用。为强化权威统治操弄,出现了将其始祖神与天相比并的配天礼仪。良渚早期国家人王为了威权统治操弄,将其始祖神与天神合一并奉为至上神;殷商传承人王则将其始祖神与天神合一的至上神上升到了“帝”的崇拜;西周初,因为政治理性的进步,出现了所谓德性“天人合一”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人的主体意识觉醒,自然性的“天人合一”思想开始出现。

袁青基于三才思想应用调神针法治疗失眠经验介绍

介绍袁青教授基于三才思想指导应用调神针法治疗失眠的临床经验。袁青教授认为,治疗失眠宜将三才思想与治神调神结合,在调节一身整体阴阳的同时,突出对神的调治,使阴阳协调,使形神合一。诸法有五:一者,组方选穴,调节元神常用穴组有四神针、智三针、脑三针;调节心神常用穴组为手智针。二者,针刺手法,有补法、泻法、导法之别。三者,针以调神,灸以温通,因才(天地人三才)施灸。四者,宜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施治。五者,治疗后调摄,须形神共养,以全天时地利人和。

论“生态理念”在儒家经典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将自然生态现象赋予道德内涵和哲学意蕴,归纳总结其规律,以此为依据颁行礼乐、建章立制、治国理政,诠释、指导和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此为儒家经典哲学思想的重要特征和存在意义。其理路在于,首先界定天地本质:“天地之大德曰生”;其次提出“大人”即圣贤君王的标准:“与天地合其德”;再次奠定圣贤君王治理天下的法理基础:“天工人代”。探求此思想的逻辑本源可见,儒家经典哲学思想和由此形成的国家治理模式,是建立在生生不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自然生态良好的基础之上,显现出传统生态理念卓越的前瞻性与综合整体思想观念,与当代社会提出的“生态良好”“永续发展”理念具有高度契合之处。同时,儒家生态智慧,需要实现现代转型,方能有助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

“天人地三才”配穴针刺联合西药治疗原发性失眠的效果分析

目的:探讨“天人地三才”配穴针刺法联合西药治疗原发性失眠的效果。方法:选取2020年6月—2022年4月新户中心卫生院收治的116例原发性失眠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西药组和三才配穴组,各58例。西药组给予常规西药治疗,三才配穴组在西药组基础上给予“天人地三才”配穴针刺法治疗,比较两组治疗效果。结果:治疗后,三才配穴组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障碍评分及总分均低于西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三才配穴组中医主证评分、次证评分和总积分均低于西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才配穴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西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天人地三才”配穴针刺法联合西药对原发性失眠患者睡眠质量、中医证候的改善效果显著,可提升治疗效果,临床应用价值较高。

三才针法联合猪苓汤治疗水热互结型神经源性膀胱临床研究

目的:观察三才针法联合猪苓汤治疗水热互结型神经源性膀胱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许昌市中心医院治疗的水热互结型神经源性膀胱患者20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100例。两组患者均给予基础治疗,对照组另给予三才针法治疗,治疗组另给予三才针法联合猪苓汤治疗。观察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排尿状况及治疗前后尿流动力学指标、生活质量评分变化情况。结果:治疗组治疗后最大膀胱容量、膀胱排尿压力及最大排尿量均高于对照组,残余尿量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治疗后活动能力、自理能力、心理情绪、社会功能以及精力等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每日排尿次数以及尿失禁次数低于对照组,单次排尿量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有效率为75.00%,治疗组有效率为90.00%,治疗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三才针法联合猪苓汤治疗神经源性膀胱,能够有效改善患者尿流动力学指标,提高生活质量,提高临床疗效,改善尿失禁情况。

张载“性二元论”的思想渊源及其当代启示

张载提出“性二元论”是儒家人性论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学界对该论的思想来源争议较大,有道教说和佛教说的分歧。实际上,张载“性二元论”受到了禅宗大师圭峰宗密对立思维形式的影响,与道教并无关系。宗密认为人在身心结合之前,“真心”是“清净不染”的,然一旦“禀气受质”后,此“心”就受染了,从而遮蔽了本有的“清净”,这是一种先天与后天、本然与非本然之对立统一的思维形式。张载在此基础上对孟子性善论、王充与孔颖达“气稟”论、胡瑗的“天地之性”和传统“气质”观等思想进行综合创新,最终提出了“性二元论”。道教徒“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说法恰是受张载的影响,而不是相反。

基于“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式的四川湿热病证易感性成因探讨

近年来湿热致病逐渐引起医家们的重视,同时也是广大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科技工作者的研究热点。笔者在临床实践中,观察发现湿热邪气是四川地区最重要的致病因素,四川人罹患湿热病证的机率也明显高于其他病证,四川地区对湿热病证具有高度易感性。笔者立足"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式探索、总结四川人易感湿热病证的成因,为进一步制定四川人湿热病证防治对策提供研究基础。

是“天人合一”还是“天、地、人”三才——兼论儒家环境哲学的基本构架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流行把儒家的基本思想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归结为"天人合一",并常常把"天人合一"的源头归结于《易经》。其实考诸中国思想史,把儒家的基本思想总结为"天人合一",特别是把"天人合一"的来源归结于《易经》的说法并不准确,是一种误导。《易经》的"天、地、人"三才思想较之于"天人合一"更为符合儒家思想的本旨。在儒家三才和谐的理念中,天、地、人三者各自都有自身的功能与价值。身为三才和谐结构中的积极参与者,人类拥有促进与维持宇宙和谐的重要责任。就环境哲学而言,儒家的"三才"说既不是"环境保护主义",也不是"自然保护主义",而且相对于大地伦理学与深层生态学等西方的整体性环境哲学而言,儒家整体性的环境哲学赋予人类在宇宙间以一个更崇高的地位和责任。

