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经济约束下的动态最优税负——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实证

隐性经济活动因其逃避税收监管而对宏观税负产生影响。隐性经济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与监察的遗漏项,客观上起到了减税的作用。在隐性经济影响下,现实经济动态的非均衡性决定了最优税负也是时变的,并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税负水平使经济增长最大化;最优税负是判断现实宏观税负高低的标准,当前税收并非我国经济增长的消减因素,说明宏观税负整体上是合适的。隐性经济领域是潜在的税源,结构性减税在考虑不同产业、不同部门之间税收平衡的同时,更应关注已观测经济与隐性经济税收负担的公平性。

论刑法漏洞——以偷税罪立法为视角

刑法漏洞有明显漏洞与隐含漏洞之分。司法过程中不能对明显漏洞进行补充,但却可以对隐含漏洞进行补充。学界所认为的偷税罪立法中的漏洞经过法律解释后,其实并非刑法漏洞。

论刑法漏洞——以偷税罪立法为视角

刑法漏洞有明显漏洞与隐含漏洞之分。刑事司法过程中不能对明显漏洞进行补充,但却可以对隐含漏洞进行补充。学界所认为的偷税罪立法中的漏洞经过法律解释后,其实并非刑法漏洞。

分税制背景下央地财政分配关系的“隐性博弈”问题分析

剖析现阶段蔓延于我国央地财政关系实际运行中的"隐性博弈"现象:相对于形式规范、互动行为模式稳定和程序正常的博弈而言,利益主体以非规范、非程序和模糊性等策略追求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一种特殊形式进行的博弈。文章基于制度——行为分析框架解释了这一博弈现象的生成机制,提出在特定的制度情境下治理这种隐性博弈,应该在对地方利益诉求"同情地理解"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分税制制度,充分重视发挥非正式规则体系的作用。

税制调整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效应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2012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首次在引入广义熵指数并考虑居民隐性收入的基础上研究了2011年税制调整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此次税制调整对个税再分配效应的总体影响不明确,但从结构上看个税"调节高收入"的效果显著改进,且收入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的家庭受益最大。文章最后建议从结构层面细化个人所得税再分配功能的定位,从而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在我国再分配政策体系中的作用。

个人所得税逃税、隐性就业及其治理

课征个人所得税会影响劳动力的供给。一般来说,累进所得税会减少劳动供给,使劳动者实际收入降低,因此个人所得税逃税现象相当普遍。低报所得以非法逃税面临高稽查率和罚款率,故转向地下经济活动通过隐性就业方式间接逃税是理性个人的必然选择。但是,这会给经济的正常运行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根据劳动者选择以隐性就业方式逃税的经济机理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以治理所得税逃税和隐性就业。

中国存款准备金制度评估及其上限标准探讨

存款准备金率作为重要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在中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调控中越来越常态化,其制度内生动力在于隐性税收。存款准备金率的运用显著降低了货币政策的调控成本,且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大幅降低外汇占款对冲成本。其调整上限为存贷款利率之差与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利率之差的商,虽然目前未触及上限,但未来存款准备金率持续上升将缩小调整的空间。

我国税收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的隐性原因透析——兼论国家税务总局对原因的解释

近年来,围绕税收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的争论,学界、税务部门、普通民众各执己见,众说纷纭。在税收超常增长的原因上,国家税务总局的官方解释有其一定的权威性和科学性,但远非全面,忽略了重要的深层次隐性因素。事实上,1997-2007年的数据验证分析在总体支持国家税务总局给出的原因解释的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不合理的税收计划和税负加重是导致税收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的主要隐性原因。

我国中部农村农民负担现状及治理

近年来我国中部农村全面推行的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目前的税费改革还有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农民负担问题还很严重。据此,在对中部农村农民负担现状作一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中部农村减轻农民负担的对策建议:一是严格执行减负政策,认真查处农负案件,实行问责制;二是建立和完善农民负担目标考核制度;三是加强对涉农价格公示制的管理;四是进一步加强对村级"一事一议"收费的规范管理;五是加快配套措施改革,减轻乡、村两级经费压力;六是采取有效措施,化解乡村债务;七是探索农民负担监管新机制等。

基于修正现金比率模型的中国隐性经济税收流失规模测算

近年来,中国的隐性经济备受关注,由其造成的税收流失也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文章对现金比率模型进行科学修正,测算了1990-2016年中国的隐性经济规模,进而计算出在此期间中国的隐性经济税收流失规模。测算结果显示:1990-2016年中国的隐性经济规模介于19.09%-60.05%之间,相应的隐性经济税收流失规模介于16.03%-37.52%之间。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隐性经济及其导致的税收流失规模整体呈下降趋势,但2015年和2016年有上升趋势,需要对其加以遏制。据此,文章从隐性经济角度提出了减少隐性经济税收流失的政策建议。

