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英雄行为与信息来源对消费者企业评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企业英雄行为是指企业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敢于牺牲自我的行为。当企业作出英雄行为时,本应得到消费者支持,然而在现实中却可能招致消费者质疑。本文从信息沟通视角,指出当企业进行沟通时,应注意企业英雄行为(高程度vs.低程度)与信息来源(企业信源vs.中立信源)的匹配,从而降低消费者质疑,提升企业英雄行为对消费者企业评价的影响。通过两个情景实验研究发现:对于高程度企业英雄行为,中立信源对消费者企业评价更加积极;对于低程度企业英雄行为,无论哪种信息来源对消费者企业评价均无显著差异,消费者信任中介上述关系。此外,本文还发现企业英雄行为历史具有调节作用。对于高程度企业英雄行为,在短期企业英雄行为历史下,企业采取中立信源对消费者企业评价更加积极;但是在长期企业英雄行为历史下,无论采取中立信源或企业信源,均能产生积极的消费者企业评价。本文不仅丰富了企业英雄行为的相关研究,也为企业英雄行为的信息沟通提供了实践启示。

危机情境下的亲社会行为:求偶动机对危机救助意愿的影响

危机救助指冒着生命危险去保护和拯救他人,这种行为多见于男性,但无法用进化论的个体选择观点解释。本研究基于进化心理学中代价信号理论,探索启动求偶动机对个体在危机情境下的冒险救助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启动择偶动机会导致男性的危机救助意愿上升;而女性的危机救助意愿则在启动择偶动机后下降。这一结果支持如下观点:男性在危机情境下冒险救助的行为是一种代价信号行为,具有为吸引异性这一目标服务的功能。

战争与道德记忆

军事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是战争道德记忆。战争是人类难以彻底医治的伤痛,但也给人类留下了大量战争道德记忆。探究战争中的道德记忆,不是要为战争进行道德辩护,更不是要美化战争留给我们的道德记忆,而是要论证战争与道德记忆的紧密关联性,并且推动人们从伦理的角度深刻认识战争的内涵、本质和特征。战争道德记忆具有双面性。由战争催生的善多种多样,由战争产生的恶也五花八门,因此,战争道德记忆是一副善恶交织的图景。

论我国民事救助义务的确立

民事救助义务是民事作为义务的一种,大陆法系国家有明确且一般性的民事救助义务立法,英美法系虽然坚持无救助义务规则,却承认了越来越多民事救助义务的例外情形。随着见死不救的案件逐渐引起社会的关注,我国对民事救助义务的立法成为一种社会需求,但是将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还应当借助救助者与被救助者的关系类型以及救助行为的合理性等因素来限制民事救助义务的范围。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要素之认定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作为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增设的风尚犯,认定其犯罪构成要素过程须慎之又慎,预防因法益虚化所带来的刑法风险。在法教义学视角下,该罪中的保护对象“英雄烈士”应通过解释方法将“英雄”定位为修饰词,将“烈士”定位为实义词,整体理解为“英勇的烈士”。另外,该罪的直接法益是尊重英雄烈士的善良风俗,其辐射法益为民众对英雄烈士的虔敬情感及党和政府的历史根基、公信力等公共利益,由此也排除了寻衅滋事罪的适用。在厘清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属性定位和坚守集体法益原则的立场上,将行为方式内容限制于侮辱、诽谤和侵害“评定英雄烈士的相关事迹”和“英雄烈士人身品格”。通过对该罪保护对象、行为方式、行为内容等要素的认定,既可以体现实质刑法的精神,又可缩小犯罪圈,有效地汇聚司法力量保护英雄烈士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