“天、地、人”的权衡与平衡——论中国古代“三元”并进的城市规划思想

对中国古代城市的演变史与规划思想进行了梳理和归纳,提出古代城市规划思想根源于中国文化,中国本土文化和实践形塑了古代城市规划的传统,还提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存在"天、地、人"三元制衡,分别以此为框架形成"以天为本"、"以地为本"、"以人为本"的并进的三条思想主线。中国本土城市规划思想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以"王权"为中心,二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三是对自然的崇拜;而此三特征则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人"三元制衡与演化的不同结果。最后提出"回归本土"将是当下城乡规划应对城市发展危机的一条可选道路。

论《易传》的和合思想

《易传》和合思想的核心是阴阳的对立统一,阴阳和合的最高境界是人与天地合德,是"天人合一"。其和合思想特征有四:一是主张阴阳尊卑有序的和合;二是认识到了事物阴阳和合的多样性并主张容纳多样性;三是认识到了事物阴阳和合的两端而主张追求中道,中道是阴阳和合的主要表现形式;四是认识到了事物阴阳的和合与不和合是并存的、互相转化的。认识和合,目的为追求人与天地合德;认识不和合,目的为居安思危,提高忧患意识。

《易传》宇宙生成论的建构——《易传》天人合一哲学体系的基本理论前提

《易传》所辟创的天人之学,确立的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对后世易学及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易传》天人合一哲学体系的得以确立,首先依赖于其宇宙生成论的建构。《易传》的宇宙生成论,既是其天人合一哲学体系得以创立的基本理论前提,也是其天人合一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本体论形上学的基本出发点与立足点。因此,探讨《易传》的宇宙生成论,对于加深认识其完整的哲学体系,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易传》的宇宙生成理论,概括起来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宇宙本根于"太极",二是太极衍化为天地,三是天地气化生万物。

稷下黄老新学与中医理论的本质特征

战国中后期齐国官办的稷下学宫,汇集道、法、儒、墨、名、阴阳、农、兵等众家学派,展开面对面的学术交流,进行百家争鸣,诞生了采众家之长的稷下黄老新学。创立了“天、地、人”一体的理论体系,形成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影响了当时各家思想并积淀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黄帝内经》将“天、地、人”一体观纳入理论框架,汲取“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铸就了中医学的学术本质。

《周易》自然哲学与生命实践

《周易》蕴涵的自然哲学思想,可谓是一种以生命为隐喻,宇宙论、本体论、价值论统一的生成哲学,它基于道德实践与认识实践统一的生命实践。文章根据《周易》"经"、"传"本身之内涵,按现代哲学表述方法,从源于道德之宇宙论,三才圆通之本体论,知行不二之实践论,生成整体之方法论等方面,阐明中国式自然哲学的特性与意义。指出正是这种独特的自然哲学,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化超越的价值之源,为中国古代科学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而且应在21世纪伟大历史转型和中西对话中,共同创造人类不同文化"殊途同归"、"和而不同"的世界生成之序。

天人合道——老子天道、地道、人道思想的整体性与统一性

老子以独特的"天人合道"回答了先秦天人关系的时代主题,道体向下体现为天道原则、地道原则和人道原则,此即三者的整体性;老子将自然、无为原则贯彻天道、地道和人道过程始终,此即三者的统一性。

从先秦两汉艺术品装饰题材看天地人神关系的演变

因史前原始社会先民对自然物的万物有灵观、对某些特定动物的图腾崇拜而初步形成天地人神的概念,商用时期强化了天地人神闻的关系,随着春秋战国时期人类自身认识的觉醒,以至于在两汉时期达到了天地神人关系的完善。这表明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乃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

先秦儒家的生态哲学观——以“天人合一”及“天、地、人三才”观为致思论域

先秦"天人合一"说的解读,当有两大值得注意的向度:一是形上本体论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可称为本体论的生态哲学思想;再即形下现象学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可称为伦理化的生态哲学思想。本体论的"天"具有无尽的创造活力,也是一切价值的宇宙论根源。在天道生生不已的创造力量的涵盖下,可说一切存在都在变化着的活动之中,离开了变化着的活动便难有什么存在,即使人的创造性活动也必须植根于天地之中,不能脱离天地变为了无生气的存在。因此,不仅人与天不能二,终极性的天道可以与现实人生合为一体,即人作为天地间最有自觉精神的主体,也构成了"天、地、人三才"之道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人的伟大在于人能参赞天地之化育,尊重一切生命存在的价值,促进宇宙秩序的和谐,实现"裁成""辅相"的生命创造活动。可见今天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传统"天人合一"及"天、地、人三才"说,仍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学理依据,丰富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精神思想资源。

“所以然”与“所当然”如何统一——从朱子对存在与价值问题的觧决看中西哲学之异同

朱熹用“所以然”与“所当然”这两个概念表达了儒学中“存在”与“价值”问题,既区分了两者的不同意义,又将两者完全统一起来。“所以然”与“所当然”的统一关系,是在“理”的基本涵义展开的过程中实现的。整体论的要素分析和生命论的类比综合,是朱熹将“所以然”与“所当然”统一起来的重要方法。朱熹关于“天地之心”与“人心”的关系是生命目的性的关系。“理”是“所以然”之“生理”,而“生理”之中潜在地包涵着“所当然”之“仁理”,“生即仁”是对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辨证式表述,是“所以然”与“所当然”亦即存在与价值何以能统一的基础。朱子哲学是“前现代”的,但其价值则是“超现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