中国传统社会"二隐"的成因及影响探微

为保障赋役秩序的正常运行,历代政府清查隐户,实田度地,但并未从根本上禁绝隐田与隐户问题,隐田隐户与赋役体制本身存在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促进了传统赋役体制的自我调适及自我完善,从一个全新的视角高度反映了历史的变迁历程。

国际贸易中隐含碳与碳关税、碳税征收之探析

碳税作为另一法律新理念,其与碳关税有何关系,碳关税的征收是否合法,并且国际贸易中隐含碳问题的存在又会对二者产生何种影响,文章就上述问题结合国际时政和学术理论,阐述见解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帐外帐”的税务检查

近年来,从税务检查部门查处的涉税违法案件的总体情况看,设置“帐外帐”、搞帐外经营已成为偷税的主要形式之一。如何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帐外帐”偷税的违法规律,研究“帐外帐”的税务检查方法,积极寻求治理对策成为税务检查部门的当务之急。

中国各地区隐性经济的规模、原因和影响

本文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应用MIMIC模型度量了1998—2007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隐性经济规模。在MIMIC模型中,以税收负担、居民收入、失业率、政府管制和自我就业率作为隐性经济的原因变量,以实际GDP增长率、劳动力参与率作为隐性经济的指标变量,研究发现,税收负担、失业率与隐性经济显著正相关,而居民收入、政府管制、自我就业率则与隐性经济显著负相关,它们是影响隐性经济的主要因素。本文还发现,隐性经济对官方经济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隐性经济与劳动力参与率显著负相关,即随着隐性经济的发展,使部分劳动者从官方经济部门进入到隐性经济部门。度量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市区平均隐性经济规模在1998—2007年期间介于10.5%—14.6%之间,且呈逐年缓慢上升的趋势。

税收负担、税制结构对地区隐性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

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是影响隐性经济活动的主要因素。采用微观收支差异法,测算1998-2014年我国30个地区的隐性经济规模;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税收负担与地区隐性经济规模之间存在显著而稳健的"倒U型"关系,进而对"维克尔曲线"进行了新的修正;同时还发现,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占比的提高以及税收征管效率的提升,显著抑制了地区隐性经济规模;而营业税占比的提高,则导致了地区隐性经济规模的扩大。因此,遵循改革税制和稳定税负的基本原则,保持当前总体税收负担的基本稳定,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增强税收治理能力,以抑制隐性经济规模的过度扩张。

金融业增值税改革的困境

金融服务的隐性收费问题是当下金融业增值税改革的技术困境,不过金融业与增值税难以兼容的诸多特性才是两者产生问题的深层根源。尽管国际上对金融业增值税处理模式存在不同的实践尝试和理论探索,但各有优劣,难以简单适用。因此,中国的金融业增值税改革需要结合本国财税体制和金融行业的特殊国情,在时机尚不成熟时不宜操之过急,目前应当保持审慎的态度抉择今后金融业增值税改革的思路和方向。

晚清浙江清赋中的土俗亩、藏等亩与土地面积落实——以《同治兰溪鱼鳞图册》为中心

学界一般认为土俗亩与国家标准亩制差异很大,且各地土俗亩的计量方法不一,致使亩制混乱,进而普遍怀疑历代地籍上所载土地面积的可信性。遗存至今的746册《同治兰溪鱼鳞图册》,是晚清浙江攒造鱼鳞图册的样本。我们对其仔细研究后,发现其中土俗亩与国家标准亩制是一致的,鱼鳞图册所登记的土地面积有效且可信。在赋役征收中的各类折亩行为,不一定反映在鱼鳞图册中,往往只是赋役征收的一种操作方法。而兰溪有一种很特别的纳税亩,即“藏等亩”,是以最低等则的田作为国家标准亩制的准绳,往后每上升一级等则,则按该等则的固定增亩比例进行增亩,目的是恢复赋役原额,因其增亩藏于用印章标示的等则中,故称之为“藏等亩”。兰溪的藏等亩完全有效地落实到了赋役征收和民间日常生活中,是兰溪县官民都认可的“真实面积”。

实行单一个人所得税制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吗——基于2012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模拟分析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2012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在对隐性收入进行近似测算的基础上,对实行单一个人所得税制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的影响进行了模拟分析。综合运用基尼系数、广义熵指数和中位数相对极化指数等指标进行测算的结果表明:若税率水平适当,单一个人所得税制虽将减弱个人所得税对于高收入群体的均等化效应,总体均等化效应却比当前分类税制及分类综合、综合等其他税制类型更强,也更有助于抑制两极分化。本文强调了隐性收入和居民收入结构对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的重要影响,提出应在税制改革的总体框架下审慎考虑我国实施单一税制的可行性和时机。